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士发《纪念六四20周年》白皮书

说这样的话说明你无知,无人性. 会有平反的一天. 死者应授予英烈士, 士参加者为英杰. 我敬仰他们. 你没看明白就别先指责。我说的是这些人没有资格来纪念64死难者，是因为他们是64的既得利益者！难道不是吗？

学生们撤也好不撤也好，六四最终会被镇压下去 不要张口闭口要讲事实，如果你没参加过学运，没有亲身经历过，就不要高谈阔论，以为你多聪明。你的评论只能显出你对六四的无知。 当时学生如果听赵总的话撤了，军队镇压谁呀？动动脑筋好吗？ 不过学生要是撤了，那些所谓学生头头们就没充分理由得到外国势力的帮助、拿到绿卡了。 你以为你自己特聪明，说说咋那几个有名有姓的“领袖”一个都没在6.4光荣牺牲？流自己同学的血换来自己的私欲，TMD还是人嘛！ 最可气的是，吃着嗟来之食还把自己打扮成民主自由救世主，梦想有一天回中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MMD 😤

放你妈的狗臭屁. 你连这些流氓的谎言都一概接纳, 你不是残疾,就是智障. 啃个狗骨头,就哼哼和平, 民主, 自由, 滚回你的狗窝, 闻你的狗臭屁. 揣死你们这种见人说狗话, 见狗瞎哼哼的蘖种 爽呆呆 😆

不要贬低狗！ 藏獒最值钱。

原来海外人士是在猪圈里发《白皮书》啊！难怪民猪国家都得猪流感。 😁 😆 😆 😆 😆 😆 😆

第一，使用“镇压”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你的观点，如何拿来做提问。提问起码要用中性词。 第二，正确的就必须要纪念吗？我很怀疑你会纪念自己牛皮癣痊愈10周年，或放屁20周年。 第三，不纪念就代表不敢吗？ 六四其实不是民主的，民主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89年支持运动的人远不到中国人的一半，一成都不到，所以失败是必然的，诚然是失道者寡助的样板戏。如果得不到中国多数人的同意，那样的改革又怎么能是民主的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换上一帮给西方国家作干儿子的主，是不是对中国更没好处。六四中有两种人最活跃：野心家和傻子，野心家全都逃了，多数后来都成了汉奸，卖身兼卖国了。最傻的傻子，人数其实很少，做了炮灰了，死后其骨灰依然每年被人当剩饭一般的不断翻炒。次傻的如今依然不知是被骗了，或自欺欺人地拒绝承认被骗了，不过嘴硬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稍微有些傻气的知道受骗并拒绝继续上当，至少这些人如今作了自己的主人。至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把六四当成一件什么屁大的事情。 已经不想再和那些民运五毛狗们讨论六四了，他们就是一个目的，推翻一个带领中国欣欣向荣的中国政府，而不是什么民主法制建设。根本的目的和出发点都不同，根本就无法讨论下去。 但是，看到好贴还是要顶，尽一个海外华人微薄的力量去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发展。

从"桃木钉"的帖子看, 海外的党棍还能凑足一个小猪圈滴. 😁 看走眼了吧，我不禁没入党，连那个青年团都没入过。红领巾倒是戴过的，那是12岁之前的事了，还差点给撸了。 看来连独立的意见都不愿看到，难怪所谓民主派输得一败涂地。 不过你眼里就只有猪圈，看来是你每天一睁眼就看到的吧。别还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什么官呢，叫你什么倌的都太抬举你了。况且你那鼻子虽大，但插的葱也忒小了，怎么瞅也都不象。

从"桃木钉"的帖子看, 海外的党棍还能凑足一个小猪圈滴. 😁 原来海外人士是在猪圈里发《白皮书》啊！难怪民猪国家都得猪流感。 😁

又是一年的六四纪念，一九年前的六四，中国政府将坦克和军队 开到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年轻的学生和无辜的市民，那血腥的画面在很多人的头 脑里刻下了终生无法抹去的印象。也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请来了当 年亲身尽力六四事件的王工石先生 这王先生是老癫了吧？他真的看到天安门有人被打死吗？“数以千计”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没有看到，就算造谣了！

第一，使用“镇压”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你的观点，如何拿来做提问。提问起码要用中性词。 第二，正确的就必须要纪念吗？我很怀疑你会纪念自己牛皮癣痊愈10周年，或放屁20周年。 第三，不纪念就代表不敢吗？ 六四其实不是民主的，民主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89年支持运动的人远不到中国人的一半，一成都不到，所以失败是必然的，诚然是失道者寡助的样板戏。如果得不到中国多数人的同意，那样的改革又怎么能是民主的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换上一帮给西方国家作干儿子的主，是不是对中国更没好处。六四中有两种人最活跃：野心家和傻子，野心家全都逃了，多数后来都成了汉奸，卖身兼卖国了。最傻的傻子，人数其实很少，做了炮灰了，死后其骨灰依然每年被人当剩饭一般的不断翻炒。次傻的如今依然不知是被骗了，或自欺欺人地拒绝承认被骗了，不过嘴硬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稍微有些傻气的知道受骗并拒绝继续上当，至少这些人如今作了自己的主人。至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把六四当成一件什么屁大的事情。 从"桃木钉"的帖子看, 海外的党棍还能凑足一个小猪圈滴. 😁

如果六四镇压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共不敢纪念六四20周年？ 第一，使用“镇压”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你的观点，如何拿来做提问。提问起码要用中性词。 第二，正确的就必须要纪念吗？我很怀疑你会纪念自己牛皮癣痊愈10周年，或放屁20周年。 第三，不纪念就代表不敢吗？ 六四其实不是民主的，民主就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89年支持运动的人远不到中国人的一半，一成都不到，所以失败是必然的，诚然是失道者寡助的样板戏。如果得不到中国多数人的同意，那样的改革又怎么能是民主的呢，又有什么意义呢。换上一帮给西方国家作干儿子的主，是不是对中国更没好处。六四中有两种人最活跃：野心家和傻子，野心家全都逃了，多数后来都成了汉奸，卖身兼卖国了。最傻的傻子，人数其实很少，做了炮灰了，死后其骨灰依然每年被人当剩饭一般的不断翻炒。次傻的如今依然不知是被骗了，或自欺欺人地拒绝承认被骗了，不过嘴硬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稍微有些傻气的知道受骗并拒绝继续上当，至少这些人如今作了自己的主人。至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把六四当成一件什么屁大的事情。

没在国外呆过的二三十岁的中国年轻人基本上无法知道六.四的真相, 家长们为了孩子能在中国生活下去麻烦, 不会告诉孩子六.四是怎么回事, 共产党也故意淡化六.四事件, 从不允许搞什么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纪念(即使是纪念解放军劳苦功高, 果断打死打伤几千名"暴徒", 保卫了共产党政府也不行).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是哪个高官下令解放军开枪的, 邓小平, 李鹏, 杨尚昆等都说下令解放军开枪的不是他, 没人接受下令解放军开枪平息六.四的"荣誉".

时事论坛：无法忘却的记忆 (4/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DLcMeltmjo&feature=related 王工石，网友不相信有便衣，你能说服他吗？

