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00人参加《广场的怒愤》六四纪念

我也曾是学运的一份子。现在看来，特别同意你的说法。 怎么这么多人参加过学运?

每年六四净看“民运人士”表演了，好像他们就代表了在多伦多的全体中国人民意了。 其实不同意“民运人士”的人，依我看占大多数，是不是也策划一个公开活动，表达表达我们的心声？ 是啊,你也可以搞个公开反64活动

让几只民运狗抱着金丝狗的腿啃吧.

看不大懂你的这一句话。 中华民国的自由、宪政民主的台湾地区的同胞赞许"Shenyung"的大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的意见。

中华民国的自由、宪政民主的台湾地区的同胞赞许"Shenyung"的大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的意见。 更忍不住回说几句.. 你们这些共狗匪特到是无知还是无赖，在这纪念6.4 20周年的重大悼念活动中，有我们的藏族同胞参加，正是说明了我们的藏族同胞认同一个民主，自由，和睦的统一的大中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民的人民民主中国，而不是要依附于中共暴政所代表的伪中华人民共和国，6.4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重大纪念日，所有认同一个统一的民主，自由，和睦的中国的中国人, 包括海外华人，法轮功，台湾同胞，藏族同胞以及各中国少数民族同胞...都有资格，有责任，有义务,更有必要参加这样一个重大悼念活动，用行动来推动我们中国的民主进程，让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睦的统一的中国人民的人民民主中国早日到来，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奉献 ！！！

无聊的闹剧 有独轮运输唱戏，只能忽悠几个洋人。

无聊的闹剧

约300人参加多伦多《广场的怒愤》六四纪念 加国无忧 51.CA 2009年6月5日 08:15 来源：本网记者 作者：谈海 6月4日中午12点，主题爲《广场的怒愤》六四纪念活动在多伦多市政厅外的弥敦菲腊广场上举行，约300人出席。参加活动的市民大多数购买了活动主办方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联同民主中国阵线提供的白色T恤衫，臂部或头部扎上了主办方提供的白色布条。活动过程中曾一同躺在地上扮死示威，重演1989年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的情景。 当年于北京目睹六四的加拿大女记者Shelley Fines再次出现在活动现场，她和民阵副主席盛雪在会上朗诵纪念六四的诗作，一位老者在台上二胡演奏《翻身道情》，现场气氛哀怨，有华人流泪。 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表示，六四如今已20个年头，人们不想回忆，但未敢忘记，中国政府至今仍是隐瞒真相，六四一日未得到平反，中国的社会仍是没有进步的，中国目前虽有经济的进步，但却没有基础的人权发展的配合，这是不能维持的经济发展。 关卓中说，近日发生的一件小事令人鼓舞，上周日民运会跟到访多市的前学运领袖王丹等人，在多大的烛光悼念后到一间中餐馆用膳时，吃到中途时餐馆老板告诉他们，有名黑人顾客已帮他们结帐，对方是以这小小心意鼓励他们继续爲中国民运而努力。 在活动现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操普通话女士找到主办方负责人说想见王丹一面，她说这麽多年来王丹一直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一位负责人告诉她，王丹在多伦多大学发表演讲后即赴美国，随后赴澳洲和伦敦，最近爲纪念六四的事很忙，希望来年再邀请他来多伦多。 到场媒体记者几十人，纷纷抓住机会采访，但记者发现，接受采访的大多爲西人，而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记者找到几位操普通话的朋友采访，均遭到委婉拒绝。 广场一角 广场一角 舞台剧 配合舞台剧，模拟死亡 电话来的不是时候 孩子的汉堡薯条 加拿大女记者Shelley Fines 市议员魏德方 接受采访 西人是主力 够不够酷？ 一小时后活动结束，广场恢复平静 http://info.51.ca/news/canada/2009/06/05/174045.shtml

请不要来搅混水, 共产党搞六.四大屠杀无论如何是严重的罪行. 搞不懂这个“法官”是怎样当上版主的？？？！ 。 还自命”法官“，见过不要面的，没有见过这么不要面的。 。 留言数十条，就是不断重复那两句话，比祥林嫂还哆嗦~~~ 。 冷饭翻炒再翻炒，都炒了N回了，还有人会吃吗？？？ 。 哈哈哈~~~

请不要来搅混水, 共产党搞六.四大屠杀无论如何是严重的罪行. 先杀搞分裂的，再杀共产党如何？？！！ 嘿嘿~~ 。 杀杀杀~~ 😁 😁 😁 😁

每年六四净看“民运人士”表演了，好像他们就代表了在多伦多的全体中国人民意了。 其实不同意“民运人士”的人，依我看占大多数，是不是也策划一个公开活动，表达表达我们的心声？ 未必是上上策。 。 因为海外“民运”的最终目的是吸引眼球，博取“点击率”来赚收入的。如果我们真的把它们当回事去鸟那帮鸟人就刚好中计。 。 你看看，今年才300人参加，除去西方媒体，付费出场人士，轮子，毒子，和人云亦云的老外，还剩多少个真“民运”？？？应该一半不到吧~~ 估计这次它们也挺难向赞助方交代的。下一年还能不能维持运作还是未知数呢~~ 。 嘿嘿~~

每年六四净看“民运人士”表演了，好像他们就代表了在多伦多的全体中国人民意了。 其实不同意“民运人士”的人，依我看占大多数，是不是也策划一个公开活动，表达表达我们的心声？

» 引用内容由用户 法官 发布 回复：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不能有异已的 我倒是怀疑这十几个支持共产党六.四大屠杀的ID,是从六.四屠杀后更宽松的贪污受贿环境中暴富的共产党贪官或贪官小留. 哈哈，你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民运”不得民心 ---- 凡是不同观点的，一律否定 ----- 多么像以前的共产党！！！！ 。 现在的情况是，“民运”人士越来越像过去的共产党（思想僵化，内部矛盾众多，思想不统一）；现在的共产党越来越像过去的民运人士（向西方靠拢，卖国，假民主！！！）。 。 现在的海外“民运”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不错的行为艺术 与众不同的视角，赞一个！

我们公司有很多大陆来的移民. 最近中午吃饭的时候,议论64比较多.其中有一个南方的来的,当年参加过学生游行,他讲了他的经历. 当年,他们学生去市政府门前游行示威,试图冲进市政府大楼.被门卫阻拦了.他们就在外面咆哮. 一会,市政府的门打开了,让他们进去,结果他们都冲进去了,进去后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市政府大楼里面游览了一圈. 最后,市政府派出两位代表,和学生们座谈,问他们为什么闹,有什么请求.结果学生们都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站出来,说"你看看你们的食堂,吃多多么好?我们学生的食堂,伙食多差?"

我倒是怀疑这十几个支持共产党六.四大屠杀的ID,是从六.四屠杀后更宽松的贪污受贿环境中暴富的共产党贪官或贪官小留. Please do not black mail to us. my fater and G fater are famers. if back 30 years ago i am a red root. By the way if china goverment backrupter. if guy????? still not chance to top leader In China. Shame on your guy.

？ 是问国内被共匪暴政所控制汉民？ 还是问国内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汉民，藏民及各少数民族人民？ 这个坛子里的绝大多数都在国外,没有GCD的控制.你问问有几个不反感藏独的? 别在做梦了.

西方很喜欢炒作那张“阻挡坦克”的照片， 。 但~ 如果一名伊拉克平民站在美军坦克面前，或者巴勒斯坦平民站在以色列坦克面前，估计从被发现后倒数5秒内，就被机关枪打成肉酱！！！！ 我来到加拿大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那张阻挡坦克的照片. 出国之前,我也一直觉得,我还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国内不宣传. 我出国后,看到了那张照片,我明白了.其实,国内应该多宣传这样的照片,不应该隐瞒. 我看到那张照片后,我明白了.部队使用武力是不得以的.那些坦克努力的躲闪着那位傻瓜,那位傻瓜就是不算完.要是在中东国家,恐怕那位傻瓜早就给机枪扫射了.这就是在中国,那位傻瓜才敢这么做.

[QUOTE="绿林好汉 you can not said people believe didiferece with you are dogs of China goverment. I believe 90% UP china porpulation do not great with your guy. i wish all best to china people and peaceful. 那几个共产党的奴才，走狗不是不知道六四真相，也不是不知道共产党在六四大屠杀这件事上做的不妥当。不过走狗终究是走狗，共产党还没改口之前，走狗的调子是不会改变的。 等到那天共产党平反六四，那些奴才们叫好保准比你我先。

我说共产党六.四屠杀老百姓让你恼火开始骂街了? 记得你曾经说过自己亲身经历过六四，能不能像其他“挺共”人士一样，把过程，感想，总结，详细地写一写？？ 。 还有，你能不能不要重复2，3句话几百遍？？？？ 。 谢谢。

汉人为了西藏的领土而用武力统治生活在那里的人, 如果你认为没错, 那你就是脑残. 我说得够明白的了. 南北战争是为了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 这跟汉人用武力统治藏人是完全对立的两件事. 白痴! 原来你是藏独阿? 忍不住要说几句了. 西藏以前是奴隶社会,是GCD解放了奴隶.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根本就不存在汉人用武力统治西藏的事情. 按照你的逻辑,现在的美国白人和加拿大白人,也包括你,都更应该回到欧洲去,因为这片土地是从印第安人手里抢过来的.

