特稿：谁拖垮了“红顶商人”荣智健？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1951年4月19日，被解职后的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时，已经是71岁的花甲老人

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与荣智健同时递交辞呈的，还有与荣智健一起开创中信泰富的创业元老——— 61岁的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一对老搭档的联袂退出，标志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终结，接任者是53岁的母公司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

荣智健辞职后，甚至于有外电猜测，此事可能令荣智健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此外，被视为荣氏产业的主要继承人的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目前担任公司董事)也传出可能辞职的消息。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指出，对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第一，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法规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第二，在弄清事实做出处理后，要认真吸取教训。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

作为企业家群体中最特殊的一位，红色资本家荣智健及其所代表的荣氏家族的命运，成为大众最关注的问题(远远高于中信泰富公司的命运)。现在下结论说荣智健将退出商业舞台，显然为时过早；说荣智健的辞职意味着“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再次被验证，荣氏家族将从此走向没落更是无稽之谈；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作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智健已经成为历史。而这，也许正是荣智健在辞职信上签名时最为伤感的地方。

一直以来，荣智健都是戴着“镣铐”的商场舞者。“红色资本家”的身份，为其提供了远较他人奢华的舞台；而荣智健又想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身努力的成果。荣智健不惜违背“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祖训，大肆进行金融投机。遗憾的是，一场豪赌，让荣智健30年的打拼成果几乎化为乌有。命乎运乎，性格使然！

做多澳元折戟“止赚不止蚀”的合同

中信泰富的业务涉及航空、地产、钢铁、发电等众多领域，尽管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中信泰富的这些业务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伤害。真正给中信泰富致命一击的，是其在澳元上的衍生品投资。

2006年3月，中信泰富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Sino-Iron和 BalmoralIron的全部股权。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到2010年的资本开支中澳元需求为16亿，外加每年的营运开支约10 亿澳元，项目为期25年。

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前几年澳元兑美元一直在大幅升值)，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间，中信泰富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其中澳元合约占最大比重，中信泰富实际上最终持有90亿澳元，炒汇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根据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合约自动终止。但如果该汇率低于0.87,却不能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2倍或多倍接货，即放大损失。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一合约的特点是 “止赚不止蚀”，也就是说，澳元继续升值，中信泰富最多可赚5350万美元；而如果澳元大幅贬值，则亏损是个无底洞。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做多澳元。

金融海啸的爆发，让澳元急遽贬值。2008年10月20日发布巨亏公告日，澳元兑美元仅为0.7,依据相关汇率计算，公告日预计的总亏损约为 155亿港元，如果主要控股股东中信集团不是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陷入破产境地。最终在2008年12月，中信泰富以亏损91亿港元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诡异的投机。

至于中信泰富为何要赌徒式地签署这样明显不公平的协议做多澳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谜，有待司法机关查明真相，或者会成为永远的谜团。

吊诡的是，中信泰富早于9月7日，已获悉该公司因进行杠杆外汇买卖合约导致巨额亏损，但董事局一直未向公众披露，直到一个半月后，公司市值损失过半时才作公布。而就在这段时间，资本市场上中信泰富的沽空规模忽然急剧上涨，甚至是出事前的十几倍。该公司股价9月5日报收于24.9港元，其后股价逐步跌至14.52港元。巨亏事件公布后，股价最低跌至3.66元，沽空者获利众多，而中小股民则损失惨重。

事后荣智健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对于这项投资他事先并不知情，是财务部门绕过他所做的决定，而财务部门的两位负责人也最早被“问责”(前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辞职)。不过，荣智健的女儿、原财务主管荣明方则只被降职，并没有离开公司。荣智健还否认张立宪为“替罪羊”之说。荣智健在发布会上曾表示，他本人对有关外汇衍生品的投资决定“不知情”，“这是他(张立宪)自作主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

警方介入调查“红顶商人”黯淡逊位

针对中信泰富的“澳元门”事件，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开始正式介入调查。香港证券交易所22日也表示，暂时收到约10宗有关中信泰富投诉，该所会跟进有关投诉。

为了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暂时离任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主席、收购上诉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当然委员，以及港交所董事等多个职位，以避免任何或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为了应对困局，中信泰富在10月21日深夜紧急宣布拟出售子公司大昌行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以获取部分资金。在自救的同时，荣智健没有忘记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在紧急处理完一些燃眉之急后，荣智健迅即飞往北京，向中信集团求援。关键时刻，中信集团再次伸手，决定向中信泰富注资15亿美元用于重组外汇合同的部分债务义务。中信泰富也随即终止出售大昌行。在获得中信集团的援手之后，中信泰富终于缓过来一口气。