时事论坛：无法忘却的记忆(3/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2Or7kUp5Ww&feature=related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实事论坛节目，又是一年的六四纪念，一九年前的六四，中国政府将坦克和军队开到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年轻的学生和无辜的市民，那血腥的画面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刻下了终生无法抹去的印象。也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请来了当年亲身尽力六四事件的王工石先生，工石你好 王工石：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工石，您大概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在六四之前的生活经历，好吗？ 王工石：其实也没有多少可说的。 主持人，甚么样的家庭。 王工石：一个干部的家庭，我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总体上来讲基本上还算是顺利吧，我也没有去插队啊，也没有去工矿，军队。 主持人：还算顺利 王工石：相对比较简单 主持人：您那时是做甚么职业呢？ 王工石：我自己在学校当老师。 主持人：教甚么呢？ 王工石：教语文。我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我遇上了六四这样的事情，对我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我说，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主持人：那怎么讲呢？好，那我们就从头儿讲吧。其实，当年六四这个事件呢，从四月底其实就开始了。从糊耀邦去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波动。那段时间呢，大家的遊行和整个呼吁都是反官倒，希望改革，你觉得那时的普通老百姓对这样的诉求有甚么样的呼应呢？ 王工石：我自己的感觉是，大概是27、29号。我记的不是太清楚了。 主持人：五月吗？ 王工石：五月的，不对，是四月。有两次百万大遊行。这两次的百万大遊行我都参加了。根据我的感觉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同情。给学生的这些反官倒的诉求都是给予同情和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主持人：您那时是以自己的名义呢，还是整个学校的同事都在参加。 王工石：都在参加。 主持人：都在参与。您那时工作的学校是甚么学校。 王工石：北京市铁路二中，铁道部的。市民普遍是同情。所以，怎么说呢，最后变成那个样子，其实在老百姓当中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本来是希望看到总是平和解决方式，结果被鲜血和枪声彻底毁灭。 主持人：那段时间，也就是那时从您的角度上想应该是甚么样的发展方曏呢？ 王工石：首先，我自己其实我不是一个参与者，我是一个旁观者。整个六四事件，在开枪之前我觉得我都是一个旁观者。 主持人：甚么样心情的旁观者呢？ 王工石：从心情上来说，我是倾曏于学生这一面，我是希望有像这样的一些人能够替中国老百姓说上几句话。讲出一些不太敢讲的话。矛头也指曏了那些以前不敢指曏的那些地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而且可以说的很了不起的。但是不希望激化。 主持人：你觉得那时心里有没有恐惧。因为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经历了当年的四五运动，您有没有恐惧，潜在的恐惧？ 王工石：恐惧对我来说是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旁观者。 主持人：担忧？ 王工石：有，会有担忧，特别是开始戒严之后。 主持人：尤其是学生绝食之后呢，其实就有了一种对峙，实际和政府的对峙，那时你有没有担忧。 王工石：我想是连贯的，事态是逐渐发展下来的，逐渐过来的。我对这方面，其实我自己呢，应该说是经过文革之后，我自己对政治不是太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在文革当中被愚弄了。我自己有被愚弄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真实的。 主持人：是很真诚的。 王工石：我是50多岁的人了。很真实，很真诚的去投入，去参与。结果来我那么无限崇拜，无限信仰的那个人，毛泽东在我的心目中这样一个形象都塌台了。那么，说实在内心的创伤，我相信对我们那一代的人是很重的。所以，很多事情，岁数也大了，也成熟多了。也就不会像年轻时那么冲动了。对于这件事情呢，有点冷眼旁观看着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希望事情是往上走，方方面面走好，总的来说，不是那么积极，那么投入去参与。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经常去看一看。 主持人：但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你全都亲身经历了。那是六月三号的晚上。 王工石：那是六月三号的晚上，那个晚上的事情我为甚么会亲身经历了呢？是因为我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四五事件。6月3号的下午到晚上，电视台，收音机里的广播的那个腔调就已经有点像四五即将发生那个事件之前的那种山雨预来的那种味道了。 主持人：都说些甚么呢？ 王工石：这么多年，让我回忆都说甚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大致就是让大家不要到街头去，不要参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 主持人：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 王工石：对，看样子特别是戒严令已经发出那么多天了吗？有几十万军队在北京周边围着呢？我想军队進城恐怕是是在必然了吗，很难能挡的住，我自己呢，我想做为历史的见证人，我想把这一幕，不管怎么样至少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在六月三日傍晚呢，我就骑着自行车奔曏了天安门了。我想，也许过了这个晚上，一切都成为历史了。 主持人：是 王工石：我想在亲眼再看一眼。 主持人：嗯 工石：我骑车去了天安门，又从天安门骑回来。我在路上就看到其实没有多少力量去挡住军车，挡住士兵，我看到便衣警察领着一些市民已经把其实很简单的那种隔离墩做为的路障已经移开了。换句话说，长安街几乎是从西边往曏东边走的这条街，那边我不知道。从西边往东边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了。军人進城没有太大阻力了。 主持人：嗯 王工石：这是我当时看到的结果。我心里面有一种伤感，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种伤感。 主持人：也就是这件事情也没有一个结果，就这样无声无息的结束了。 王工石：并没有得到那些善良同胞们所期望得到的。 主持人：然后你就往回走。 王工石：那么我往回走的时候呢，到木XU地大桥的时候看到有两辆侧着、交错着的公交车横在大桥上。我将自行车放在桥头上，我挤到车上去看，也看不到甚么。然后我下了车曏前挤，离开车大概十几、二十米远，我看到有几百人手挽着手，我从马路的边上挤到了前面。 就在我刚到大概一、二分钟，最多两、三分钟，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透过手挽手的人墙，我看到他们的对面是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军人，没见到过这样的场面，那时我的心里有一点心慌的感觉。大概有五、六十米远，他们大都带着钢盔、拿着盾牌，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没容得我想甚么，还没容得我再细致的看甚么，我看到对面的队伍里面推出一个人来，推倒在地上，然后就有军人上去打他。 主持人：是平民吗？ 王工石：你提的问题我就很难一下子回答清楚。因为隔得那么远，很难判断出来，但是紧接着这边的队伍里呢，就冲出几个年轻人，往那边扔石头。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跟一些警察、便衣打过交道，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我当时就觉得有一场戏要开始了。这边扔出人来，那边就有人扔砖头，好像在配合着做甚么。这种念头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还不容得我多想，就听对面一种很闷的声音，应该是人们集中喊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就听见了抢声。 主持人：那时是几点钟？ 王工石：我想应该是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左右，天已经很黑了。枪声响了以后呢，这边的队伍就乱了，我看着手挽着手的学生和市民的队伍在往后退，那边的军人在往前冲过来。这时很多人在拚命的跑，我还算冷静， 我就喊“大家不要跑。”因为很容易将人踩死。这时就看到一些人已经倒下了。 我想每一位善良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来不及想甚么，就是去救人。我就参加到了救人的行列。经过我的手救了四个人。 主持人：那时枪还在不停的响啊。 王工石：甚至我都顾不上去看甚么了。你让我回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不断的有人倒下。 主持人：你就去救人。 王工石：不止我一个人了，有的是我帮助扶起来，有的是别人抬回来，我也帮忙抬。大概是这样的。其中有一个人是四个人拉着他的四肢，面部朝曏地面，这样抬过来的，我看着很难受、很不舒服，这个人的胸口在往下淌血。我就将我当时身穿的白色T恤脱下来，托住他的胸部和腹部。我与另外一个人将他抬到路边的一个离木樨地大桥不太远的一个小诊所。当我们抬進去之后，那里的护士都非常紧张，让我将这个受伤的人的嘴撬开，垫上一块棉花。因为他已经是下颌呼吸了，就是这个人几乎只有出气、没有進气的状态了。护士担心他咬住舌头，堵住呼吸道。做这件事情脑子里都来不及想甚么，也没有觉得害怕，就觉得应该做。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我看到受伤者的胸口就是我们所说的炸子炸开的，因为在他的胸口有一个洞。他是梳短头发的。开始没有看清是男还是女，等将他的衣服脱开后，我看到是一位女孩，胸口被炸了一个洞。血在往外涌。那时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在那一瞬间我感到这个生命很危险了，我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我就同他讲“你将这一切赶快记下来，这是历史。” 还有一个人的腿被打断了。这时来了一辆卡车，我们将这些伤员赶紧抬上卡车，他们被送走了，然后我就回来了，那时已经过了二个多小时了。我想我的太太和孩子还在家，我的孩子当时只有一岁半，我想他们一定很着急了。这时我就往回走。 主持人：找你的自行车。 王工石：没有。那时我早就将自行车忘了。我就往回走。我不能光着膀子，我只好将那件血衣套在身上。这时不少路人过来要搀扶我，要用自行车驮我，以为我受伤了。我说我没有受伤，我就同他们讲那边发生的事情。我走到了木XU地大桥上，在大桥上的人同我讲他们用小石子围成一个个圈，里面是一滩滩的血。他们也同我讲这边开枪的情况。当我走到这儿时，又发生了枪支扫射，不过这时枪打的比较高，在打楼房。 当我们听到枪声后，立即趴倒在地上。枪声一停大家又赶快站起来。那时候大脑里没有太多害怕的事情。其实子弹打过来再趴已经来不及了。枪停后，大家一遍遍的喊“法西斯”。 我们家离那儿不远，凌晨1点多我回来的时候呢，人们都坐在街上。我一岁半的儿子钻在他母亲的怀里，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不说话。孩子都非常紧张，这么小的生命已经感觉到了发生的事情。 这时我想起了我的自行车，我的自行车是一位军人的。我太太担心自行车有甚么记录，万一将来查起来，要查到人家身上就不好了。我们商量一下，还是要回去找自行车。所以我当时在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就返回到了木XU地大桥，一片片的自行车全部压倒在那里。 这时我看到了另外一幕，晚上十一点开枪，然后大部队，各种军车、装甲车和数不清的军人都开進去了。到凌晨四点多的时候第二批军队（这只是我看到的，到底有多少我还不清楚）走到木XU地大桥上，在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情况下，全副武装的军人、装满了弹药的坦克、装甲车停在了大桥和大桥以西。 紧接着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便衣警察领着一批社会上的混混在那里打军人、烧军车。怎么打呢？有一个军人被打得满脸是鲜血，我同师大的一名学生一起冲过去，将这个军人架起来，往军事博物馆的方曏走。 主持人：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还有许多军人吗？ 王工石：是。那些军人实际上也只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端着枪站在坦克车前面发抖。我相信他们得到了死命令，绝对不许开枪、绝对不许还手。我相信绝对是这样的，否则他们手里拿着枪，都没有用拳头回击。 我同师大的学生架着那个军人，这时后面冲过来一个人，将他的帽子掀起来，用北京人叫扳砖的砖头就这样往头上拍。那血水都流到我的肩膀上了，那个军人同我讲“我快死了，求求你能不能转告我的妈妈，就说我被打死了。”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我记了下来。 现在我记不住了，河北的一个农村。事情过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里，当然我是用匿名写的。我那封信这么写的“你的儿子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当中受了重伤，但是我想告诉你，是我同另外一个人救了他，不是学生打的，是便衣警察领着一些混混在故意制造的这场混乱当中打的。” 我回到家里大概早上七点多，我看到电视里播出的节目是“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个录像包括了我在木XU地大桥上看到的一幕又一幕。甚至这里面还有我的镜头，我看到了。是在很高的楼顶上拍的。一个军人在坦克车被烧着了以后，他从坦克车里钻出来，举着手、投着降，从坦克车上下来，被人冲上去就打。这时许多市民还是很好的，我们不敢直接去拦打人的人，我们只好从他们的棍棒和拳头底下将挨打的军人救出来，我们是四个人拉着那个人，那个镜头被拍出来了。 当我在家里看到电视上播出的画面，我想每一个人看到这一幕，他心里都会恍然大悟的。甚么叫暴乱？那就是开枪在先，暴乱在后。换句话说，整个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是事先已经策划好的。 主持人：一场戏而已。 王工石：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当我撬那个女孩嘴的那一幕，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当我闭上眼睛那个镜头还会出现。这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好像还在眼前一样。所以在一些场合我愿意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希望让人们能够了解。 主持人：到了在木樨地的这一幕，另外在大桥上，另外的这一幕，这两幕放在一起，回家以后呢，看到电视上面怎么演的，政府怎么讲的，天安门的暴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王工石：我在开枪的时候是愤怒，到了家里呢，看到了录像的时候呢，那是一种绝望，（绝望）这个绝望是甚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曾经是坚决，在邪党党旗底下宣过誓的人，我真的还是要为自己理解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那么我看到，事实和我想像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通过这一幕，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前头的人生，其实整个是被愚弄的，我的内心深处，。。。太复杂了吧，就是说酸甜苦辣咸，五味全都有了吧。 主持人：那就是说，你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说，这样大的一场运动都能够这样的被碾碎的话， 王工石：您刚才说的这句话真是，把多少中国老百姓对未来的憧憬全都碾碎了，包括对中国共产邪党的还存在的一些幻想也碾碎了， 主持人：所以呢，你当时就决定要出国， 王工石：我的出国倒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早就在申请留学了。那么，在六四即将发生的时候，本来就差不多该出来，但是由于六四，当时实际上我的手续是被耽误了一些，但是我自己个人真的是不想出国。我情也是比较重，跟父母的情都是比较重的，我母亲是去世了，如果我母亲在世的话，我想父母在我不远遊的，我想是这样的。六四的事情发生了，我就觉得义无反顾了，我希望看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甚么样的别的活法。 主持人：你觉得对共产党的感情，是一下就很清醒的认清了吗？还是说，其实也有一段过程。 王工石：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我是沾了鲜血的，我在当时，我们很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我们就喊三个字：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一直在喊。谁是法西斯呢？军人。谁给军人下的命令呢？当然是中共，他们都是法西斯。但是理性的其实没有那么清楚。我在餐馆里打工，我出来读书之后，我就到餐馆里打工，结果是周末的时候，那天打工是十六个小时，刚开始来想多挣点钱，结果呢，那天赶上双十节，国民党的国庆节，他们在庆贺，在庆祝的过程中，人是很多的，有大概上百桌吧，可能有上千人吧。后来又唱歌，结果群情激昂的时候，他们高呼打倒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果在中国大陆听到这个就枪毙的份了吧。（对）那么，我那天心里非常难受。 主持人：你难受的是甚么呢？ 王工石：我就绝食了，我那天干十六个小时，我就绝食。 主持人：你想绝给谁看呢？ 王工石：不是绝给谁看吧，就是给自己心里一种安慰吧。 主持人：你觉得是谁受到侮辱了，你这样做？ 王工石：我觉得当时觉得我自己受到侮辱，觉得是受到侮辱了，但是呢，就是一股气吧，没有那么理性，就是觉得窝囊，很窝囊。等到后来，等我逐渐有了机会理性，升华了以后，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一幕，我就能看清这一点，那就是，他们高呼打到共产党，我为甚么会难受呢？因为我从出生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所以呢，我的生命不自觉的，跟共产党的那些说教啊，方方面面的，完全融在一起了。 主持人：其实那段时间，离六四才只有几个月而已，你就忘了你当时骂法西斯的时候，骂的是谁了， 王工石：是啊，我现在想也是觉得，人会那么不理智，转身就好像我们要翻顶子似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确实想，那么我觉得，看我的同胞，包括我的家人，我觉得在中共那个体制中，看不到其他的真相，只是听到一家之言，听到那些，都是那些，精心构划的，就是关着门骗你的东西，你一直在听他的。真是，我觉得，我想起来，觉得挺悲哀。我觉得我到了国外，我特庆幸。 主持人：你觉得六四，这件事情对你后面有甚么影响？ 王工石：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就跟中共决裂了。尽管，我那时候嘴上没有说，我也没有宣布退党，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杀人的，我知道他们不是前進当中的错误，他们是没有人性的。 主持人：但是人家说打倒共产党，你还是要绝食。 王工石：按现在我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我就明白了这是党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然也是我的灵魂，我受到党文化几十年的熏陶，我的灵魂就已经被同化了。所以，这是一个悲哀。但是我挺庆幸。 主持人：谢谢你。 王工石：好，谢谢主持人。