很好，很强大，很客观，很真实，大家应该看看这篇留言！！！ 这里转一篇别人的文章,从他的角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广场事件. 二十年前的故事 姜还是老的辣 于 09-06-04 1414 真快！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写“六四”这个既敏感，又显得有点老掉牙的话题。可前两天和美国大老板聊天，他问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经历简略地讲给他听。听完我讲的故事，他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发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还没有全忘记，把它写出来，也是对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记载。更何况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与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相似的记述，放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故事，供大家网游时消遣。我也相信，在与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也会有一定的共鸣。 一、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相关背景：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中央直属企业担任副厂长，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医院刚刚博士毕业，升任主治医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对面那栋楼的一层，我家还有一小单元在同一楼门的顶层，亲戚在住，我们有钥匙。从我家走进天安门广场只需五分钟。从我家顶层的楼道里，能看到纪念碑和纪念堂。 我的父母还在上班，都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担任不大不小的职务。 我的记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们。因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经历，我还有一个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岳之一，就暂且叫他五岳。小时候我俩住一个大杂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队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厂，当时五岳是我的搭档，也是我厂副厂长，他分管经营，我分管生产和技术。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俩刚进工厂当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门。在工人民兵动手镇压前一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再次戒严，清洗广场前，亲眼看到纪念碑东侧最大的一滩血。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厂，因为很多事都与她有关。我们厂是当时北京市仅存的几个部属企业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组织的财务大检查，必查我厂无疑。那时我们厂，有二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会，分厂区和生活区。有单身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医务室、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饭馆，应有尽有。光汽车队就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大小车辆近四十部。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时已经有形容工厂厂长五毒具全的说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两袖清风。仅举一例，虽然那时各单位，包括各车间都有小金库。我们月底抢产值，加班加点后与生产部门和车间主任去吃饭，多数都是我出钱，也有时是我出大头，他们出小头。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我俩工资加起来680块人民币，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但经常没到开支就没钱了。出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借了一屁股债，才给我LP交够了培养费（本科、硕士、博士，算下来工作不够五年，每年要交 7000块），买了机票。到现在我还看不得这里的中文学校，整点儿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学校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演出，挣了钱交中文学校，请孩子们去吃饭，我自己掏腰包。费话少说，言归正传。 二、学潮开始 刚刚开始的学潮，令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激动、热情高涨。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也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开始绝食的行为，虽然我们也觉得有些过激，但也十分理解和钦佩。我们刚过而立之年，又属于思想较早熟，经历较复杂，在单位担当重任的那种，不会象十年前那样立马投身于运动之中。但我们在改革大潮下的国营企业，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推行承包制；职工优化组合等等的艰难尝试和艰苦努力，成效实在有限，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角债，企业的前途渺茫，深感症结在于机制，而机制怎么改变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的运动附合我们求变的心理和渴望。 因为我LP是医生，即使为了救死扶伤，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广场救护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赶去她们医院在广场的救护点义务上班。我下班回家后，做点吃的带给她，并在广场逗留，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时广场上秩序很好，虽然正个广场几乎全部被学生占领，但学生们各就各位，条块清晰，道路通畅，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我当时对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既惊叹，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会人士前来鼓励和慰问，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闲杂人员。印象最深的，是见到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名主持。还见到一位港台模样的四十几岁的男人，说一些具有煽动性的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弄不好是个台谍。从广场回来，每天上班都与五岳或其他同事交流情况，交换看法。以至后来在部党组的内部通报中，指明我厂有一副厂长每天去天安门广场，那就是在说我。 三、游行 由于新闻媒体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自由报道学运的新闻，社会各界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很快使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每一个人都蠢蠢欲动，我们的工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的兴趣，能否完成生产任务已经不重要了。这毕竟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社会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冲击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也是满脑子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大规模游行在电视上出现后，我厂的工人也提出组织游行的要求。我预计，明天来上班，厂领导班子就必须面对是否组织游行的决定。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组织游行。我认为，多一个或少一个我厂去游行并不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游行是在玩火。回想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和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态到底在向何处发展，也很想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为了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的选择，我决定以看医生为由，请假一天。 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医院，想证实我LP说的是否属实，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说的。结果很失望。我LP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学生，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护，吃饱喝足，有的还洗个澡，再到广场继续绝食。难怪漫长的绝食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绝食不是目的。从医院出来就上了长安街。游行的场面不必描述，我关心的是事态。当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时，心里格橙一下，担心好事将要变成坏事。 那一天，我厂领导班子在工人的呼声和压力下，为了稳定情绪，继续生产，决定有组织的游行。用于班车的大客车全部出动，从郊区开进了市中心。从工厂的利益和现壮看，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错。但这是后来被审察时的第一大问题。我因为请假不在，此事自然与我无关。但明白人肯定都认为我玩儿了个小花活，虽然没有人提过，我也绝不否认。 四、相持阶段及与五岳之间的讨论和分析 游行后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岳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计划）。他向我讲述了组织游行的经过和各位班子成员的态度，我也讲了我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又共同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看法（党委书记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是个好人。我和五岳都是他几年前提拔到厂级班子的）。当时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新闻报道的空前开放，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最敏感的问题，当时新闻报道那种开放程度，让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希望，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还共同感觉到这场运动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也搞不清。从我们的内心中对运动是支持的，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不希望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因为都是企业的领导，我们认为当时能做的就是稳定职工情绪，继续正常生产，静观事态发展。 大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这里，游行完了，意愿表达了，工作还要继续做。虽然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但生产基本正常进行。 我和五岳仍然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那时绝食已超过十几天，很多学生们被老师和家长劝回学校，留下的，在不断重复从广场到医院，再回广场的过程。还不断有更多的学生从外地或回家休整后再赶来加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已开始混乱。我LP不再去天安门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意义的事，就不会再继续做。我仍坚持不懈地每天去广场，不再是走路，而是骑自行车转一圈。有时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乱、肮脏。到最后，不夸张地说，那天安门广场比后来的自由市场还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车后才稍有好转。学生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广场。但许多孩子的精神已开始崩溃，零星的演讲，多数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人们的情绪和广场一样，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样的场面，只有一个词来形容：痛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五岳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厂没有回家。我们几乎谈了一夜，从头到尾分析了整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让人沮丧。从学生静坐、和平示威、绝食开始；到《人民日报》社论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赵紫扬讲话说天下不会大乱；万里回国；新闻报道大开放；中央接见学生代表等等。明显看出中央一直是两个声音。整个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摇摆。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哪一个不是因为上面乱了，下面才会乱。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工厂，也是政治斗争的旋涡，领导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马上就风起云涌。从我二十九岁进入厂领导班子到出国的六年间，我厂领导班子换了四届。加上我走时的换届，就是五届。我是唯一没有被换过的。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管生产，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专业毕业的长级领导。即使这样，也仍然因权利之争，闲了四个月，只让我管盖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没了我，是否无大碍。我那时闲着没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墙。五岳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们的切身体会太深了。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的混乱就不可能结束。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学生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炮灰。事态的结果全在中央怎么决断。我们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无奈。 这里有个小插曲。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与几位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开个小会，突然厂武装部长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没等我问就开口说：“县武装部紧急通知，让我们厂派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基干民兵到县武装部待命！”。我的脑子当时就跳出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画面。我厂那一年也是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民兵。但他们是在外围，没有直接参与打人。我脱口而出：“想要干什么？”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算反应快，稍微镇定了一下，就跟他说：“厂长、书记都不在家。现在是月底，各车间正在抢产值，我只管生产，我要保产值。告诉他们等厂长书记回来后再说吧。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这最后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岳对中央和上层的困惑。可没想到这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在后来接受审查时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和这句话。这是后话。 五、终于采取行动了，但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单位安装了电话），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干部大会，他们都被要求参加，嘱咐我不要有任何与事件有关的行动。 中央召开大会，决定军队介入。我们当时松了一口气，认为事情终于要有结果了。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军队的介入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北京市顿时进入混乱状态。为了阻止军队，学生和市民更大规模的参与进来。全城处以瘫痪状态，满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忧心如焚，希望人们能看清形势，赶快撤退。但那时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不能冷静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还很亮，就在我家门口，前三门大街上，年轻的学生们象接力赛一样，一边跑，一边高喊着，传递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转来的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很具煽动性的坏消息。如“某某监狱已被腾空，要用来专门关押学生啦！”等等。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出小的时候在东长安街上看到红卫兵的场景。我的血在往头上冲，我实在无法把持自己干厂长多年所练就的矜持，也顾不得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协调。冲上去截住了正在边喊边跑的学生，大声地对他们近乎是吼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吗？你们太年轻，没有经过这种世面，不知道将有什么要发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门事件。你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谁吗？你们这样闹下去，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赶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在为你们担心，在等着你们回家呐！”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上来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有人错谔，有人点头，有人叹息。说完这些话，我扭头离开了那里，担心绷不住再说出更多的什么。没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紧跟着我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以后，她发表了一通与我相同的感叹。我才知道，与我们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样疯狂的气氛下，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瘫痪，班车进不了市区，家住市区的职工无法上班，我们的工厂也无法正常开工。但家住厂区和周边的职工还要每天到厂上班。好在几年前为了管好汽车队（汽车队长跟我说，不会开车，别想管好这帮车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开车。我每天开着一个121小货车（当时根本不敢开小轿车进城），拉着五岳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厂子的基本秩序，我们都在担心和议论当前的事态，我和五岳都感到情况在恶化，学生们再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按我们的年龄、脾气和本性，已经无法再袖手旁观。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是决定一试。 我们的计划是：想办法接触学运的领导人，劝导他们马上收兵。我们首先连夜赶写了一份致学运领导的信，由五岳执笔。五岳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报的资深大编辑，他自己也是我厂的大文人，文笔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内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学运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钦佩；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刨析了继续坚持的利害和恶果；结论是：他们必须马上收兵，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信写好了之后，我们找来了住在厂区，会打字的厂机要秘书。她是那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车间主任，论派别，是在我这条线上的，也绝对可靠。我们一直干到天大亮。蜡纸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体记不清了。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署真名实姓，但留了职务和年龄。主要表明我们是同代人，只是比他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文件准备好了，问题是怎么送到他们手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也许会对个人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告诉机要秘书和他老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口如瓶。他们后来做到了。第二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上班，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天，我们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们的汽车队长，此人年长于我十岁，军人出身，绝对说一不二那种，对领导是绝对服从。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铁杆儿下属之一。更重要的是，救护车是他的专车，从来不让别人碰。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要知道，想见学运领导，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指挥部。那一天应该是6月3日，广场早已被学生们封锁，不许外人进入。最快捷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中心的途径就只有救护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找了一个帮手，此人叫小徐，他刚进厂时与我和五岳在单身宿舍住同屋。小徐与我的关系坚如钢铁，在我出国后的连续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交了三年党费，唯恐我一但回去，丢了党籍后不能再当官。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党员！叫他是为了给汽车队长当帮手。我们只需要救护车把我们送进广场，出来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护车进了广场，不拉人是出不来的，拉人送医院，还要回到郊区的工厂，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让队长放单，我们也总是不放心。