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四”参与人，我寻求最大公约数

多维专访朱嘉明：20年海外民运的分裂与衰落（4）：是什么促使我反思

问：具体地说，什么是影响你思想和心路历程的因素？

朱：应该说，影响我思想和心路历程有三个因素。第一，对西方，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社会近20年的观察，我不仅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思想根源、价值体系，有逐渐深入的理解，学习了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宽容，同时，也目睹了西方社会整体衰落的趋势。我不是更加倾向，而是背离典型的“资本主义”。我更加赞同和欣赏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的欧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我感到，中国具有建立富裕和公正社会的可能性。

朱嘉明在MIT与意大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ranco Modigliani合影。

第二，三年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使我在专业方面有了进取，更重要的是帮助我改变理解中国的视角。溶入世界的中国和国际社会已经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关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关注人类利益是一致的。

第三，1997年前后在柬埔寨，以及周边国家经历，特别是目睹柬埔寨1997年军事政变，让我切身体会到一个社会的和平、稳定和安定，人民没有生存恐惧是多么重要。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实为不可能。以激进的方式，革命的方式，后果一定是倒退。

第四，“爱国主义”是促使我反思的根本原因。中国情怀，对我来说，是具体的和刻骨铭心的。到1989年，我毕竟是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了38年，有亲人，朋友。我有过在西藏，黑龙江，山东务农，做工的经历，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和博士，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我还对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直接体验，与中国文化根本无法分割。在20年海外生活中，没有一天不关心自己的国家，不为中国的问题忧虑，不为国家的发展高兴。也为自己失去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改革中贡献力量的机会而无限遗憾。这也是我从未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原因。

问：你怎么看2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制，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等等。加入WTO，是当代经济史的大事，实现了全方位的国际接轨。近年来，中国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求解决三农问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知识界、思想界关于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成败甚至继续改革与否的争论中，来自执政党高层的声音一直都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在经济领域，概括地说，中国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实现温饱到小康的转变；二是从著重于财富总量增加到著眼于财富合理分配的转变。虽然中国已经持续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仍然具有深化改革开放的余地；虽然中国已经持续了30年的高增长，仍然具有增长的空间。

以往的改革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它包含和伴随著深刻的政治改革，以先易后难地、共识最大的方式进行，先是为市场取向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事实上，民主化进程已经启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过程开始出现，彻底完结了终身制和强人政治，实现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国家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方面，顺应了历史潮流。执政党内形成了相对平衡机制和权力平稳转移的模式。此外，政府管理能力、处理危机的能力都在提高，公务员制度在成熟。

中国社会各阶层，不仅新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农民、工人、城市居民，都先后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民众可能对现实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满，主流是肯定和满意中国的进步。民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的比重越来越大，非政府组织的发育成长，以及在很多政府力所不及之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环境保护、民间维权、病患救助等等方面。中国社会呈现多元化，并且加快向开放社会演进，社会的容忍程度和弹性越来越大，包括对于宗教和非政治的民间团体的宽容，逐渐扩大。由于宽容程度的提高，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得以降低。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著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面对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的警觉，反应，对策不仅及时，而且有效。中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现存的问题，未来的调整和改良，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看法，显现了中国负责任的精神。

问：目前，对于“六四”，你有什么主张？

朱：中外各国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都显示出这样的道路：平稳地演进。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谋求各种利益主体的包容、合作、妥协，而不是对立、对抗、革命。由此，确实有必要总结和反思以往的海外民运道路，以开放的思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具建设性地，更具创意地，融入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六四”20周年之际，作为“六四”事件和海外民运的参与人，我主张寻求最大公约数，著眼于当下和未来，这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全文见《多维月刊》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