时事论坛：无法忘却的记忆(2/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xCe90q4lok&feature=related 又是一年的六四纪念，一九年前的六四，中国政府将坦克和军队 开到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年轻的学生和无辜的市民，那血腥的画面在很多人的头 脑里刻下了终生无法抹去的印象。也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请来了当 年亲身尽力六四事件的王工石先生

时事论坛：无法忘却的记忆 (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RlGgZo_lnQ&feature=related

说这样的话说明你无知,无人性. 会有平反的一天. 死者应授予英烈士, 士参加者为英杰. 我敬仰他们. 这是必定的. 但是道那时又有不少人见风使舵又会转过来说了.是小人也!!!

这些人还有什么脸来纪念6.4遇难的学生？真无耻！ 说这样的话说明你无知,无人性. 会有平反的一天. 死者应授予英烈士, 士参加者为英杰. 我敬仰他们.

中共禁歌《最後一槍》演唱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gCBkLkyBS8&feature=related

中共既然镇压了六四,凭什么你会认为它要纪念六四.虽然我不认同镇压,以及言论压制的做法.但是也同样不认同民运的做法以及六四中学运的选择. 既然斗上了,那最后就是实力说话吧.这就是政治的本来面目.参与了就得有这个觉悟. 六四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不敢公开六四事件，就是心虚。不敢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想让中国人民忘记历史。 中共当权者调用几十万军队屠杀自己的同胞，这就是你所说的政治本来面目-用实力说话？

互相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两个人说的都不是真话，忽悠我们老百姓的。

《自由花》MV (香港朋友為【六四】譜寫的歌曲 非常好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W_oSMU5SXU&NR&feature=related 《自由花》。 曲：中國民謠 詞：周禮茂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會蠶蝕，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年月裏轉化為力，一點真理，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家雖不說一話，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忘不了的，留不了不死意識，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仍賴你跟我全力，加一把勁，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曆史的傷口》台灣群星献给【六四】英雄的赞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aykL5x1DF4&feature=related

试听版《光荣的抗争》纪念六四屠杀暨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二十周年歌曲.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9Ex6cE-uSU&feature=related 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我只有3岁，后来听美国之音才知道这件事，深感悲痛。 为纪念六四屠杀暨八九民运20周年，我特意用刘欢的《从头再来》亲自重新填写了歌词并 由我自己演唱，歌名叫《光荣的抗争》。 歌词如下： 光荣的抗争 作曲：刘欢 作词：shungyu(大陆1986年生人） 曾经的腥风血雨 染红广阔的大地 那年那夕，从未忘记 始终铭记在心底 岁月悄然地逝去 但理想仍没有放弃 历经风雨，坚持到底 只为自由的真理 往前方，还有希望 心中悲愤已化为力量 为理想，会更坚强 迎来自由的曙光

在新闻和言论受绝对控制下,我更相信这就是6.4 的真相.是

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多党独裁!