一切就绪。为了保密，免得在职工中造成影响，我们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们想像的一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警笛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警灯，我们跟随着其它救护车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广场中心。除了无灯的广场那到处可见的，不断晃动的昏暗人影，让广场看上去那么阴森可怖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辆紧跟着一辆的救护车。救护车上不停旋转的警灯，成了整个广场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岳刚刚跳下车，门还没关上，我们的救护车后门就被人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人已被送进车里的担架上。在不断的“走！快走！”的吆喝声中，我赶紧冲队长喊了一声“小心！”，车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烟，绝尘而去。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心想：不愧是当兵的，真快。五岳拉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我们要赶紧找到指挥部。我们确信指挥部一定在某一辆大客车上。我们下车的地方是纪念碑东北侧。大客车都停在靠近长安街的广场北侧。很快就到了停车的区域，但不知哪一辆是指挥部。问了几个人，都不理我们。终于见到一位还算冷静的男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便带领我们向指挥部那辆车走去。指挥车里也没有灯，远远地可以看见车里面人影晃动。刚刚接近那辆车，就听得咣铛一声大响，从车门里摔出一个身躯，倒在地上。只见那人一咕碌爬起来，又蹿回到车里，紧接着是打骂的声音和身影。我们震惊、无语、呆立当场。恰在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救星。我们看到了学生代表与中央对话时，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那位年龄较大，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还记得她后来被判了刑，我们都很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挥车侧面的车窗下。我们赶紧抢步过去与她搭话。虽然看上去她根本没心情与我们交谈，我们还是弃而不舍地要把我们的话讲完。毕竟她的年龄要大一些，要镇静得多。她还是和我们握了手，耐心的听完我们以最简短的词句表述的来意。话是我说的。本人认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强。在上高中时，就曾不用讲稿，给兄弟学校的全校师生介绍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全场哄堂大笑，情绪沸腾。我的话说完后，她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们并不在她的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四目注视着她，静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对我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谢谢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们正在说服大家撤离，总指挥不在这里，我们正在联系，正在做工作，正在劝导，正在努力，正在。。。。。”边说边离开了我们。结果不用说了，我们精心策划的书信即使交给了她，也一定是废纸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变成我们的罪证。我们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几天以后它们被全部销毁。 我们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一直心中愤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满腔热情，思想单纯的学生们更懂得政治，更懂得游戏规则的精英们，上层人物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引导学运及时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测的悲剧。也许有人尝试过，但更多的人可能更乐得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许还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下场如何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对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领袖人物，政治精英，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我真是太失望了。不仅是失望，简直是痛恨！ 六、惨烈的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四日，军队强行进城。有车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况我没有开车回家。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打电话。我们不想看到的终于发生了，而且远远超出我和五岳的想象。这一天实在太漫长，发生的太多太多。军队进城的过程我没有看到。我只想记述我的亲眼所见，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场面。 当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动时，已经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听到吆喝和呐喊声。当时我正在十层楼上，赶紧跑到楼道往下看。先看到一个解放军方队，前面有人开路，大概有七、八个人，端着枪，吼着冲向往队伍中投砖头的十几个民众，当把他们吓散后，队伍跑步前行。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只有前锋，没有后卫。在队伍冲过阻拦后，民众又出现了，追着向部队继续投砖头。眼看着两个士兵被打倒，部队仍不理会，丢下倒地的人继续前进。眼看着那些民众蹿上来对倒下的士兵拳打脚踢，还用砖头狠砸，我当时觉得他们要没命了。好在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后一拨的前锋又把那些人冲散。这一拨还是没有后卫。第一拨的场景又重演。这样的场面在大约五、六个军人方队过去之后，最后一个方队的军人且站且走，把伤员们收容。军人过后，暂时趋于平静。其间没有人开枪。后来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为什么部队没有后卫？为什么不顾战友的死活？这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才能发生。可又是什么，让保护人民的子弟兵与自己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众，还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的凶狠和残暴已经使他们演变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谁给了他们变成暴徒的机会？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先前袭击军队的人群又聚集起来，向我们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动进攻。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一层自己的家，透过我家厨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袭击者先是远远地投砖头，大铁门旁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们继续靠进，可以听到大楼前门和旁边玻璃的碎裂声。公安局是有准备的。突然，一群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呐喊着冲出大门。袭击者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冲散后，警察又回到警局内。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也在不断升级。攻击的人不断增加，除了砖头石块，又增加了燃烧瓶，很快岗亭被点着了。大楼台阶上也在燃烧。警察的人数也增加了，原来是在楼内，后来都站在大楼外的台阶上，用盾牌组成屏障。开始警察只是驱散人群，后来每次冲出来都试图抓人。亲眼看到一个人在我家楼门外的台阶下被警察抓走了。这里的事态在若干人被抓后开始平息。攻击的人群开始撤离，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由于门外静了下来，可以听到广场传来的枪声。我们赶快爬到十层（电梯早就不开了）。从十楼上可以更清晰地听到枪声，还看到像节日放花一样，但没有那么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红色弹痕，成弧形状，不断升起落下。那时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广场上又发生了什么。真想过去看看，但实在太危险了，在LP的劝阻下，一直没有再走出楼门。 七、到底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6月5日，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军队在距我家不远，公安部后门附近设置了封锁线。仍然有很多民众继续向封锁线冲击。不时可听到吆喝和叫喊声。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门前发生的一样，部队不时冲出来抓人。我们仍不能上班，呆在家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楼道的大门。出门一看，一名满脸惊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赶的男生急切的叫我们开门。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马上把门打开。其实，军队只冲出了很短的距离就返回了，只是这名学生被吓坏了，慌不择路，才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他让进家里，给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先让他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是从外地专程来京参加学运的。他简单讲述的经历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惊慌之中加杂着愤怒和激动。他还拣到了一枚烟雾弹的弹壳，看上去象个手雷，他认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弹，说一定要拿回去作为镇压的证据。我们劝导他赶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讲，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赶快去搭火车。我们还劝他把那个弹壳留下，带在身上太危险。他执意不从，我们也就做罢。简单吃了一些东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静时，他就离开了。热情、单纯的青年，这也算是他人生的锻炼和阅历吧。 之后的几天，民众与封锁广场的军队又有一些小冲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广场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不断地盘旋。我们每晚还出门走一走，散发一下郁闷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静和空荡，很难看到一个人。 上班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义愤填膺。我和五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称最后从广场逃出来的一个我厂的小混混找了来。就我们仨人，把门反锁上，严词审问。这小子初中毕业去插队，插队回来与我们一起分到工厂。在入厂学习班和我同组。后来五岳当过他的车间主任，对他多有调教。本质不坏，但不思进取，吊儿啷噹，爱凑热闹，胆子不小。平时见了我们就会耍贫嘴。人还算聪明，也明白是非。为了方便，这里就叫他小张。 开始小张不想说，毕竟也三十岁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烦。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找他为什么。跟我们打哈哈，说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说，这里只有我们仨个人，门是锁着的，我们都这么多年在一起了，你也应该了解我们。我去天安门广场不比你少，只有六四那天没去。我们只想知道那天部队有没有向人群开枪，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今天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可以全不认账。而且还要警告你，今天说的，到此为止，出了门，不许再跟别人说。惹了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架式，小张也严肃起来，讲述了大体经过。 据小张所说，部队到达广场后，并没有马上进入，而是先把广场包围后喊话，命令他们从广场一侧离开。小张当时很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队开始开枪，是真子弹，但是冲天放的。小张被吓坏了，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都趴了下来。并开始有人往外挪动。一有人挪，大家都开始跟着挪。也有胆子大的，一看没有向人开枪，就又直起身来。部队一看有人站起来，马上又开枪，冲天或冲头顶放，小张已经分不清了，但不是冲人。听到枪响，站起来的人又趴下。不断有人站起来，部队不断地开枪。最后没有人再敢站起来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话说，真丢份儿，我们都是从广场上爬出来的。我再三向他追问，有没有看到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没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说，真的没有。审完他，我和五岳心里才放宽了些。 后来的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但后来的电视画面只显示了人群在出口处涌出的镜头，没有显示人们从广场撤出的场景。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开枪的画面，过份地刺激人们的视觉。我不想说军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向人群开枪，但在广场没有。我相信小张的话。 八、接受审查 在事件平息后不久，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审查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帝王时期是殊灭九族，现代社会是过筛子，人人过关。我们是部属企业，又是重灾区，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线的正司级干部，无限期进驻我厂，进行深入排查。我们首先做的是，腾出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话，一张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专职厨师，确定专用单间餐室。一切就绪后，仨位大员进住我厂。每天吃住在厂里，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找人谈话，走访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专车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凭良心讲，这一次的清查工作，与以往大大地不同。总结起来是，雷大雨点小，与人为善，不置人于死地。这与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上层的政策都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执行人员的个人水平和品质。我厂的情况基本是和风细雨，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 清查的重点是领导班子，我又是领导班子中的重点。记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问话。我当时的心态是坦坦荡荡，把除了写信和送信那一节隐瞒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如实地作了交代。唯一没有交代，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县武装部那件事。他们是仨个人专门为这件事找我。并明确跟我讲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我这件事。我当时确实很吃惊，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就把我对当时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盘托出。他们问我，那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当时中央没有明确的声音，新闻报道一边倒，中央都在左右摇摆，我们根本无所适从。我是管生产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正值月底，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产任务。县武装部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掌控。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本应厂长或书记来拍板。后来证明，我的解释被认可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很自悲。就那么几个人，我居然到现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谁干的。只能感叹，人的劣根本性，在关键时刻就会暴露无遗。 我感觉，在审查后期，仨位大员的重心转向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首先摆明，对我的审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大的根本问题。但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坦荡，胸无大志的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领导班子换了这么多届，哪一个不是又出国，又分房，只有我没沾到任何好处，我也不需要这些好处。我插队时就想当个农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劳作，从没觉着苦。将来盖上三间大房，把父母接了来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厂当工人，也很喜欢我的工作。认为我不合格，我还可以再去当我的工程师，甚至去当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并不在乎做什么，我只是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习惯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铭，就是刷厕所也要比别人刷的干净。我也永远记着毛主席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组织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我说的挺激动，他们也点头表示赞赏。大概也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在我决定出国前，部里干部司找我，想让我接正厂长。 九、后来 整个事件虽然过去了，我和五岳却对形势很悲观。我们认为，好事变成了坏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滞后五到十年。我们原来就想过，承包制只是在大锅里分食，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触动产权，改变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打破大锅饭。这应该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发生，必然使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和到退。再想想我厂的现状，到处被束缚着，被捆绑着，被制约着。仅举一例。有一名职工严重违反纪律，泡病在社会上鬼混，根本不来上班，还作假，套现医药报销费。我们想处理他。只因为他父亲原是部里的干部，后曾任我厂武装部长。有三名部里的司长，打电话到我家来说情。厂长、书记外加工会主席，也受人之托来做工作。弄得我们无法下手。反过来，上面一句话，你个小小厂长就走路。虽然我们都还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对前途，我们实在打不起精神。这也是我最终放弃升任厂长的机会，毅然追随我LP出走美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我和五岳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并不全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从当时清查过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改革没有停滞。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伟人，是称职的舵手。 有人会问，你走了，五岳怎么办？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岳的情况。我出国后，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处长到我长任正厂长。此人是个实干家，他与五岳配合默契，干得有声有色。但好景不长。我厂很快被下放到一市属大公司。两年以后，因权利之争，他倆双双被搬倒，同时被平调到公司内其它单位。那位有背景的厂长后来被部里从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个更大的工厂当书记兼厂长，可谓权侵一时。但我97年回国时，他又从那里败下阵来，被放在北京一研究院任闲职。当年，我在与他交接时共处了四个月。听说他回京了，就专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虽然有些憔悴，但雄心还未减，还想从头开始。 该说五岳了。五岳就是五岳，他被平调之后，一气之下，不顾党籍，不顾公职，毅然跳海。通过过去的关系和熟人，纠集我厂的生产和技术骨干，另起炉灶。创办了自己的集体企业，全体职工入股，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产权机制的改变就这么神奇。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饭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风。当年我们 1500人，吭吭讥讥，一年下来，不过干一千万。他们300多人，去年就干了四个亿。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五岳，看他们自己的企业，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经济。虽相隔万里，事隔近二十年，我俩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为五岳的成功高兴。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还为企业蹲过一次监狱。但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逃离了祖国，在别人的土地上，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却没有五岳那么多的辉煌。但我并不后悔，人生走到哪里都是丰富多彩的。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在我们结婚十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灿烂生活。说来也奇怪，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并不羡慕五岳的生活，可五岳对我却极其羡慕。 十、结束语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刻骨铭心。创伤和损失是那时的事实。不管你那时的经历如何，从你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恨，是爱，是悲哀，还是叹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样的暴力和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我和五岳当年那样的无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剧不要在我们身边发生，特别不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珍惜生命，珍惜未来！