在中信泰富积极解困的同时，证监部门对中信泰富的调查也在不断深入。2009年1月2日公布公告称，17位董事正接受证监部门调查，包括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七位执行董事和七位非执行董事。不过，被认为是事件中的三位关键人物，包括荣智健爱女前财务主管荣明方、因事件遭解雇的前财务董事张立宪及前财务总监周志贤，均不在调查名单内。

3月25日，中信泰富公布2008年业绩。年报显示，2008年，中信泰富税后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26亿港元，其中，外汇合同所导致的变现及市场公允值的税后亏损为146亿港元。如果剔除该项亏损，则去年可以取得税后溢利19亿港元。

“这是中信泰富成立19年来第一次亏损。”当满头银发的荣智健沉重地说道出这个事实时，据说当时整个发布会现场顿时陷入了沉静。荣智健强调：“ 我还没有想过退休。是否继续担任董事长，或者是否辞职，那还是由董事局来决定吧。”对于2009年，荣智健表示，仍有信心在2009年扭亏为盈，但盈利幅度难以预测。

凭借荣智健“红顶商人”的背景，加上中信集团的鼎立支持，业界普遍认为，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到此应该会打上个句号。荣智健在年报发布会上的表态，似乎也在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

然而，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于当天根据一项搜查令对中信泰富总部———中信大厦进行突击调查，调查公司是否有董事作出虚假陈述，以及串谋欺诈的违规行为，使得事件陡然升级。

600万港元起家借不断的资本运作成为首富

荣智健是荣毅仁唯一的儿子，凭借荣氏家族在中国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荣智健可谓衔玉而生。

上世纪50年代末，当全中国还处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候，刚刚16岁的荣智健却表现出一个世家子弟的“风范”。此后荣智健上大学，然后是8年的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等等基层工作，1972年返回北京。

荣智健真正开始自己的商海生涯，始于1978年。是年6月，荣智健辞别父母，只身来到香港，加盟其堂兄弟荣智鑫、荣智谦于1963年创办的爱卡电子。凭借父亲解放前在香港一家企业投资的股息收入600万港元，荣智健在香港起家。经过一系列的投资，截至1984年，荣智健的财富已增至4亿多港元。

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始了荣智健“红色资本家”的传奇。

刚刚上任，锋芒毕露的荣智健就上演了一出好戏：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国泰航空公司是老牌的英资公司，也是国际性航空公司。为了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对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调研。在将调研结果汇报给北京总部后，中信集团不到5天就批准了该项投资，国家有关部门还特批了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经此一役，荣智健声名鹊起。

1990年，香港中信购入港龙航空公司46.3%的股权，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邀请太古、国泰两家公司参股，两个月后，港龙实现了转亏为盈。在收购港龙航空的同一年，中信香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项投资，以10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香港市值最高的公司———香港电讯20%的股份。

1989年底，中信香港以3亿多港元的代价收购当时曹光彪家族持有的泰富发展49%的股权，此后，并通过注入港龙航空等资产，进一步扩大其在泰富集团的股权至85%左右。中信香港成功收购泰富发展后，于1991年将其更名为中信泰富。中信泰富遂成为中信在香港的资本运作平台。

1992年，中信泰富开始其第二轮资本运作。上世纪90年代初，恒昌行的大股东有意出售该公司。荣智健看中了恒昌拥有的高档轿车代理权等资产的潜在价值，便和李嘉诚说服恒昌的股东，将其股份卖给了中信、李嘉诚和荣智健等。然后，中信泰富在1992年初以远高于其净资产的价格增发股票给公众，用于收购恒昌控制性股权。在恒昌的交易中，据说荣智健个人赚了8000多万港元。1992年中信泰富向公众增发新股时，他就用这笔钱，以和广大投资人一样的价格，认购了3000万股中信泰富股票。

1996年12月，中信香港向中信管理层以每股33港元的价格转让3.3亿股股票(当时市场价格40多元)。荣智健以和广大管理层一样的价格，又买了2.9亿股股票。成为中信泰富的第二大股东。自此，中信泰富公司荣智健的个人色彩越来越浓厚。而中信泰富也成为港股市场上的“紫筹公司”：中信泰富连年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而同时由于荣智健背靠中信集团，又被看做红筹公司。红色配上蓝色，自然就是紫色。