我代表整个海外民运支持台独、藏独、疆独、蒙独! ( 薛伟在疆独大会上的发言稿 ) 台湾军情局少校情报员、“北京之春”杂志社经理薛伟(真名王元泰，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2000年11月13日代表“海外民运组织”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并发表长篇演讲，公开宣示支持“台独”、“藏独”、“疆独”、“蒙独”。其讲话稿全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东土耳其斯坦的自由战士们： 我从美国纽约，飞了千山万里，到这里来参加你们的会议，我的主要目的：第一 ，是为了团结我们的力量来共同反对中共政权；第二，是为了表达我们海外的民运人士对你们的支持。支持你们什么？至少我可以代表海外民运人士说，支持你们民族自决的愿望和独立建国的要求。尽管这个会议在代表们的当中还有争议，在民主中国建立之时也许汉人的议会为了独立独拒份子会打架，我说的是我们自己会打架，不是跟你们打架，但是二十世纪是人权的世纪、民主的世纪，民族民主和独立自决的要求，这个潮流不可阻挡。前段时间，北约干涉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这些年来，我到过印度、德国、美国，我在印度、德国、美国见过十四世达赖喇嘛，去年我到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见过贝宁将军和阿布总理，我在德国见过杜立昆和小艾沙，我在瑞典见过法鲁克先生，为什么，就是要团结我们共同的力量。我经常告诉我在海外的民运朋友们，你们反对西藏、新疆独立，那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在海外拿护照，在外国拿绿卡，你自己不也独立于中国了吗？为什么只许你自己独立而不许别人独立呢？我可以说，我对这些朋友说，你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可以不同意某些人的看法，那是你们之间的分歧，但是你不能反对民族自决的愿望，反对正当的要求，因为这是台湾、西藏、东土多数人正义的呼声。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让大陆多数的同胞都知道民族自决的意义。刚才有人不是说，不要管汉族怎么样，你们只管独立你们自己的。但是我说，做汉族的教育工作也很重要，因为你们东土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们这块土地刚刚在中国旁边，你们这块土地不能搬到欧洲和美洲去，所以你们不能不同中国打交道，哪怕是做邻居或者做朋友，一个恶的邻居、恶的朋友就没有一个善的邻居、善的朋友来得好。我们在海外发行了一本民运的杂志叫“北京之春”，我们就是要告诉大陆人民民族自决的道理，我们登过很多反应你们的文章，我们也收到过很多的读者来信，他们说，我们过去听共产党讲新疆人杀汉人，看了你们的文章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在欺负维吾尔族人，我们才明白了汉族人民和维吾尔族人民为什么要起义、为什么要抗争。不要对汉人都失望，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同情你们，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汉人同情你们。 我也曾经跟民运朋友讲，独立和统一就象一个人结婚一样，结婚是要双方都同意的，但是离婚只要一方坚持，最后还得离婚。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民主了，民运成功了，这个独立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简单，大中国主义的思想还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民运成功了，掌握政权了，我们对于民族独立的政策要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民主的原则，就是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爱沙尼亚可以独立，立陶宛可以独立，为什么东土耳其斯坦就不能独立？其实，不但东土人民可以独立，台湾人民可以独立，西藏人民可以独立，内蒙古人民也可以独立，只要符合多数人民的意愿。 第二个原则是和平的原则，就是如果他们一定要独立，我们发生了争论的话，绝对不可以动军队、动武力去镇压他们，只可以通过谈判。有一位民运人士说，中国民主化以后，要是他在中国当领袖，如果议会不同意少数民族独立，那他一定辞职。 第三个原则是做主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有耐心、要有时间，让各族人民互相沟通，相互间有一个交流，加强理解，表达我们的善意，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西藏和新疆人民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这种公民投票不是汉族和维族一起投，而是维吾尔人自己投。 下面我来谈一谈有关大陆和平的问题。我们宣传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因为我们面对一个极端残忍的、现代化的法西斯政权，我们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我们也不会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独立的总体问题，这实际上都牵涉到政治。但是，在中共的镇压面前，人民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在东土耳其斯坦，因为反抗中共被杀、被关的那些东土人民，他们清楚，如果说用和平的方式不能够改变中共政权，总有一天，中国的各族人民会武装总起义，人民不会甘心情愿永远被屠杀，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各自宣布独立的那一天。有些人对我说，连达赖喇嘛都只要求自治，为什么你还主张独立？我说我理解达赖喇嘛，他的话是含着眼泪违心地说的，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而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和平。我们作为汉族人，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民主自由，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别人心里边最需要的东西奉献给别人呢？ 最后，我给你们提点建议。你们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你们的斗争是很坚决的，你们牺牲了很多的无辜的生命，你们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但是你们的国际影响比西藏流亡政府要小，因此我希望你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要有一个流亡政府，要制定出具体的政策、策略，推举一个公认的领袖，在很多国家要派出你们的代表或发言人，你们要有自己的杂志和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新闻公报，在联合国也要有你们的声音，你们最好有一个联络机构，你们需要有很多朋友，当然也应该有汉人朋友。 刚才看了这里放映的电影，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也坐过中共的十年监狱，我二十岁到三十岁都是在中国监狱里度过的，我带过脚镣、带过手铐、也被侮辱过，因此我和被压迫者的心是相连的、相通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即使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进行交流。请相信，在中国民主党里边，也有很多的民运人士支持你们独立的愿望，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东土、台湾、西藏、内蒙的独立运动万岁！ 谢谢！

反对台独、藏独、疆独、蒙独! 坚持共独!(不是共同独立,是一党独裁专政!)