很客观，很好，很强大，大家应该看看这篇留言！！ 这里转一篇别人的文章,从他的角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广场事件. 二十年前的故事 姜还是老的辣 于 09-06-04 1414 真快！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写“六四”这个既敏感，又显得有点老掉牙的话题。可前两天和美国大老板聊天，他问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经历简略地讲给他听。听完我讲的故事，他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发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还没有全忘记，把它写出来，也是对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记载。更何况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与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相似的记述，放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故事，供大家网游时消遣。我也相信，在与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也会有一定的共鸣。 一、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相关背景：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中央直属企业担任副厂长，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医院刚刚博士毕业，升任主治医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对面那栋楼的一层，我家还有一小单元在同一楼门的顶层，亲戚在住，我们有钥匙。从我家走进天安门广场只需五分钟。从我家顶层的楼道里，能看到纪念碑和纪念堂。 我的父母还在上班，都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担任不大不小的职务。 我的记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们。因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经历，我还有一个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岳之一，就暂且叫他五岳。小时候我俩住一个大杂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队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厂，当时五岳是我的搭档，也是我厂副厂长，他分管经营，我分管生产和技术。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俩刚进工厂当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门。在工人民兵动手镇压前一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再次戒严，清洗广场前，亲眼看到纪念碑东侧最大的一滩血。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厂，因为很多事都与她有关。我们厂是当时北京市仅存的几个部属企业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组织的财务大检查，必查我厂无疑。那时我们厂，有二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会，分厂区和生活区。有单身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医务室、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饭馆，应有尽有。光汽车队就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大小车辆近四十部。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时已经有形容工厂厂长五毒具全的说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两袖清风。仅举一例，虽然那时各单位，包括各车间都有小金库。我们月底抢产值，加班加点后与生产部门和车间主任去吃饭，多数都是我出钱，也有时是我出大头，他们出小头。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我俩工资加起来680块人民币，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但经常没到开支就没钱了。出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借了一屁股债，才给我LP交够了培养费（本科、硕士、博士，算下来工作不够五年，每年要交 7000块），买了机票。到现在我还看不得这里的中文学校，整点儿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学校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演出，挣了钱交中文学校，请孩子们去吃饭，我自己掏腰包。费话少说，言归正传。 二、学潮开始 刚刚开始的学潮，令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激动、热情高涨。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也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开始绝食的行为，虽然我们也觉得有些过激，但也十分理解和钦佩。我们刚过而立之年，又属于思想较早熟，经历较复杂，在单位担当重任的那种，不会象十年前那样立马投身于运动之中。但我们在改革大潮下的国营企业，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推行承包制；职工优化组合等等的艰难尝试和艰苦努力，成效实在有限，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角债，企业的前途渺茫，深感症结在于机制，而机制怎么改变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的运动附合我们求变的心理和渴望。 因为我LP是医生，即使为了救死扶伤，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广场救护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赶去她们医院在广场的救护点义务上班。我下班回家后，做点吃的带给她，并在广场逗留，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时广场上秩序很好，虽然正个广场几乎全部被学生占领，但学生们各就各位，条块清晰，道路通畅，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我当时对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既惊叹，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会人士前来鼓励和慰问，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闲杂人员。印象最深的，是见到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名主持。还见到一位港台模样的四十几岁的男人，说一些具有煽动性的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弄不好是个台谍。从广场回来，每天上班都与五岳或其他同事交流情况，交换看法。以至后来在部党组的内部通报中，指明我厂有一副厂长每天去天安门广场，那就是在说我。 三、游行 由于新闻媒体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自由报道学运的新闻，社会各界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很快使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每一个人都蠢蠢欲动，我们的工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的兴趣，能否完成生产任务已经不重要了。这毕竟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社会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冲击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也是满脑子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大规模游行在电视上出现后，我厂的工人也提出组织游行的要求。我预计，明天来上班，厂领导班子就必须面对是否组织游行的决定。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组织游行。我认为，多一个或少一个我厂去游行并不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游行是在玩火。回想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和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态到底在向何处发展，也很想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为了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的选择，我决定以看医生为由，请假一天。 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医院，想证实我LP说的是否属实，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说的。结果很失望。我LP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学生，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护，吃饱喝足，有的还洗个澡，再到广场继续绝食。难怪漫长的绝食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绝食不是目的。从医院出来就上了长安街。游行的场面不必描述，我关心的是事态。当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时，心里格橙一下，担心好事将要变成坏事。 那一天，我厂领导班子在工人的呼声和压力下，为了稳定情绪，继续生产，决定有组织的游行。用于班车的大客车全部出动，从郊区开进了市中心。从工厂的利益和现壮看，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错。但这是后来被审察时的第一大问题。我因为请假不在，此事自然与我无关。但明白人肯定都认为我玩儿了个小花活，虽然没有人提过，我也绝不否认。 四、相持阶段及与五岳之间的讨论和分析 游行后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岳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计划）。他向我讲述了组织游行的经过和各位班子成员的态度，我也讲了我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又共同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看法（党委书记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是个好人。我和五岳都是他几年前提拔到厂级班子的）。当时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新闻报道的空前开放，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最敏感的问题，当时新闻报道那种开放程度，让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希望，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还共同感觉到这场运动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也搞不清。从我们的内心中对运动是支持的，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不希望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因为都是企业的领导，我们认为当时能做的就是稳定职工情绪，继续正常生产，静观事态发展。 大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这里，游行完了，意愿表达了，工作还要继续做。虽然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但生产基本正常进行。 我和五岳仍然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那时绝食已超过十几天，很多学生们被老师和家长劝回学校，留下的，在不断重复从广场到医院，再回广场的过程。还不断有更多的学生从外地或回家休整后再赶来加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已开始混乱。我LP不再去天安门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意义的事，就不会再继续做。我仍坚持不懈地每天去广场，不再是走路，而是骑自行车转一圈。有时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乱、肮脏。到最后，不夸张地说，那天安门广场比后来的自由市场还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车后才稍有好转。学生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广场。但许多孩子的精神已开始崩溃，零星的演讲，多数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人们的情绪和广场一样，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样的场面，只有一个词来形容：痛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五岳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厂没有回家。我们几乎谈了一夜，从头到尾分析了整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让人沮丧。从学生静坐、和平示威、绝食开始；到《人民日报》社论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赵紫扬讲话说天下不会大乱；万里回国；新闻报道大开放；中央接见学生代表等等。明显看出中央一直是两个声音。整个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摇摆。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哪一个不是因为上面乱了，下面才会乱。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工厂，也是政治斗争的旋涡，领导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马上就风起云涌。从我二十九岁进入厂领导班子到出国的六年间，我厂领导班子换了四届。加上我走时的换届，就是五届。我是唯一没有被换过的。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管生产，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专业毕业的长级领导。即使这样，也仍然因权利之争，闲了四个月，只让我管盖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没了我，是否无大碍。我那时闲着没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墙。五岳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们的切身体会太深了。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的混乱就不可能结束。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学生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炮灰。事态的结果全在中央怎么决断。我们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无奈。 这里有个小插曲。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与几位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开个小会，突然厂武装部长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没等我问就开口说：“县武装部紧急通知，让我们厂派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基干民兵到县武装部待命！”。我的脑子当时就跳出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画面。我厂那一年也是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民兵。但他们是在外围，没有直接参与打人。我脱口而出：“想要干什么？”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算反应快，稍微镇定了一下，就跟他说：“厂长、书记都不在家。现在是月底，各车间正在抢产值，我只管生产，我要保产值。告诉他们等厂长书记回来后再说吧。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这最后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岳对中央和上层的困惑。可没想到这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在后来接受审查时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和这句话。这是后话。 五、终于采取行动了，但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单位安装了电话），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干部大会，他们都被要求参加，嘱咐我不要有任何与事件有关的行动。 中央召开大会，决定军队介入。我们当时松了一口气，认为事情终于要有结果了。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军队的介入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北京市顿时进入混乱状态。为了阻止军队，学生和市民更大规模的参与进来。全城处以瘫痪状态，满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忧心如焚，希望人们能看清形势，赶快撤退。但那时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不能冷静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还很亮，就在我家门口，前三门大街上，年轻的学生们象接力赛一样，一边跑，一边高喊着，传递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转来的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很具煽动性的坏消息。如“某某监狱已被腾空，要用来专门关押学生啦！”等等。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出小的时候在东长安街上看到红卫兵的场景。我的血在往头上冲，我实在无法把持自己干厂长多年所练就的矜持，也顾不得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协调。冲上去截住了正在边喊边跑的学生，大声地对他们近乎是吼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吗？你们太年轻，没有经过这种世面，不知道将有什么要发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门事件。你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谁吗？你们这样闹下去，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赶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在为你们担心，在等着你们回家呐！”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上来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有人错谔，有人点头，有人叹息。说完这些话，我扭头离开了那里，担心绷不住再说出更多的什么。没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紧跟着我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以后，她发表了一通与我相同的感叹。我才知道，与我们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样疯狂的气氛下，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瘫痪，班车进不了市区，家住市区的职工无法上班，我们的工厂也无法正常开工。但家住厂区和周边的职工还要每天到厂上班。好在几年前为了管好汽车队（汽车队长跟我说，不会开车，别想管好这帮车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开车。我每天开着一个121小货车（当时根本不敢开小轿车进城），拉着五岳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厂子的基本秩序，我们都在担心和议论当前的事态，我和五岳都感到情况在恶化，学生们再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按我们的年龄、脾气和本性，已经无法再袖手旁观。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是决定一试。 我们的计划是：想办法接触学运的领导人，劝导他们马上收兵。我们首先连夜赶写了一份致学运领导的信，由五岳执笔。五岳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报的资深大编辑，他自己也是我厂的大文人，文笔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内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学运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钦佩；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刨析了继续坚持的利害和恶果；结论是：他们必须马上收兵，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信写好了之后，我们找来了住在厂区，会打字的厂机要秘书。她是那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车间主任，论派别，是在我这条线上的，也绝对可靠。我们一直干到天大亮。蜡纸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体记不清了。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署真名实姓，但留了职务和年龄。主要表明我们是同代人，只是比他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文件准备好了，问题是怎么送到他们手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也许会对个人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告诉机要秘书和他老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口如瓶。他们后来做到了。第二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上班，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天，我们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们的汽车队长，此人年长于我十岁，军人出身，绝对说一不二那种，对领导是绝对服从。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铁杆儿下属之一。更重要的是，救护车是他的专车，从来不让别人碰。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要知道，想见学运领导，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指挥部。那一天应该是6月3日，广场早已被学生们封锁，不许外人进入。最快捷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中心的途径就只有救护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找了一个帮手，此人叫小徐，他刚进厂时与我和五岳在单身宿舍住同屋。小徐与我的关系坚如钢铁，在我出国后的连续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交了三年党费，唯恐我一但回去，丢了党籍后不能再当官。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党员！叫他是为了给汽车队长当帮手。我们只需要救护车把我们送进广场，出来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护车进了广场，不拉人是出不来的，拉人送医院，还要回到郊区的工厂，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让队长放单，我们也总是不放心。