90年代中前期，中国经济形成新一轮开放潮，而香港则处于“回归”前夕。香港富豪到中国内地投资，需要有人牵线搭桥。当年的荣智健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自然会成为香港富豪和高官们通往内地的重要“桥梁”。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商人，包括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乐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投资银行界叱咤风云的梁伯韬更成为其顾问。进入21世纪，中信泰富更多地活跃在了内地的资产买卖市场，比如出售上海一系列的基建项目，收购中信资本50%的权益，增持江阴特钢的股权。

在积极扩张的同时，荣智健还先后将其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方安排进中信泰富，成为关键部门的负责人。

孤独的舞者荣智健告别心态复杂

荣智健和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发展顺风顺水，多次的大胆收购从来没有失手过。不过，不知道这样的顺利，到底是荣智健自己的商业天赋使然，还是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相信这样的困惑，也是困扰荣智健的一大难题。

荣智健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一方面，荣智健想摆脱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的关系，想证明自己单飞的能力；一方面，在中信泰富遇到危机的时候，荣智健第一时间想到的又是中信集团，希望中信集团能搭救中信泰富一把。而中信集团也不负“荣”望，在中信泰富遭遇的两次危机之中，都扮演了施救者的角色。

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1996年，荣智健只身飞赴北京，在北京长安街的中信大厦与王军单独会谈，想通过管理层持股，与中信集团分家。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已故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当年辅助荣毅仁创办中信集团，在中信集团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所有人眼中，王军与他父亲一样，刚毅不屈，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结果却是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据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管关系。

荣智健在谈到与中信集团的关系时，心态颇为复杂。在一次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荣智健表示，“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金的开办费，我看到今天为止，这3000万美金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还有现在中信泰富30%的股份，按照净资产来讲，我看也值200亿了。所以我想这个我是问心无愧的，但是我并不满足现在，我希望能够再多做一点事。”

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家，荣智健一方面多次强调，自己要牢记“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祖训。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逝世，在北京办理丧事期间，荣智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我做事应当是办实业，这是我们荣家的一个规矩、一种传统。”另一方面，荣智健又不断冒险投机，中信泰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兼并史，一部以小博大史。这种矛盾，贯串了荣智健商业史的始终。最终，荣智健跌倒在“澳元门”的巨赌之中。

■观察

荣智健逊位是偶然也是必然

“偶然，也是必然。”对于荣智健以非常意外的原因挥别自己一手创办的中信泰富，一位曾在中信泰富核心部门任职的人士表示：“荣智健和李嘉诚最大的不同是，李是实业家，而荣更像是一个资本家，栽在资本市场上是偶然也是必然，有其性格的因素。”

回顾荣智健人生的起伏和中信泰富的历史，不难发现荣智健的过人之处并非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其高超的财技。很多港人评价荣智健为人谦和、人脉很好，身上看不到富豪二代惯有的骄奢之气。但身边人能够体察，面相温和的“荣老板”，在资本之海中却如鲨鱼般凶猛。

荣智健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资本运营。从入股爱卡电子到创办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通过股权增值和企业上市，他也从1978年的百万身家迅速飙升到了1984年的4亿元身家。6年的时间，财富增值百倍，资本的魔力无法抵挡。

当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显赫的家世和人格魅力带来的丰厚人脉、“红筹”和“窗口”所带来的特殊平台、骨子里对资本运营的偏爱，各种因素开始在荣智健的骨子里一起发酵，一场在资本市场的搏杀大幕无法阻挡地掀开：23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以5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46.3%的股权并将其纳入港龙、并购泰富发展和恒昌、买壳上市、说服大股东做MBO……在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并购活动和资本运营中，中信泰富和荣智健齐齐达到了顶峰。

这中间不能否认荣智健个人的才能，但成功财技的背后却离不开中信这棵大树。在对中信泰富实施管理层收购后的第二年，荣智健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中信集团也出手以10亿计的港元帮助中信泰富渡过难关。荣智健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中信集团前董事长王军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对于荣智健，王军曾评价称：“他在生意上的眼光很好，所以他的建议我很少会不同意的。”随着王军的退休，历史渊源形成的特殊情感渐渐淡去，荣智健和中信集团也变为纯粹的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关系。

30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胆冒险，或许就没有荣智健的第一笔财富累积。但也正是因为大胆豪赌澳元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失败，才使得荣智健陷入资本的漩涡，从而从中信泰富“逊位”。可是成功了呢，或许荣智健和他的荣氏家族会将中信泰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成也资本、败也资本，正在接受香港警方调查的荣智健，若能平安无事，又将以怎样的手段续写荣氏商业神话？唯一可以确信的是，这一次要凭借的不是余荫和大树，而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