http://www.yhcw.net/MyBBS/tam/mes/33.htm 　　　　　　　　　　　　　　　作者：王德邦 前言 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长大成人，多少青丝变白头。然而十四年之后，多少冤魂仍在长安街游荡，多少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仍在为死者讨个说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个小小数字，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配称作泡沫或刹那，然而就个体生命而言，十四年几乎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绝不能忽视并绝难轻越的历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个时间从长安街、从天安门走了过来，就生命个体的延续而言，我幸运没有在那个时间终结而得以延续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难体验与对人世丑恶见证而使心灵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时却感到苟活是多么的不幸!十五年来，我经受了太多心灵的炙烤，见证了太多社会的罪恶。这十几年来，在「伟、光、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谎言中，中华精神日见庸俗萎化，中华文明惨遭摧残，作为从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过一丝丝清新空气的我沦陷在十几年的污泥浊浪与浓烟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来，曾亲见过血腥屠杀的我深感有责任将当年这一切告知后人，一则让被肆意曲解的历史得以保存丁点的真实，再则对长卧而不得安息的灵魂给以一份个人所能的告慰。这是生者的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回忆是一种割剜陈创的痛苦，但我绝不敢因此而舍弃、逃避。就让我将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片断诉诸纸墨，以作为对当年历史的交代、对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同仁们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灵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痛悼胡公 表达心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给这个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纱并永久载入了史册。当天下午噩耗传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顿时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傍晚我回到寝室，室友们低沉的情绪更使我感到空气的凝重。大家的言谈失去了往昔的轻松活泼，不多的言词中声调也降了几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赢得知识界大学生这份沉痛？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先生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直面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宽」部长，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难能可贵的一个文化思想繁荣时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顽固派的逼迫下辞职，这更显示出耀邦与知识界的患难与共，因而深得知识界的敬仰与爱戴。如此一个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难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这在中国知识界自然引起了极大的失重感与失去依赖感，也唤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同情与不平。作为知识份子集中地的大学，对胡公去世的沉痛反应自然更为直接而强烈。 我当时已是大四学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已基本没课，于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门纪念碑前，一则表达对胡公的悼念，再则怀著追忆76年「四五」运动情景的心情去读各种挽联。两天所见，前来纪念碑前悼念的人们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从挽联到个别简短讲话都围绕著缅怀胡耀邦生前伟绩，感念他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关怀与爱护，同时表达对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不平，基本没有涉及到政党、政权、政体的问题。这种对胡公功绩的缅怀与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达是这期间纪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点资料需查就没再去天安门。谁知当晚就发生了部份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而被强行扭上车送回北大的事，并且在扭送上车的过程中，发生过武警公安人员打伤部份学生的情况（我后来在对话代表团还专门搜集过证据，并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学生）。 20 日早晨，我还在床上睡觉时，被楼下几个学生的呼喊声惊醒。因为我住西南楼二楼北边，窗外就是「三．一八」纪念碑。只听一个青年在纪念碑前大声陈述著昨晚被强行扭送的经过，呼吁同学们下午去天安门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的暴行，支持学生的和平请愿（后来我了解到这人就是吾尔开希）。等我起床下楼，叫喊及围观者已离去。我惦记著下午去天安门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楼转转。在西北楼一楼的门厅中，正见几个学生在写一横幅，大家商讨著应写甚么，我也参加商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下午将近3点钟时，吾尔开希跟几个同学打著横幅在「三．一八」纪念碑周围转了两圈，大声呼吁学生参加去天安门的悼念声援活动。约3点半，大约五、六百学生从「三．一八」纪念碑前集结后出发。当时天色阴沉，乌云压城，正是暴雨将临之像。果然学生队伍刚走出师大校门，暴雨便至，闪电雷鸣，气势悲壮。许多同学于是赶紧跑回学校，或躲在街边楼下。我因没带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汤鸡。记得吾尔开希穿了件雨衣。队伍在雨中有过惊慌的混乱，但没有停留，不过到了新街口豁口时只有四、五十人了。吾尔开希在积水潭地铁出口对面的空地上对过往行人发表了演讲。当时雨还没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讲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发生的情况，因下雨过往行人停下较少，加上来的学生也就一百余人。讲完后吾尔开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没有雨后再组织同学们前去天安门。我想扛出来的横幅因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于是跟他说就算剩下我们两也应扛到天安门去。他于是没再说甚么，我们打著横幅向前，过了新街口，队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旧下著，我们一路前行。街边行人看到我们或驻足，或叫好，或喊一声「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赞赏与支持极大地鼓舞著我们。 在暮色降临天安门时，我们一行只剩六人从长安街进入了天安门。在我们还未踏入广场时，许多坚守在纪念碑下的人们就远远地跑来迎接，许多带著相机的上前来拍照。这一幕后来作了五月份《大学生》杂志的封面，大概当时杂志记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过《大学生》杂志也可能因此而罹难，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这份杂志了。 广场上的坚守者的欢迎，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们似乎是被簇拥著走到了纪念碑下，在纪念碑座基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阶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台阶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拥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拥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如何联合一时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因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湿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风中显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就往回赶。在地铁车上，我跟吾尔开希商谈著悼念胡耀邦的情况，深感北京高校联合协调行动的必要。我觉得悼念活动发展到今天，从悼念到请愿，尤其昨晚发生的强行遣返情况可能使事情激化，那么为了悼念耀邦并为民请愿，北京高校学生应该联合行动。因为胡耀邦22日也就是后天将开追悼会送别，时间非常仓促，这时必须有人跳出来牵头，肯定得有人出来。我当时建议吾尔开希出来牵头组织。这绝无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没有让他成为名人的远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我说明了两点：其一，民主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建设肯定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我自己马上大学毕业了，要在大学中继续发挥作用，还是让大一大二的学生出来较好；其二，凭八六年学潮的经验，就算有危险会秋后算帐，在校大学生一般过后谈谈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会有甚么大问题，毕业生可能就会受影响（这无疑带有功利性的考虑，但当时远未料到后来的形势）。 需要一提的是在纪念碑下我碰到了一个从天津商学院过来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一聊跟我老家较近，于是领他一块到学校来并约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学生22日赶来北京参加胡公的追悼会。回到宿舍，我简单地冲了包方便面吃了一下。安顿了那个学生后，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又去西北楼吾尔开希的房间了解情况。我与吾尔开希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有人出来号召协调统一行动，并说明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的现实。直到看到他找几个同学商量行动，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卖弄之嫌疑而详细述说这一过程，是为了戳穿后来当局制造的所谓学生运动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的甚至跟国外勾结而发起的一场动乱」的无稽之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21日等我起床，已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个叫吾尔开希的人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高校学生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我送走了天津的学生并叮嘱他明天7点前（也就是天安门路口管制前）带天津同学到北京站，我接他们共同进入天安门。 到晚上六点多钟，北京高校陆续有学生来到师大并统一集合在操场。晚上九点来钟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于是学生们从师大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为甚么选21日晚上去天安门？因为22日天安门会实行交通管制，到时肯定进不去。我因考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来的学生，本来跟著队伍出了校门，又跑了回来。 22日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点仍不见天津来的同学（后来才听说他们已在昨晚赶来了），于是我就想往天安门赶，结果已经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听听广播就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不久，去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回来了。他们气愤的议论告诉著我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 随之高校就有停课的呼声。24日、25日陆续有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但没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课，也就是说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课了，就是停课的学校也不是全部课都停下了，应该说此时停与不停还在争议中。谁知25日晚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4、26社论」。 抗议定性 要求对话 「4、 26社论」是八九学生运动从悼念胡耀邦、表达愿望到抗议政府、争取平等对话的转折点。「4、26社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还在犹豫停课与否的师生全部推出了课堂。当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课。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主要目的就是抗议政府将学生悼念胡耀邦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的活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动乱」，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这种定性的错误与武断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学生与有良知正义感的知识界。 针对「4、27大游行」中提出的平等对话，当局为了平息事态，在4月29日钦点了几所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部去表演了一场「训导式」的对话。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显示了当局对民意的漠视。因为对话必须是双方代表，学生代表必须能代表学生，这就要求是学生选出的而不是官方钦点的。对话所谈论的问题也必须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是官方以家长领导姿态的单方出题与训导。29日对话的公布更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深感被愚弄与欺骗。于是罢课依旧，呼吁公开平等真诚对话的呼声更高更坚定。当局迫于形势也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接受对话，于是北京主要院校于5月初纷纷选举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对话。 北师大于5月5日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号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30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据说曾参加过亚洲大学生辨论赛并且学国际谈判的，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11号，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江棋生虽然来得晚几天，但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辩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代表团作了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调查4月19日晚打伤学生情况。