一切就绪。为了保密，免得在职工中造成影响，我们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们想像的一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警笛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警灯，我们跟随着其它救护车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广场中心。除了无灯的广场那到处可见的，不断晃动的昏暗人影，让广场看上去那么阴森可怖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辆紧跟着一辆的救护车。救护车上不停旋转的警灯，成了整个广场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岳刚刚跳下车，门还没关上，我们的救护车后门就被人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人已被送进车里的担架上。在不断的“走！快走！”的吆喝声中，我赶紧冲队长喊了一声“小心！”，车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烟，绝尘而去。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心想：不愧是当兵的，真快。五岳拉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我们要赶紧找到指挥部。我们确信指挥部一定在某一辆大客车上。我们下车的地方是纪念碑东北侧。大客车都停在靠近长安街的广场北侧。很快就到了停车的区域，但不知哪一辆是指挥部。问了几个人，都不理我们。终于见到一位还算冷静的男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便带领我们向指挥部那辆车走去。指挥车里也没有灯，远远地可以看见车里面人影晃动。刚刚接近那辆车，就听得咣铛一声大响，从车门里摔出一个身躯，倒在地上。只见那人一咕碌爬起来，又蹿回到车里，紧接着是打骂的声音和身影。我们震惊、无语、呆立当场。恰在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救星。我们看到了学生代表与中央对话时，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那位年龄较大，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还记得她后来被判了刑，我们都很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挥车侧面的车窗下。我们赶紧抢步过去与她搭话。虽然看上去她根本没心情与我们交谈，我们还是弃而不舍地要把我们的话讲完。毕竟她的年龄要大一些，要镇静得多。她还是和我们握了手，耐心的听完我们以最简短的词句表述的来意。话是我说的。本人认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强。在上高中时，就曾不用讲稿，给兄弟学校的全校师生介绍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全场哄堂大笑，情绪沸腾。我的话说完后，她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们并不在她的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四目注视着她，静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对我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谢谢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们正在说服大家撤离，总指挥不在这里，我们正在联系，正在做工作，正在劝导，正在努力，正在。。。。。”边说边离开了我们。结果不用说了，我们精心策划的书信即使交给了她，也一定是废纸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变成我们的罪证。我们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几天以后它们被全部销毁。 我们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一直心中愤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满腔热情，思想单纯的学生们更懂得政治，更懂得游戏规则的精英们，上层人物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引导学运及时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测的悲剧。也许有人尝试过，但更多的人可能更乐得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许还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下场如何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对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领袖人物，政治精英，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我真是太失望了。不仅是失望，简直是痛恨！ 六、惨烈的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四日，军队强行进城。有车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况我没有开车回家。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打电话。我们不想看到的终于发生了，而且远远超出我和五岳的想象。这一天实在太漫长，发生的太多太多。军队进城的过程我没有看到。我只想记述我的亲眼所见，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场面。 当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动时，已经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听到吆喝和呐喊声。当时我正在十层楼上，赶紧跑到楼道往下看。先看到一个解放军方队，前面有人开路，大概有七、八个人，端着枪，吼着冲向往队伍中投砖头的十几个民众，当把他们吓散后，队伍跑步前行。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只有前锋，没有后卫。在队伍冲过阻拦后，民众又出现了，追着向部队继续投砖头。眼看着两个士兵被打倒，部队仍不理会，丢下倒地的人继续前进。眼看着那些民众蹿上来对倒下的士兵拳打脚踢，还用砖头狠砸，我当时觉得他们要没命了。好在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后一拨的前锋又把那些人冲散。这一拨还是没有后卫。第一拨的场景又重演。这样的场面在大约五、六个军人方队过去之后，最后一个方队的军人且站且走，把伤员们收容。军人过后，暂时趋于平静。其间没有人开枪。后来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为什么部队没有后卫？为什么不顾战友的死活？这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才能发生。可又是什么，让保护人民的子弟兵与自己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众，还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的凶狠和残暴已经使他们演变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谁给了他们变成暴徒的机会？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先前袭击军队的人群又聚集起来，向我们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动进攻。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一层自己的家，透过我家厨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袭击者先是远远地投砖头，大铁门旁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们继续靠进，可以听到大楼前门和旁边玻璃的碎裂声。公安局是有准备的。突然，一群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呐喊着冲出大门。袭击者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冲散后，警察又回到警局内。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也在不断升级。攻击的人不断增加，除了砖头石块，又增加了燃烧瓶，很快岗亭被点着了。大楼台阶上也在燃烧。警察的人数也增加了，原来是在楼内，后来都站在大楼外的台阶上，用盾牌组成屏障。开始警察只是驱散人群，后来每次冲出来都试图抓人。亲眼看到一个人在我家楼门外的台阶下被警察抓走了。这里的事态在若干人被抓后开始平息。攻击的人群开始撤离，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由于门外静了下来，可以听到广场传来的枪声。我们赶快爬到十层（电梯早就不开了）。从十楼上可以更清晰地听到枪声，还看到像节日放花一样，但没有那么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红色弹痕，成弧形状，不断升起落下。那时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广场上又发生了什么。真想过去看看，但实在太危险了，在LP的劝阻下，一直没有再走出楼门。 七、到底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6月5日，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军队在距我家不远，公安部后门附近设置了封锁线。仍然有很多民众继续向封锁线冲击。不时可听到吆喝和叫喊声。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门前发生的一样，部队不时冲出来抓人。我们仍不能上班，呆在家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楼道的大门。出门一看，一名满脸惊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赶的男生急切的叫我们开门。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马上把门打开。其实，军队只冲出了很短的距离就返回了，只是这名学生被吓坏了，慌不择路，才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他让进家里，给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先让他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是从外地专程来京参加学运的。他简单讲述的经历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惊慌之中加杂着愤怒和激动。他还拣到了一枚烟雾弹的弹壳，看上去象个手雷，他认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弹，说一定要拿回去作为镇压的证据。我们劝导他赶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讲，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赶快去搭火车。我们还劝他把那个弹壳留下，带在身上太危险。他执意不从，我们也就做罢。简单吃了一些东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静时，他就离开了。热情、单纯的青年，这也算是他人生的锻炼和阅历吧。 之后的几天，民众与封锁广场的军队又有一些小冲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广场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不断地盘旋。我们每晚还出门走一走，散发一下郁闷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静和空荡，很难看到一个人。 上班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义愤填膺。我和五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称最后从广场逃出来的一个我厂的小混混找了来。就我们仨人，把门反锁上，严词审问。这小子初中毕业去插队，插队回来与我们一起分到工厂。在入厂学习班和我同组。后来五岳当过他的车间主任，对他多有调教。本质不坏，但不思进取，吊儿啷噹，爱凑热闹，胆子不小。平时见了我们就会耍贫嘴。人还算聪明，也明白是非。为了方便，这里就叫他小张。 开始小张不想说，毕竟也三十岁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烦。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找他为什么。跟我们打哈哈，说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说，这里只有我们仨个人，门是锁着的，我们都这么多年在一起了，你也应该了解我们。我去天安门广场不比你少，只有六四那天没去。我们只想知道那天部队有没有向人群开枪，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今天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可以全不认账。而且还要警告你，今天说的，到此为止，出了门，不许再跟别人说。惹了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架式，小张也严肃起来，讲述了大体经过。 据小张所说，部队到达广场后，并没有马上进入，而是先把广场包围后喊话，命令他们从广场一侧离开。小张当时很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队开始开枪，是真子弹，但是冲天放的。小张被吓坏了，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都趴了下来。并开始有人往外挪动。一有人挪，大家都开始跟着挪。也有胆子大的，一看没有向人开枪，就又直起身来。部队一看有人站起来，马上又开枪，冲天或冲头顶放，小张已经分不清了，但不是冲人。听到枪响，站起来的人又趴下。不断有人站起来，部队不断地开枪。最后没有人再敢站起来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话说，真丢份儿，我们都是从广场上爬出来的。我再三向他追问，有没有看到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没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说，真的没有。审完他，我和五岳心里才放宽了些。 后来的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但后来的电视画面只显示了人群在出口处涌出的镜头，没有显示人们从广场撤出的场景。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开枪的画面，过份地刺激人们的视觉。我不想说军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向人群开枪，但在广场没有。我相信小张的话。 八、接受审查 在事件平息后不久，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审查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帝王时期是殊灭九族，现代社会是过筛子，人人过关。我们是部属企业，又是重灾区，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线的正司级干部，无限期进驻我厂，进行深入排查。我们首先做的是，腾出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话，一张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专职厨师，确定专用单间餐室。一切就绪后，仨位大员进住我厂。每天吃住在厂里，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找人谈话，走访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专车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凭良心讲，这一次的清查工作，与以往大大地不同。总结起来是，雷大雨点小，与人为善，不置人于死地。这与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上层的政策都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执行人员的个人水平和品质。我厂的情况基本是和风细雨，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 清查的重点是领导班子，我又是领导班子中的重点。记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问话。我当时的心态是坦坦荡荡，把除了写信和送信那一节隐瞒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如实地作了交代。唯一没有交代，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县武装部那件事。他们是仨个人专门为这件事找我。并明确跟我讲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我这件事。我当时确实很吃惊，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就把我对当时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盘托出。他们问我，那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当时中央没有明确的声音，新闻报道一边倒，中央都在左右摇摆，我们根本无所适从。我是管生产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正值月底，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产任务。县武装部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掌控。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本应厂长或书记来拍板。后来证明，我的解释被认可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很自悲。就那么几个人，我居然到现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谁干的。只能感叹，人的劣根本性，在关键时刻就会暴露无遗。 我感觉，在审查后期，仨位大员的重心转向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首先摆明，对我的审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大的根本问题。但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坦荡，胸无大志的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领导班子换了这么多届，哪一个不是又出国，又分房，只有我没沾到任何好处，我也不需要这些好处。我插队时就想当个农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劳作，从没觉着苦。将来盖上三间大房，把父母接了来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厂当工人，也很喜欢我的工作。认为我不合格，我还可以再去当我的工程师，甚至去当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并不在乎做什么，我只是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习惯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铭，就是刷厕所也要比别人刷的干净。我也永远记着毛主席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组织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我说的挺激动，他们也点头表示赞赏。大概也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在我决定出国前，部里干部司找我，想让我接正厂长。 九、后来 整个事件虽然过去了，我和五岳却对形势很悲观。我们认为，好事变成了坏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滞后五到十年。我们原来就想过，承包制只是在大锅里分食，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触动产权，改变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打破大锅饭。这应该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发生，必然使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和到退。再想想我厂的现状，到处被束缚着，被捆绑着，被制约着。仅举一例。有一名职工严重违反纪律，泡病在社会上鬼混，根本不来上班，还作假，套现医药报销费。我们想处理他。只因为他父亲原是部里的干部，后曾任我厂武装部长。有三名部里的司长，打电话到我家来说情。厂长、书记外加工会主席，也受人之托来做工作。弄得我们无法下手。反过来，上面一句话，你个小小厂长就走路。虽然我们都还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对前途，我们实在打不起精神。这也是我最终放弃升任厂长的机会，毅然追随我LP出走美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我和五岳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并不全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从当时清查过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改革没有停滞。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伟人，是称职的舵手。 有人会问，你走了，五岳怎么办？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岳的情况。我出国后，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处长到我长任正厂长。此人是个实干家，他与五岳配合默契，干得有声有色。但好景不长。我厂很快被下放到一市属大公司。两年以后，因权利之争，他倆双双被搬倒，同时被平调到公司内其它单位。那位有背景的厂长后来被部里从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个更大的工厂当书记兼厂长，可谓权侵一时。但我97年回国时，他又从那里败下阵来，被放在北京一研究院任闲职。当年，我在与他交接时共处了四个月。听说他回京了，就专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虽然有些憔悴，但雄心还未减，还想从头开始。 该说五岳了。五岳就是五岳，他被平调之后，一气之下，不顾党籍，不顾公职，毅然跳海。通过过去的关系和熟人，纠集我厂的生产和技术骨干，另起炉灶。创办了自己的集体企业，全体职工入股，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产权机制的改变就这么神奇。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饭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风。当年我们 1500人，吭吭讥讥，一年下来，不过干一千万。他们300多人，去年就干了四个亿。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五岳，看他们自己的企业，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经济。虽相隔万里，事隔近二十年，我俩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为五岳的成功高兴。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还为企业蹲过一次监狱。但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逃离了祖国，在别人的土地上，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却没有五岳那么多的辉煌。但我并不后悔，人生走到哪里都是丰富多彩的。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在我们结婚十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灿烂生活。说来也奇怪，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并不羡慕五岳的生活，可五岳对我却极其羡慕。 十、结束语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刻骨铭心。创伤和损失是那时的事实。不管你那时的经历如何，从你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恨，是爱，是悲哀，还是叹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样的暴力和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我和五岳当年那样的无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剧不要在我们身边发生，特别不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珍惜生命，珍惜未来！