记得我还找到过一件被撕破并带有血迹的牛仔服，当事人愿出面指证当晚的暴力行径。所以我确信4月19日晚是发生过暴力殴打学生事件的。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与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曾送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家欣喜不已。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赵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没有考虑去质疑。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但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本没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议。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对话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对话代表团组成后，当局仍意图绕开对话团而谋求与官方学生会对话。这严重凸显出当局缺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诚意。 这种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学生忍无可忍。5月13日，以柴玲为首的一批学生签名绝食以抗议政府的失信，敦促对话的早日举行，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听到学生去绝食时，看著那一个个坚定决绝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谁将这些学生逼上了自杀之路？ 5 月14日，迫于绝食后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顾及到戈尔巴乔夫的即将访华，当局作出了接受对话的决定，于14日下午通知到对话代表团，并要求马上赶去。当时对话团因陆续有北京一些高自联人员加入，人员已增至50余人。当局只要求二十多人，来接学生的车只能容二十余人。于是对话团又自己挑选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种无言的轻松与解脱。因为我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跟别的代表相差较远，我相信他们去完全可以信任学生们的重托，而如果我去，这沉重的担子就未必承担得起。我于是跑著回了师大，吃了晚饭就赶往天安门去静候对话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点多钟赶到了天安门。心中一直记挂著对话，到傍晚八点多钟，听说似乎对话了，好像广场的广播也在播，但听不清，太嘈杂。据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负责人也赶去了对话现场。九点多钟听到对话失败。我默默地坐在纪念碑前，看著成片绝食的学生，我说不出心中的苦味。当晚学生考虑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而主动将绝食队伍移到了广场纪念碑的东边。当看著饿了两天的学生艰难地挪动身体还有衣物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们前去问他们对学生绝食的看法，竟没有碰到反对者，都是充满著对学生的理解同情与赞赏，一致谴责政府的失信。这种情绪几乎感染了整个社会，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极点。街上容易引起争吵叫骂的事端，如自行车相撞、阻车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气的互相道歉与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发表罢偷宣言。绝食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也展现了未来的希望。的确，「当那么多人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民愿的表达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有甚么事不可以谅解、忍耐？」这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16日晚，我又独自来到纪念碑下想看看绝食学生的状况。将近12点，我听负责保安的学生说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著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后坐在纪念碑前详谈起来。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言谈中我感到他应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而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著跟外界的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以理解。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信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险。许多学生已经因绝食而昏厥，并不断传来学生绝食变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护车在广场与医院间的鸣叫声声敲击著对话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吁请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著天安门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著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并听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谈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因有几个代表没到）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车鸣。就我而言，自我有记忆以来有过两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都被击得粉碎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个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这第二次则是为天下苍生、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严 「六．四」屠杀 但是，痛哭并没能等来对话，却等来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戒严令」。 5 月19日晚发布的「戒严令」宣告了一切对话企盼的破灭、一切为对话所作努力的终结。这种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对话代表团任何人的预见。大家不仅没有预见到，而且在讨论中几乎一致认为无论情况怎么样发展，当局采取多么非常的手段，也不至于在北京戒严。毕竟北京不是拉萨。北京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外宾云集，戒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记得代表团中有人曾戏称在北京戒严那是天方夜谈，就是有人想为，也未必敢为。然而事实证明，学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坏的设想也远不及现实的残酷。 5月19日，「戒严令」下达，戒绝了学生对话的幻想，对话代表团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师大与陈章宝主持北师大学生理论宣传部的工作。 5 月2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韩东方与另外几名工人活跃份子当选为工自联常委（周拥军以王铁之名也当选了，记得当时还就此有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通过了）。会上通过了工自联章程，整个章程是由一个法学博士依照法律条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没有甚么出格的言词，更没有甚么威胁或颠覆政权的目标。会议期间，不知甚么人想冲进观礼台，一度引起过门口的混乱。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门的关注，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隐瞒的意识。会议还算顺利地结束了。在戒严令下达后，工自联的成立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对此我毫不掩饰地当面对韩东方等人表达过敬意。 由于戒严令的下达，对话希望的彻底破灭，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也就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全国声援学生民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形势发展需要北京高自联能站在全局角度来处理问题。自绝食以来，因一些高自联人员也参加了绝食，导致高自联事实上以天安门为工作场地。为指导绝食，天安门广场又成立了广场指挥部。两套临时性的班子经常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这客观上影响著工作的开展。为将高自联撤出天安门，五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了）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北航、中央民院、法大、广大等八大院校联合各派代表去广场召开现场会议，我与北大杨涛负责组织会议（但杨涛临时有事在天安门找不著了）。高自联以王有才为代表，广场指挥部以柴玲为代表。会议就在广场东北角一块空地上站著表决，参会人员基本都赞同高自联撤出，广场由广场指挥部领导。自此天安门广场避免了令出多头的混乱。 随著戒严令的下达，军队从北京四面八方逼进城来。从各种情况看来，军队的调动肯定远在戒严令下达之前，因为戒严令下达的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消息说有军队已逼进城郊，但被无畏的市民自发阻止在各个入城地（后来知道有些军队是从几千里之外调来的，没有多天的准备，是不可能这么快赶到京城的。）于是北师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为一组的「和平敢死队」，分赴京郊各地了解军队进城情况，联合市民设法阻止军队进城。出发前明确要求方法必须是和平的，态度必须是敢死的。为了掌握情况，我随一组去了南郊的新发地。在那里市民利用军队进城路不熟而问路的机会，将军车全部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并在后退的路上阻上小车杂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军车后。这样使得军车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待我们赶到时已是中午。我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士兵都在车上安静地坐著，市民与陆续赶到的学生在车下围观著。有些市民与学生上前向士兵诉说著北京发生的一切，动员士兵不要参与镇压学生。中午有市民从家中做了饭菜送来给学生吃，学生还主动说服市民将饭菜给士兵吃，将送来的饮料给士兵喝。经过一阵宣传说服，士兵们感动于学生与市民的真诚，有些士兵就与学生市民交谈起来。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士兵很长时间不给听广播和看报纸，更无法看电视，他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是来北京镇压学生，他们是接到参加军训的指令，都以为是平常的训练而已。士兵们也纷纷表示不会参与镇压学生。 迫于形势的日益严峻，学生在天安门坚守的必要性一再成为我思考的问题。然而天安门的学生不甘心就这样撤出，北京市民一如既往的热情、无私无畏的支持让学生只有坚持，但这种坚持究竟将换来甚么？意义何在？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求解。我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如此坚持下去势必无法善罢甘休。于是我在各种场合陈述撤离天安门的理由，并且不只一次去天安门了解学生思想状况。有一次跟在广场的钦本笠交流，谈了应该考虑撤离的理由，最后他反而动员我参加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可见说服撤离实在不是件易事。还有一次（大约到了五月二十七、八号了）在北大召开了北京各主要学校的学生代表会，我与师大的赵纲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我力主撤出天安门，然而支持者甚微。当然，当时主张撤出者也还没预料到最后的屠杀。 时间一天天在煎熬中过去。6月2日，我听从天安门回来的同学说有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奇怪的是围阻军队的学生与市民中有背著黄布包并且包内装了石头的人。他们混在学生市民中不时掏出石头向军队投击。这引起我极大警觉，我似乎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因为那些混杂在市民与学生中的人，很可能是有关方面预设的陷阱，在为屠杀编织理由。学生与市民长期以来都非常理性而克制，不可能背些石头在身上。 6月3日，不论是天安门还是京郊各地，有军队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异动，军队主动冲击著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小范围的冲突不间断地传到学校。我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夜幕降临时，京城街头的广播轰响起了透著腾腾杀气的「军队进城告市民学生书」。晚上九点多钟，我在西北楼大厅处理著一些事务，有市民骑摩托车从木樨地拉回一个学生。那学生一进西北楼就痛哭著说军队开枪杀人了，市民与学生为保天安门在冒死阻挡著军队前行。我找到当时在校内的陈章宝，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后作出带师大在校学生去天安门的决定。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著天安门而去的，到天安门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声援。 去天安门的危险我是能想见的，但我绝不能坐视市民学生的被杀。将近十点，「三。一八」纪念碑前汇集了一千多学生。我跟陈章宝说我带学生去天安门并建议他赶紧离开学校，因为我知道屠杀刚刚开始，而一旦杀人那杀多少就是量的问题，杀十人跟杀一百人没有质的区别。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难免，一些特别危险的人应该赶紧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认可他们跑到国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难想到更适当的方法。当然多年后我认为应该坚守在国内，但这不是我们有权要求别人这样，只能就道义而言）。我决心去天安门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队伍快速向天安门而去，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呼喊口号支持鼓励学生。在我们赶到西单附近时，又有市民学生跑来诉说军队开枪屠杀情况并说军队已冲过木樨地快到文化宫了。我们心急如焚，大家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很快我们赶到了西单长安街路口。那里早聚满了市民学生，十字路口几辆公交车不知甚么时候已横断了长安街，市民与学生群情激昂地聚集在长安街上。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甚么作用。交代完后，我独自上前爬上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这时有个青年拿著根九节鞭也跟了上去并声言要保护我。我劝他赶紧下去，这里太危险。因为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炮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群的喧嚷依稀可闻。从车上往军博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十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著往车下爬。刚才上来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艰难地爬下汽车。顿感长安街一遍漆黑。当然眼睛睁不开，有灯也没用。但长安街此时的黑绝不是因为睁不开眼，而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烟雾中摸索著往街南边的墙根下去，以便倚墙而行。