很客观，很好，很强大，大家应该看看这篇留言！！ 这里转一篇别人的文章,从他的角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广场事件. 二十年前的故事 姜还是老的辣 于 09-06-04 1414 真快！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从来没想过要写“六四”这个既敏感，又显得有点老掉牙的话题。可前两天和美国大老板聊天，他问起“六四”，我就把我的经历简略地讲给他听。听完我讲的故事，他建议我把它写出来发到《NEW YORK TIMES》上去。《NEW YORK TIMES》也就免了。但趁着还没有全忘记，把它写出来，也是对人生中一件大事的记载。更何况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与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相似的记述，放在这里，可以成为一个新故事，供大家网游时消遣。我也相信，在与我同一代的人中，我的经历和当时的思考，也会有一定的共鸣。 一、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相关背景： 我在北京郊区的一座中央直属企业担任副厂长，是在任的第五年。 我LP在北京一著名医院刚刚博士毕业，升任主治医生。 我家（我和LP）住在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正对面那栋楼的一层，我家还有一小单元在同一楼门的顶层，亲戚在住，我们有钥匙。从我家走进天安门广场只需五分钟。从我家顶层的楼道里，能看到纪念碑和纪念堂。 我的父母还在上班，都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担任不大不小的职务。 我的记述在很多地方要用我们。因为，除了和我LP一起的经历，我还有一个男同伴，他的名字是五岳之一，就暂且叫他五岳。小时候我俩住一个大杂院，初中和高中同班，插队同公社，分到同一工厂，当时五岳是我的搭档，也是我厂副厂长，他分管经营，我分管生产和技术。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相同，是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早在“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俩刚进工厂当工人，就天天泡在天安门。在工人民兵动手镇压前一小时才离开，第二天一大早又返回天安门广场，在再次戒严，清洗广场前，亲眼看到纪念碑东侧最大的一滩血。 这里还要提一下我们厂，因为很多事都与她有关。我们厂是当时北京市仅存的几个部属企业之一。她的痛苦之一就是，每年北京市组织的财务大检查，必查我厂无疑。那时我们厂，有二十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那么大，就是一个小社会，分厂区和生活区。有单身职工宿舍、家属宿舍、医务室、食堂、澡堂、幼儿园、商店、饭馆，应有尽有。光汽车队就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大小车辆近四十部。 还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时已经有形容工厂厂长五毒具全的说法，我和我的同伴可都是两袖清风。仅举一例，虽然那时各单位，包括各车间都有小金库。我们月底抢产值，加班加点后与生产部门和车间主任去吃饭，多数都是我出钱，也有时是我出大头，他们出小头。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我俩工资加起来680块人民币，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但经常没到开支就没钱了。出国时连机票都买不起，借了一屁股债，才给我LP交够了培养费（本科、硕士、博士，算下来工作不够五年，每年要交 7000块），买了机票。到现在我还看不得这里的中文学校，整点儿小事就出去公款吃喝。我管中文学校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演出，挣了钱交中文学校，请孩子们去吃饭，我自己掏腰包。费话少说，言归正传。 二、学潮开始 刚刚开始的学潮，令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激动、热情高涨。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也不例外。特别是学生开始绝食的行为，虽然我们也觉得有些过激，但也十分理解和钦佩。我们刚过而立之年，又属于思想较早熟，经历较复杂，在单位担当重任的那种，不会象十年前那样立马投身于运动之中。但我们在改革大潮下的国营企业，经历了企业整顿、升级；推行承包制；职工优化组合等等的艰难尝试和艰苦努力，成效实在有限，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角债，企业的前途渺茫，深感症结在于机制，而机制怎么改变当时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枷锁。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的运动附合我们求变的心理和渴望。 因为我LP是医生，即使为了救死扶伤，也义不容辞地加入广场救护的行列。每天下班回家，放下包就赶去她们医院在广场的救护点义务上班。我下班回家后，做点吃的带给她，并在广场逗留，观察事态的发展。当时广场上秩序很好，虽然正个广场几乎全部被学生占领，但学生们各就各位，条块清晰，道路通畅，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我当时对学生们的组织能力既惊叹，又佩服。可以看到一些社会人士前来鼓励和慰问，也能看到抱有不同目的的闲杂人员。印象最深的，是见到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名主持。还见到一位港台模样的四十几岁的男人，说一些具有煽动性的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弄不好是个台谍。从广场回来，每天上班都与五岳或其他同事交流情况，交换看法。以至后来在部党组的内部通报中，指明我厂有一副厂长每天去天安门广场，那就是在说我。 三、游行 由于新闻媒体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大肆自由报道学运的新闻，社会各界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很快使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几乎每一个人都蠢蠢欲动，我们的工厂已处于半停工状态。作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已经丧失了对生产的兴趣，能否完成生产任务已经不重要了。这毕竟是关系每一个人的社会大事，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冲击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也是满脑子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在大规模游行在电视上出现后，我厂的工人也提出组织游行的要求。我预计，明天来上班，厂领导班子就必须面对是否组织游行的决定。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组织游行。我认为，多一个或少一个我厂去游行并不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游行是在玩火。回想我们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粉碎四人帮和四、五天安门事件，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更看重事态到底在向何处发展，也很想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同时也为了逃避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的选择，我决定以看医生为由，请假一天。 这一天，我先到了我LP的医院，想证实我LP说的是否属实，不是不相信她，而是不想相信她说的。结果很失望。我LP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学生，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同。基本上都是接受救护，吃饱喝足，有的还洗个澡，再到广场继续绝食。难怪漫长的绝食没有造成一人死亡。我很失望，但也能理解，毕竟绝食不是目的。从医院出来就上了长安街。游行的场面不必描述，我关心的是事态。当我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时，心里格橙一下，担心好事将要变成坏事。 那一天，我厂领导班子在工人的呼声和压力下，为了稳定情绪，继续生产，决定有组织的游行。用于班车的大客车全部出动，从郊区开进了市中心。从工厂的利益和现壮看，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错。但这是后来被审察时的第一大问题。我因为请假不在，此事自然与我无关。但明白人肯定都认为我玩儿了个小花活，虽然没有人提过，我也绝不否认。 四、相持阶段及与五岳之间的讨论和分析 游行后第二天上班，我和五岳互通信息（他知道我的计划）。他向我讲述了组织游行的经过和各位班子成员的态度，我也讲了我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又共同向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的所见所闻和看法（党委书记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了，是个好人。我和五岳都是他几年前提拔到厂级班子的）。当时最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新闻报道的空前开放，新闻自由一直是中国政治领域最敏感的问题，当时新闻报道那种开放程度，让我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希望，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还共同感觉到这场运动是有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也搞不清。从我们的内心中对运动是支持的，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不希望出现混乱和失控的局面。因为都是企业的领导，我们认为当时能做的就是稳定职工情绪，继续正常生产，静观事态发展。 大概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这里，游行完了，意愿表达了，工作还要继续做。虽然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但生产基本正常进行。 我和五岳仍然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那时绝食已超过十几天，很多学生们被老师和家长劝回学校，留下的，在不断重复从广场到医院，再回广场的过程。还不断有更多的学生从外地或回家休整后再赶来加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已开始混乱。我LP不再去天安门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意义的事，就不会再继续做。我仍坚持不懈地每天去广场，不再是走路，而是骑自行车转一圈。有时我LP也跟我一起去。很多细节都记不清了，留在脑子里的是一天不如一天的混乱、肮脏。到最后，不夸张地说，那天安门广场比后来的自由市场还要差十倍。印象中，政府派了大客车后才稍有好转。学生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努力地把自由女神像弄到了广场。但许多孩子的精神已开始崩溃，零星的演讲，多数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人们的情绪和广场一样，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样的场面，只有一个词来形容：痛心！我已经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会有好结果了。 面对这种局面，我和五岳在某一天晚上留在工厂没有回家。我们几乎谈了一夜，从头到尾分析了整个事件，得出的结论让人沮丧。从学生静坐、和平示威、绝食开始；到《人民日报》社论定性“反革命事件”；到赵紫扬讲话说天下不会大乱；万里回国；新闻报道大开放；中央接见学生代表等等。明显看出中央一直是两个声音。整个事件，都反映出了中央的不一致和左右摇摆。回想文化大革命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哪一个不是因为上面乱了，下面才会乱。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就连我们一个小小的工厂，也是政治斗争的旋涡，领导班子一出矛盾，下面马上就风起云涌。从我二十九岁进入厂领导班子到出国的六年间，我厂领导班子换了四届。加上我走时的换届，就是五届。我是唯一没有被换过的。主要是因为我一直管生产，是最苦的差事，我又是唯一本专业毕业的长级领导。即使这样，也仍然因权利之争，闲了四个月，只让我管盖澡堂子。那是想看看，没了我，是否无大碍。我那时闲着没事，每天和工人一起和泥、砌墙。五岳也是上了下，下了又上。我们的切身体会太深了。上面的问题不解决，下面的混乱就不可能结束。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上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学生们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炮灰。事态的结果全在中央怎么决断。我们感到很困惑，很着急，也很无奈。 这里有个小插曲。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我正在与几位科长和副总工程师开个小会，突然厂武装部长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没等我问就开口说：“县武装部紧急通知，让我们厂派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基干民兵到县武装部待命！”。我的脑子当时就跳出当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画面。我厂那一年也是出动了两辆大卡车和五十名民兵。但他们是在外围，没有直接参与打人。我脱口而出：“想要干什么？”说出口就后悔了。但我还算反应快，稍微镇定了一下，就跟他说：“厂长、书记都不在家。现在是月底，各车间正在抢产值，我只管生产，我要保产值。告诉他们等厂长书记回来后再说吧。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这最后一句，正反映了我和五岳对中央和上层的困惑。可没想到这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在后来接受审查时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原因是有人写匿名信把我告到部里，主要罪状就是这件事和这句话。这是后话。 五、终于采取行动了，但以失败而告终 那一天，突然接到我父母的电话（那时电话还不普及，但因工作原因，我父母和我家都由单位安装了电话），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干部大会，他们都被要求参加，嘱咐我不要有任何与事件有关的行动。 中央召开大会，决定军队介入。我们当时松了一口气，认为事情终于要有结果了。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军队的介入使形势急转直下，全北京市顿时进入混乱状态。为了阻止军队，学生和市民更大规模的参与进来。全城处以瘫痪状态，满街都是人群和路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忧心如焚，希望人们能看清形势，赶快撤退。但那时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不能冷静了。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还很亮，就在我家门口，前三门大街上，年轻的学生们象接力赛一样，一边跑，一边高喊着，传递从天安门广场方向转来的一个又一个，在我看来很具煽动性的坏消息。如“某某监狱已被腾空，要用来专门关押学生啦！”等等。看到这一幕，我的眼前浮现出小的时候在东长安街上看到红卫兵的场景。我的血在往头上冲，我实在无法把持自己干厂长多年所练就的矜持，也顾不得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的不协调。冲上去截住了正在边喊边跑的学生，大声地对他们近乎是吼着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在干什么吗？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传的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吗？你们太年轻，没有经过这种世面，不知道将有什么要发生。想想文化大革命，想想四、五天安门事件。你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谁吗？你们这样闹下去，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赶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在为你们担心，在等着你们回家呐！”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上来男女老少几十号人。有人错谔，有人点头，有人叹息。说完这些话，我扭头离开了那里，担心绷不住再说出更多的什么。没想到，一位女士默默地紧跟着我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的门关上以后，她发表了一通与我相同的感叹。我才知道，与我们有共同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在那样疯狂的气氛下，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城市交通已基本瘫痪，班车进不了市区，家住市区的职工无法上班，我们的工厂也无法正常开工。但家住厂区和周边的职工还要每天到厂上班。好在几年前为了管好汽车队（汽车队长跟我说，不会开车，别想管好这帮车豁子），我早就考了本子在开车。我每天开着一个121小货车（当时根本不敢开小轿车进城），拉着五岳一起去上班。除了保持厂子的基本秩序，我们都在担心和议论当前的事态，我和五岳都感到情况在恶化，学生们再不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按我们的年龄、脾气和本性，已经无法再袖手旁观。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还是决定一试。 我们的计划是：想办法接触学运的领导人，劝导他们马上收兵。我们首先连夜赶写了一份致学运领导的信，由五岳执笔。五岳的父母都是北京一大报的资深大编辑，他自己也是我厂的大文人，文笔比我要好十倍。信的大致内容是：首先充分肯定学运的精神和成果；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和钦佩；分析了当时的情势；刨析了继续坚持的利害和恶果；结论是：他们必须马上收兵，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信写好了之后，我们找来了住在厂区，会打字的厂机要秘书。她是那种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老公是我手下的车间主任，论派别，是在我这条线上的，也绝对可靠。我们一直干到天大亮。蜡纸打印，油墨印刷，大概印了一百份，具体记不清了。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没有署真名实姓，但留了职务和年龄。主要表明我们是同代人，只是比他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文件准备好了，问题是怎么送到他们手里。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也许会对个人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告诉机要秘书和他老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口如瓶。他们后来做到了。第二天，我们象往常一样上班，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但这一天，我们找到了送信的方法。我找了我们的汽车队长，此人年长于我十岁，军人出身，绝对说一不二那种，对领导是绝对服从。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他也是我的铁杆儿下属之一。更重要的是，救护车是他的专车，从来不让别人碰。真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要知道，想见学运领导，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指挥部。那一天应该是6月3日，广场早已被学生们封锁，不许外人进入。最快捷地到达天安门广场中心的途径就只有救护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找了一个帮手，此人叫小徐，他刚进厂时与我和五岳在单身宿舍住同屋。小徐与我的关系坚如钢铁，在我出国后的连续三年中，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交了三年党费，唯恐我一但回去，丢了党籍后不能再当官。而他自己从来就不是党员！叫他是为了给汽车队长当帮手。我们只需要救护车把我们送进广场，出来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救护车进了广场，不拉人是出不来的，拉人送医院，还要回到郊区的工厂，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让队长放单，我们也总是不放心。