当我终于摸著墙根往东缓行时就听到后面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我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这使我认识到是子弹在跑，我紧张地尽力向前。在路过一个胡同口时，听到里边有人叫快进去，于是就顺声而入。我发现胡同里已有不少人，他们一个个在进去不远的拐弯处沿胡同墙半伏著身子窥视著外面。我进去后，一个市民示意我将指挥旗藏起并弯下身子。几乎是我刚伏好军队就过来了，坦克的轰鸣声盖过了其他。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边巡查著向天安门而去。不知甚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著：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太残酷了!他说著说著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批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好在这个胡同有个拐弯，没有击中里面甚么人。有士兵似乎想往里冲，听到有人出面阻止。于是一队士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屋上那人紧紧伏在瓦上，待士兵走后又气愤地骂起来。我心想你抛几片瓦对钢盔盾牌全副武装的军人有甚么用，就是砸一下也岂不形同搔痒？无非是看著过不去泄点愤而已，但我也不好劝说。在亲见屠杀的情况下，任何有血性的人岂有不切齿的？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我与大家赶紧冲出了胡同。我一心记挂著天安门，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口，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沥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著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著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来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我看著他痛苦的样子，猛醒到应该赶紧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于是大叫一声「快送医院啊!」围观者也如梦初醒，纷纷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刚说话的青年，只听他一个劲地说著谢谢，不过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为为民请愿、为天下尽责就该落此下场？我背著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著一个个还在流血的伤员。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伤员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乐厅前，那十几个伤员已全部被送走了。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围在音乐厅前的雕塑边议论纷纷，于是上前去看发生了甚么事，结果发现那个雕塑的大理石坐基被打掉了一个大角。如此硬的石头被打掉了一个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枪，至少是重机枪或甚么炮吧？!（这个角一直到九三年我回北京时还残缺著，九八年我再去看时发现已经换了。）我惦记著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不敢停留就随著人群往东赶。然而刚走不远，后边又来了一批军队，路中是坦克、卡车（车上装著士兵）车边还走著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一下躲无可躲，于是一大批人就在长安街南墙根下站著。这时我看到一个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条腿拖拉著，看得出还在流血。他居然跟著军车一路怒骂著，质问著「你们看看，你们枪杀的是些甚么人？这些都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啊!他们所追求的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人民解放军怎么能屠杀人民？你们的枪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有种就再给我一枪！……」他那坚定无畏的神情与话语深深激励著路边的群众。不知是谁抑制不住大呼了一声「打倒法西斯!」于是应者如潮。口号刚喊过去，顿见从人民大会堂那边冲来一队士兵，一路扫射著、喝叫著。街边的人群顿时蜂拥著往西边撤。我随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乐厅前。当我回头去看那个追随军车的青年时，他已不知去向。 看来从长安街南边往东是进不了天安门了。待又一支军队过后，我与一些人从长安街北边的皇城根下往东去。快到新华门时，我见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赶著往回跑。路边原本往东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华门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并排横断了长安街，并且有一队兵正鸣著枪驱赶著试图走近的群众。我同时看到在刚跑回的人群中倒下了两名，很快士兵追了过来，将不知是死还是活的伤者抬走了。显然从长安街进天安门的路是不通了?其实早该想到不通的，一条街哪有南边戒严北边通的？只是心急没有细想而心存侥幸罢了）于是我又随著一批人从六部口往北绕一个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从南池子可以绕开警戒线进入天安门。待我赶到南池子时，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依如新华门边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封死了南池子进天安门的路。在离士兵二三十米处有一条警戒线，好像用甚么拦了一下。市民们就自觉地聚集在警戒线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门内的情况。随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议论著，交换著彼此的信息，表达著各自的忧虑，同时反覆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让大家进去。在一再要求无结果的情况下，大家对天安门里情况的担忧及许多不同方面枪杀情况的汇集，使大家心里升起了怒火。于是由请求变为质问，由质问变为斥骂，最后愤怒地喊起了口号「打倒法西斯」「抗议屠杀学生市民!」「请愿无罪!」……虽然大家在悲痛与愤怒中，但仍没有超越冲击警戒线。然而一会就见一个军官带著一队士兵从警戒队伍后边忽然出现，举枪向天鸣了一枪。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些持枪的士兵向警戒线外的群众脚下扫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冲向人群抡捧就打。群众顿时惊慌四散。我被一棒击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看见身边一位妇女被士兵打倒在地并抡捧猛击，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并一把拉进了旁边的民房。我进屋后跟那个拉我的人说快去看看那个妇女。那人转身出去，一会回来说不见了那女的。这时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烂，皮肤裂开，鲜血浸湿了衣袖。房东赶忙拿来一些药喷洒在伤口并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叫两个中学生骑自行车将我送回师大。许多同学以为我已遇难，因为我带去的同学早已从天安门撤回。当他们看到我回来时惊喜不已。许多同学建议我离开学校，但我甚么地方也去不了，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同时我觉得甚么地方也没必要去。于是索性蒙头大睡。我实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来我就没好好睡过觉，常常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并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都睡过。而今似乎没甚么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觉。下午又有几个读研究生的同学来叫我躲避一下，于是我想在京的几个老乡许久没联系了，就藉机去看看。 「六。四」后，京城交通彻底瘫痪，我只能步行到军博附近的一个老乡处。在路过长安街时发现满街的坦克在森严的戒备下焚烧。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报废的车吧，借这次入京就换新的了。当晚看到新闻联播时，才发现这成了市民及学生暴乱的铁证。巧的是当看到一辆坦克中烧死四个军人时，一起看电视的人中有两位就大骂起来，说当晚他们正好在木樨地那边亲眼看见这辆坦克因开得过快先撞在街上分隔栏杆上，继而又闯上人行道的台阶上，一下就翻了过来并燃烧起来。我不懂机械，对此自然也不便说甚么。但依常理是不可能有人靠人力去掀翻坦克并且士兵不出来等著被烧死的，只有忽然的翻车才有这种可能。 我在老乡处呆了两天，觉得没甚么事，同时也怕万一有事连累老乡也不好，于是就返回了学校。 之后对我的处理应该说还不算重。待查出我一些材料时，我已分到外地工作，学校有些老师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我（这事后来我回北京时才知道），毕竟人们心中自有公道。最后学校老师也去了我所在单位，但没有深究。十月份，师大清理整顿小组给我所在单位去了一份材料，列举了我在春夏之交的问题：其一，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文章中将人民政府称为「当局」；其二，加入非法组织学生自治会并负责理论宣传部工作；其三，参加对话团非法活动。然后让我在材料上签了字。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直到1993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在笔试面试过后调档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我被以要单独调审的名义拖了下来。后来我找到哲学系一位负责人，他倒是很直率地跟我说这不是人民大学的问题，他们也有压力，如果我能回师大去开一张证明我在八九事件中没有问题的条来，他们肯定录取。于是我抱著探个究竟的态度回师大去找老师。师大的老师还是很热情的，但后来还是因「当年清理小组已解散，没人愿出来承认是清理小组的成员，更不会有人出来开这个证明」而宣告了一个公民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我也自此愤而「下海」。 沉重的反思 转眼快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切没法忘（因为每到春夏有关方面都会来提醒我们），也不敢忘（因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地夺去）。这么多年来的现实坚定了我对「八九」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的信心。虽然「八九」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法制、经济等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符合人性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八九」后十几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短期些许成效，事实上是不得不沿袭「八九」部份的经济诉求的结果。然而在政治、文化思想及法制上近十多年来却是逆历史规律而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弛。中国目前的体制性腐化、权贵经济主导、各种不公现象盛行、社会矛盾激化，正是改革单腿而行、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意在还历史以真实，同时追忆纪念那些为民请愿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八九」可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在此我只想简要谈谈三点我认为最沉痛的教训： 其一，形势认识不清，自我把握不准。「八九」自前期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中期抗议定性、争取平等对话，到最后怒而绝食、静坐，整个过程学生及支持学生的市民都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力争。然而当局从「4。19」的强行驱散到「4。22」的拒不接见，到「4。26」的社论定性，终至戒严镇压，态度也是一惯的，坚决而不容商量的，那就是一切民意即是「敌情」，一切民愿即是叛逆，一切争权即是颠覆，所以拒不回答、拒不接见、坚决镇压。在这一连串不理不睬，到定性镇压时，敌视是从开始就体现的，这也符合暴力夺权党的一惯思维。然而学生及市民一直以「上书进言」、帮助政府推进改革的「子民」心态尽责表忠，当被对方当作敌人时，自己还一心以为是对方的一分子并以此取舍行动，这是对形势判断多大的错误啊!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这从对话团一再论证不会「戒严」更勿庸说预见屠杀了可见一斑，可以说广大学生完全是一厢情愿，单方善意，甚至可以说是单相思。毕竟，我们对极权政体太缺乏认识了，对它的残酷性甚至缺乏起码的认识。当然这与几十年来的欺骗教育是分不开的，「伟、光、正，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这些不断重复的谎言让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最后是枪炮声中淋漓的鲜血宣告了「子民」情结的破灭，昭示了这个政权的固有本质。在鲜血面前人们才警醒到自己的位置，看清所面对的对象，从而端正对形势的基本判断。 其二，缺乏联合协调社会各界力量的意识。学生从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抗议定性要求对话，整个过程应该是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竭诚关怀与无私支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学生运动坚持一天都是困难的（在整个运动中社会各界给予我的感动远胜于学生给我的感动，我经常感到为这样善良无私的国民，我死而无憾。）然而学生为保持运动的「纯洁性」，除了学校之间学生的联合，学生与社会各界基本上没有联合，更谈不上协调统一行动了。我清楚记得当「市民代表团」想进入广场时被学生阻拦的情形及韩东方跟我的感慨。运动中后期，知识界因其与学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点，一批以大学老师（如刘晓波等）为主的知识份子才融入运动中，但这远谈不上学生与知识界的联合协调一致行动。当然，对政府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开明派更是缺乏了解，没有配合与支持，错过了良性互动的机会（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它直接导致中国十几年改革的遗误，体制内一批政治精英的失落，有自省能力与革新思想的一批老革命被逼出政坛，极权体制的保守顽固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最后运动必然失败。在推动社会改革，尤其要改变庞大保守的社会体制时，社会中每一点抗拒极权的进步力量都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充分联合，协调行动。只有这种大致方向一致性的合力足够强大时，才可望攻克顽固保守势力。没有多方进步力量的充分联合、协调行动，没有最广泛的团结社会各派力量，凝聚社会中的人才与智慧，要推动社会革新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指望体制自身革新也是俟河之清。 其三，缺乏能组织协调运动的机构。八九民运因其突然性、自发性而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仓促性、临时性。这样的机构在协调统筹运动上是软弱无力的，既缺乏产生正确方针的程序，又没有对机构意志贯彻实施的保障。整个运动完全依托于学生及市民的理性与热情。因其弱组织性也使运动没有进退尺度，没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没有策略，缺乏应变性。一种社会运动，尤其是意在变革社会体制的政治性运动，如果没有设置科学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正确决策的产生实施，运动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八九」是沉重的，这一页在历史上也必是厚重的，它有许多有待研究总结以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对「八九」的研究还远未开始，因为有很多东西尚未解密。当然「八九」的深远意义也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与淘洗，它决不以某时某人的宣布定性而定性。让我们共同期待早日还历史以清白！期待烈士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安息！ 2004年2月9日