一切就绪。为了保密，免得在职工中造成影响，我们就等天黑了。 一切如我们想像的一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警笛声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警灯，我们跟随着其它救护车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广场中心。除了无灯的广场那到处可见的，不断晃动的昏暗人影，让广场看上去那么阴森可怖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辆紧跟着一辆的救护车。救护车上不停旋转的警灯，成了整个广场的唯一照明。我和五岳刚刚跳下车，门还没关上，我们的救护车后门就被人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人已被送进车里的担架上。在不断的“走！快走！”的吆喝声中，我赶紧冲队长喊了一声“小心！”，车子呼的一下，冒着青烟，绝尘而去。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心想：不愧是当兵的，真快。五岳拉了我一把，我才回过神来。我们要赶紧找到指挥部。我们确信指挥部一定在某一辆大客车上。我们下车的地方是纪念碑东北侧。大客车都停在靠近长安街的广场北侧。很快就到了停车的区域，但不知哪一辆是指挥部。问了几个人，都不理我们。终于见到一位还算冷静的男生，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便带领我们向指挥部那辆车走去。指挥车里也没有灯，远远地可以看见车里面人影晃动。刚刚接近那辆车，就听得咣铛一声大响，从车门里摔出一个身躯，倒在地上。只见那人一咕碌爬起来，又蹿回到车里，紧接着是打骂的声音和身影。我们震惊、无语、呆立当场。恰在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救星。我们看到了学生代表与中央对话时，在电视画面里出现的那位年龄较大，看上去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还记得她后来被判了刑，我们都很为她惋惜。她正站在指挥车侧面的车窗下。我们赶紧抢步过去与她搭话。虽然看上去她根本没心情与我们交谈，我们还是弃而不舍地要把我们的话讲完。毕竟她的年龄要大一些，要镇静得多。她还是和我们握了手，耐心的听完我们以最简短的词句表述的来意。话是我说的。本人认为自己的表述能力很强。在上高中时，就曾不用讲稿，给兄弟学校的全校师生介绍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讲了四十分钟，讲得全场哄堂大笑，情绪沸腾。我的话说完后，她目视前方，若有所思，好象我们并不在她的面前。我们站在那里，四目注视着她，静等她的回答。突然，她既是在对我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谢谢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我们正在说服大家撤离，总指挥不在这里，我们正在联系，正在做工作，正在劝导，正在努力，正在。。。。。”边说边离开了我们。结果不用说了，我们精心策划的书信即使交给了她，也一定是废纸一堆。唯一的可能用途是变成我们的罪证。我们抱着那一大信封印刷品走回了家。几天以后它们被全部销毁。 我们的努力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一直心中愤愤不平。那些始作恿者，那些比满腔热情，思想单纯的学生们更懂得政治，更懂得游戏规则的精英们，上层人物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引导学运及时收兵，以避免很早就可以予测的悲剧。也许有人尝试过，但更多的人可能更乐得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以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也许还有人为了保全自己，已经不在乎别人的下场如何了。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悲剧，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对我以前敬佩的那些领袖人物，政治精英，在这关键时刻的表现，我真是太失望了。不仅是失望，简直是痛恨！ 六、惨烈的一天终于来了 六月四日，军队强行进城。有车也不能去上班了，更何况我没有开车回家。只能在家里看电视，听广播，打电话。我们不想看到的终于发生了，而且远远超出我和五岳的想象。这一天实在太漫长，发生的太多太多。军队进城的过程我没有看到。我只想记述我的亲眼所见，那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暴力的场面。 当我看到真正的暴力行动时，已经是天快擦黑了。首先是听到吆喝和呐喊声。当时我正在十层楼上，赶紧跑到楼道往下看。先看到一个解放军方队，前面有人开路，大概有七、八个人，端着枪，吼着冲向往队伍中投砖头的十几个民众，当把他们吓散后，队伍跑步前行。不知道为什么，部队只有前锋，没有后卫。在队伍冲过阻拦后，民众又出现了，追着向部队继续投砖头。眼看着两个士兵被打倒，部队仍不理会，丢下倒地的人继续前进。眼看着那些民众蹿上来对倒下的士兵拳打脚踢，还用砖头狠砸，我当时觉得他们要没命了。好在解放军的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后一拨的前锋又把那些人冲散。这一拨还是没有后卫。第一拨的场景又重演。这样的场面在大约五、六个军人方队过去之后，最后一个方队的军人且站且走，把伤员们收容。军人过后，暂时趋于平静。其间没有人开枪。后来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为什么部队没有后卫？为什么不顾战友的死活？这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才能发生。可又是什么，让保护人民的子弟兵与自己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你死我活呢？那些民众，还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的凶狠和残暴已经使他们演变成了打人的暴徒。又是谁给了他们变成暴徒的机会？ 平静没有持续很久。先前袭击军队的人群又聚集起来，向我们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动进攻。这时我们已经回到一层自己的家，透过我家厨房的玻璃，就可清晰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袭击者先是远远地投砖头，大铁门旁岗亭的玻璃先被打碎了。接着他们继续靠进，可以听到大楼前门和旁边玻璃的碎裂声。公安局是有准备的。突然，一群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呐喊着冲出大门。袭击者马上四散逃跑。人群被冲散后，警察又回到警局内。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也在不断升级。攻击的人不断增加，除了砖头石块，又增加了燃烧瓶，很快岗亭被点着了。大楼台阶上也在燃烧。警察的人数也增加了，原来是在楼内，后来都站在大楼外的台阶上，用盾牌组成屏障。开始警察只是驱散人群，后来每次冲出来都试图抓人。亲眼看到一个人在我家楼门外的台阶下被警察抓走了。这里的事态在若干人被抓后开始平息。攻击的人群开始撤离，嘈杂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这时，由于门外静了下来，可以听到广场传来的枪声。我们赶快爬到十层（电梯早就不开了）。从十楼上可以更清晰地听到枪声，还看到像节日放花一样，但没有那么密集的，此起彼落的红色弹痕，成弧形状，不断升起落下。那时的心情太沉重了。不知道广场上又发生了什么。真想过去看看，但实在太危险了，在LP的劝阻下，一直没有再走出楼门。 七、到底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6月5日，天安门广场已清场。军队在距我家不远，公安部后门附近设置了封锁线。仍然有很多民众继续向封锁线冲击。不时可听到吆喝和叫喊声。象前一晚在公安局门前发生的一样，部队不时冲出来抓人。我们仍不能上班，呆在家里看新闻。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楼道的大门。出门一看，一名满脸惊慌，混身是土，正在被追赶的男生急切的叫我们开门。我只犹豫了一秒钟，就马上把门打开。其实，军队只冲出了很短的距离就返回了，只是这名学生被吓坏了，慌不择路，才跑到我们这里。我们把他让进家里，给他拿了一些食物和饮料，先让他镇定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情况。他是从外地专程来京参加学运的。他简单讲述的经历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惊慌之中加杂着愤怒和激动。他还拣到了一枚烟雾弹的弹壳，看上去象个手雷，他认定了那是一枚手榴弹，说一定要拿回去作为镇压的证据。我们劝导他赶快回家，他的家人一定都急死了。我跟他讲，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再做任何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安全回到家。火车站离这里不远，赶快去搭火车。我们还劝他把那个弹壳留下，带在身上太危险。他执意不从，我们也就做罢。简单吃了一些东西，擦洗了一把，等街上安静时，他就离开了。热情、单纯的青年，这也算是他人生的锻炼和阅历吧。 之后的几天，民众与封锁广场的军队又有一些小冲突，但很快就消逝了。清理广场的直升飞机在头顶上不断地盘旋。我们每晚还出门走一走，散发一下郁闷的心情。大街上，是前所未有的寂静和空荡，很难看到一个人。 上班以后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义愤填膺。我和五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称最后从广场逃出来的一个我厂的小混混找了来。就我们仨人，把门反锁上，严词审问。这小子初中毕业去插队，插队回来与我们一起分到工厂。在入厂学习班和我同组。后来五岳当过他的车间主任，对他多有调教。本质不坏，但不思进取，吊儿啷噹，爱凑热闹，胆子不小。平时见了我们就会耍贫嘴。人还算聪明，也明白是非。为了方便，这里就叫他小张。 开始小张不想说，毕竟也三十岁了，有家有口，不想找麻烦。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找他为什么。跟我们打哈哈，说他只是瞎吹瞎侃等等。我跟他说，这里只有我们仨个人，门是锁着的，我们都这么多年在一起了，你也应该了解我们。我去天安门广场不比你少，只有六四那天没去。我们只想知道那天部队有没有向人群开枪，有没有打死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今天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可以全不认账。而且还要警告你，今天说的，到此为止，出了门，不许再跟别人说。惹了麻烦你吃不了兜着走。看到这架式，小张也严肃起来，讲述了大体经过。 据小张所说，部队到达广场后，并没有马上进入，而是先把广场包围后喊话，命令他们从广场一侧离开。小张当时很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跟着大家一起不走。部队开始开枪，是真子弹，但是冲天放的。小张被吓坏了，马上就趴在了地上。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都趴了下来。并开始有人往外挪动。一有人挪，大家都开始跟着挪。也有胆子大的，一看没有向人开枪，就又直起身来。部队一看有人站起来，马上又开枪，冲天或冲头顶放，小张已经分不清了，但不是冲人。听到枪响，站起来的人又趴下。不断有人站起来，部队不断地开枪。最后没有人再敢站起来了。都在地上爬着走。用他的话说，真丢份儿，我们都是从广场上爬出来的。我再三向他追问，有没有看到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没有看到有人流血？他说，真的没有。审完他，我和五岳心里才放宽了些。 后来的资料显示，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但后来的电视画面只显示了人群在出口处涌出的镜头，没有显示人们从广场撤出的场景。大概是不想让人看到开枪的画面，过份地刺激人们的视觉。我不想说军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向人群开枪，但在广场没有。我相信小张的话。 八、接受审查 在事件平息后不久，全国范围，从上到下的大规模审查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帝王时期是殊灭九族，现代社会是过筛子，人人过关。我们是部属企业，又是重灾区，部里派了三名退居二线的正司级干部，无限期进驻我厂，进行深入排查。我们首先做的是，腾出每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话，一张床，加上起居用具。食堂抽出专职厨师，确定专用单间餐室。一切就绪后，仨位大员进住我厂。每天吃住在厂里，不辞辛苦，从早到晚找人谈话，走访家庭，开始了漫长的清查工作。每周一次专车接送，回家休息一天。 凭良心讲，这一次的清查工作，与以往大大地不同。总结起来是，雷大雨点小，与人为善，不置人于死地。这与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以及上层的政策都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执行人员的个人水平和品质。我厂的情况基本是和风细雨，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处。 清查的重点是领导班子，我又是领导班子中的重点。记不得有多少次被叫去问话。我当时的心态是坦坦荡荡，把除了写信和送信那一节隐瞒了之外，上述的全部内容和细节都如实地作了交代。唯一没有交代，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县武装部那件事。他们是仨个人专门为这件事找我。并明确跟我讲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我这件事。我当时确实很吃惊，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我很快冷静了下来。我就把我对当时时局的分析和看法和盘托出。他们问我，那句“这还不知道是谁跟谁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当时中央没有明确的声音，新闻报道一边倒，中央都在左右摇摆，我们根本无所适从。我是管生产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正值月底，当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生产任务。县武装部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掌控。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本应厂长或书记来拍板。后来证明，我的解释被认可了。但这件事也让我很自悲。就那么几个人，我居然到现在也猜不透，那匿名信是谁干的。只能感叹，人的劣根本性，在关键时刻就会暴露无遗。 我感觉，在审查后期，仨位大员的重心转向对干部的全面考察。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首先摆明，对我的审查基本结束，没有发现大的根本问题。但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你做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难道你一点都不怕吗？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格坦荡，胸无大志的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领导班子换了这么多届，哪一个不是又出国，又分房，只有我没沾到任何好处，我也不需要这些好处。我插队时就想当个农民挺好，在大自然里劳作，从没觉着苦。将来盖上三间大房，把父母接了来住一住，也是挺好的人生。到了工厂当工人，也很喜欢我的工作。认为我不合格，我还可以再去当我的工程师，甚至去当工人，而且一定是一名好工人。我并不在乎做什么，我只是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习惯于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的座右铭，就是刷厕所也要比别人刷的干净。我也永远记着毛主席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也相信组织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我说的挺激动，他们也点头表示赞赏。大概也是这次谈话起了作用，在我决定出国前，部里干部司找我，想让我接正厂长。 九、后来 整个事件虽然过去了，我和五岳却对形势很悲观。我们认为，好事变成了坏事。民主政治的改革大概要至少滞后五到十年。我们原来就想过，承包制只是在大锅里分食，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触动产权，改变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打破大锅饭。这应该是早晚的事。但六四的发生，必然使改革放缓，甚至停滞和到退。再想想我厂的现状，到处被束缚着，被捆绑着，被制约着。仅举一例。有一名职工严重违反纪律，泡病在社会上鬼混，根本不来上班，还作假，套现医药报销费。我们想处理他。只因为他父亲原是部里的干部，后曾任我厂武装部长。有三名部里的司长，打电话到我家来说情。厂长、书记外加工会主席，也受人之托来做工作。弄得我们无法下手。反过来，上面一句话，你个小小厂长就走路。虽然我们都还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但面对前途，我们实在打不起精神。这也是我最终放弃升任厂长的机会，毅然追随我LP出走美国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我和五岳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并不全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从当时清查过程的不同中，看到新的希望。中国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改革没有停滞。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始终认为，邓小平是真正的伟人，是称职的舵手。 有人会问，你走了，五岳怎么办？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五岳的情况。我出国后，部里派了一位很有背景的处长到我长任正厂长。此人是个实干家，他与五岳配合默契，干得有声有色。但好景不长。我厂很快被下放到一市属大公司。两年以后，因权利之争，他倆双双被搬倒，同时被平调到公司内其它单位。那位有背景的厂长后来被部里从市里要出，派往外地一个更大的工厂当书记兼厂长，可谓权侵一时。但我97年回国时，他又从那里败下阵来，被放在北京一研究院任闲职。当年，我在与他交接时共处了四个月。听说他回京了，就专程去看望了他。好在他看上去虽然有些憔悴，但雄心还未减，还想从头开始。 该说五岳了。五岳就是五岳，他被平调之后，一气之下，不顾党籍，不顾公职，毅然跳海。通过过去的关系和熟人，纠集我厂的生产和技术骨干，另起炉灶。创办了自己的集体企业，全体职工入股，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产权机制的改变就这么神奇。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干，干的好就有饭吃，干不好就喝西北风。当年我们 1500人，吭吭讥讥，一年下来，不过干一千万。他们300多人，去年就干了四个亿。 我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五岳，看他们自己的企业，与他讨论时事、政治、经济。虽相隔万里，事隔近二十年，我俩还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为五岳的成功高兴。他比我吃了更多的苦，甚至还为企业蹲过一次监狱。但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我虽然逃离了祖国，在别人的土地上，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坎坷，却没有五岳那么多的辉煌。但我并不后悔，人生走到哪里都是丰富多彩的。出国后最大的收获，是在我们结婚十年后，有了自己的一儿一女，可以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灿烂生活。说来也奇怪，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并不羡慕五岳的生活，可五岳对我却极其羡慕。 十、结束语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它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刻骨铭心。创伤和损失是那时的事实。不管你那时的经历如何，从你的经历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恨，是爱，是悲哀，还是叹息，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企盼那样的暴力和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可是今天的世界，每一天都在上演暴力，悲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很多都是不以善良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我和五岳当年那样的无奈。 只能可望，暴力和悲剧不要在我们身边发生，特别不要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即使它不能避免，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珍惜生命，珍惜未来！