http://www.yhcw.net/MyBBS/tam/mes/25651.htm 北京从契丹辽立燕京以下，金、元、明、清历朝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都以北京为首府，有近千年历史了。至近代，西风东渐，中国南方沿海地带最先开风气，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其后蒋介石的所谓“国民革命政府”都把首府从北京移回大明朝最初的首府南京，甚至改北京为北平，以压制北方“野蛮”势力。1949年中共建政，到底建都北京或者南京，据说也有很大争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都是“南人”，却最终选择“保守”的文化中心北京而非俯瞰中原的南京建都，这其中已经看出中共领袖们日后的倾向了。 中共行事作风很封闭。但北京作为中共首都，却是中共向外展示的花瓶，另外首都聚集了中共高级干部－－近十几年有民谚说“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总之，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北京是占了全国各地的好处了。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国家重点投资的“十大建筑 ”。六、七十年代全国供应紧张，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文革”后期东北由陈锡联上将主管，陈上将有”陈三两”之称－－因为每人每月只限量供应三两（150克）食用油，比较而言，北京市民则有比较好的食品、日用品供应，至少事实上肉类供应是不限量的。八十年代比较明显的不公平是考大学，北京考生录取率是1：2至1：4之间，外省则在1：20以上。所以上重点大学的北京考生的成绩在有些外省即使是”中专”（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相当于“高中”程度）也不够格。直到现在，一张京城户口，还值几十万的价钱，且有价无市。所以，我觉得北京人一出生，就算有一个“原罪”。以前，我见了外地人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才想明白：“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但作为可以选择。运气好不是罪过，为非作歹才是罪过。” 北京做了几百年的帝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有一些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好处。最大的一条就是整体来讲北京居民“知识水平”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民谚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 ”。这也不奇怪，在北京当官的多，在外省是“国家大事”，在北京就成了居民身边的“日常生活”了。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暴以北京为中心也是理所当然了。六四过去十多年了，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发“学生年轻不理智、方励之太阴险”之类的论调，我说这些话连“马后炮”、“事后诸葛亮”都算不上。当年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就公开威胁学生，不要上了“长胡子的人”的当，“长胡子的人”就是指方励之、刘晓波、王军涛之类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当年『北京日报』还专门长篇大论指刘晓波为“幕后黑手”。现在还重复这些调子没有一点新意。刘晓波最后只判刑四年，可见是中共临时找的“替罪羊”。而方励之、王军涛等“幕后”人物也没有被中共“严惩”，只是被流放在外而已。当事人们的回忆至少证明了，即使这些“自由化”精英人物有意干预“运动”大方向，他们也没有能力达成他们的意愿。 这些发“马后炮”都不够格儿的“知识分子”往往还爱标榜自己“独立思考”。其实在“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上，1991年就有上海学生领袖指责在北京拼命的学生“不理性”，这才叫勇敢，这才是“独立思考 ”。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是美国教授级的人物了，“教科文”家庭出身，“文革”中深受迫害。1989年也在学校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可这位仁兄1991 年在美国学校读书时，就敢冲上台去大骂“民运人士”误国误民，支持中共镇压换取“稳定”。那时正是“民运”高潮的时候，这位仁兄被台下口水哄的立身不住，但还是坚持把自己意见说完才下台。这才是勇敢，才是独立思考。在海外“民运”人士已经臭不可闻之时开骂，无论你骂出多少花花肠子，也不过是“人云亦云”食人牙慧罢了。 我不同意那位好朋友的主张，但我佩服他的勇气、他的正派、他的“说自己的话”。可那时我不能理解，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白痴”的念头。后来我在网络上见到了更多的“高等华人”，才觉到这是“高等华人”中很普遍的想法。比较早的如ACT时代的方舟子，他是六四时科大研究生，后来美国名校生物博士。当时很多网人以为他是太子党或者网特，但其实都不是。比较晚的如在『天下论坛』的“汗青”，他自称在欧洲，是六四学生且因六四而做牢。可十年之后，他也说“中共镇压有理”了、还专门和自由派人物作对头。为什么会这样？我开始时百思不解，后来一天忽然“顿悟”，于是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北京小左”，从此我不再低头，我为我是一个北京人而骄傲－－直到今天，我遇到的为中共“六四”行为辩护的网人和朋友中，几乎没有当时亲历其事的北京人，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我在『华岳』之类的左派论坛上，确实和若干自称的亲历者打过交道，但他们所说，往往似是而非，没有完全的可信性。 北京人沾尽全中国人的好处，也自然有些特殊的地方。第一是学历高，1989年前北京人口中就有10%以上是大学学历。而全国平均水平大概在1%以下。学历高倒不意味着“独立知识分子”，但相对来说，这些人“见多识广”，对外面世界了解多些，这也是事实。第二教、科、文组织多，这类自由职业者最不安份。第三就是北京人比较关心政治，因为是政治中心嘛，当官的多。好像我，从小听到、看到的就是毛主席送芒果、江青阿姨穿布拉吉之类的事情，根本逃不开，怎么能不关心呢？说了这许多废话，只是要说明一个事实－－89年这场风波的主力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袖，但市民才是主力。没有北京市民的支持，学运不可能维持那么久。 请让我举以下事实说明这个观点， 第一，在4•22胡耀邦追悼会过程中，不仅有数万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有数十万北京市民在西长安街两侧等待胡耀邦灵车通过。 第二，4•27第一次学生大游行中，特别是在城里，围观的市民帮助学生镇住了堵截的军警势力。 第三，学生绝食后，多次上百万市民游行声援，并且捐钱捐物，维持学运后勤，使运动持久化，这才使中共紧张，不得不采取戒严下策。 第四，戒严后，自发堵截军车的是男女老少的市民。大学生只起到领导、指挥、组织的作用。 第五，六四惨案的牺牲者中，普通市民大概占了八、九成，大学生和研究生大概只有一成多。 第六，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出于对外形像考虑，对学生处理比较松，比较而言对市民的迫害则严重的多。 如果把北京市和外地情形比较，北京市民的反应明显比外地人积极， 第一，北京市有教、科、文以及其他机构以组织名义出面组织活动，如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都发表声明，十大学校长联合声明。而外地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名义的表态。 第二，北京市除教科文全面罢工、罢课外，产业工人基本上支持学运，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罢工，但很多工厂都打出旗帜，走上街头。相反，根据教委编辑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记录，全国一般城市中只有教科文组织形成支持学生的游行，而多数产业工人都拒绝支持学运，很多城市出现学生在工厂门前阻止工人上班的情况，双方情绪对立。 第三，据我了解，外地积极参与学运的大学生大批进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地难以开展运动，但积极学生的离开又进一步消弱了外地学运力量。而外地学生的行动策略，也普遍有“看北京”的心态。 以上事实说明，北京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中心城市。1989年的中国就好像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陆，若干中心城市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水平，但周边地区还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中心城市人民起义成败就决定了国家走向，但无一例外的，当时欧洲中心城市的人民起义都失败了，因为君主和官僚们控制着以农民和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国家雇佣军。中国也一样，五、六十万大军压境，和平的北京市民运动一夜就被摧毁了。但北京市民自发的建立起路障、堵截军队，全中国只有北京需要邓小平动用军队，并且要坦克开路、大开杀戒。在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市政府可以动员工人去拆毁学生设置的路障。如是，当然不需要军队镇压了。这就是北京和外地的不同。可是，不需要军队镇压绝对不意味着中共的宽容，相反镇压可能更为惨烈。湖南省邵阳市的女教师茉莉不过跑了倘北京，公共场合里演讲几次，这在北京根本就算不上个事情，但在邵阳茉莉就成为罪不可恕的“反革命犯”。最后真把一个“小地方”不关心政治的茉莉变成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权斗士”。中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一次还会只有一个北京吗？ 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有三个北京，邓小平就将无兵可派。如果中国有一个城市在六四镇压后能公然宣布和邓中央脱离关系，邓李政权就极可能垮台。但是这一切都是“如果”，我知道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民就还要再受一次苦难折磨（自作自受？），等下一次吧。中国现代化道路还长着呢！ 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场人民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市民并波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如香港市民积极参与）。很多人把运动叫做“学运”、把参加者仅局限于学生；又或者认为市民的行动只是同情学生的消极反应、市民并无自己的特定目标，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事实，北京市民积极和主动的参与并主导了这场运动。否认市民参与，这是降低这场人民运动的意义、缩小人民与中共统治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