劫持爱国学生的热情和期望,与政府的法令对抗达到个人目的,制造了人血馒头,吃了二十年的人血馒头,还要不知耻地年年劫持. 我当年也是带着热情和期望的广场指挥成员之一.五月二十号宣布戒严后,我支持撤离广场,不要劫持学生的生命.那几个风光无限的头力主坚守广场,有人提出来就是要见血,不见血达不到轰动效应,得不到国际的关注. 很多理智的默默离开了,部分狂热的留下了.到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呼吁政府要不要民主,惩不惩腐败的问题了. 终于见血了,鲜活年轻的生命消逝了,轰动效应达到了,国际关注了,成名了,你们有吃的了,但吃的是人血馒头,是用这些鲜活的生命的热血染成的鲜红的馒头. 死者,大多是无辜的,是本可以不死的,但为什么最后死了?是谁把他们送上了死亡之路?是为谁而死?是谁能从他们的无辜死亡中得到利益? 二十年前,我一腔热血,二十年来,不愿再介入这个话题.但从来不敢忘记在广场上发生的一点一滴. 六四,没有政府当年定性的那么坏,也没有西方宣传的那么伟大.政府采取务实的态度逐渐把评价往中性靠拢,而当初的民运骨干,却走向了离务实越来越远的路. 本来,当初就不是务实的一群. 学生很伟大~ “民运领袖”很无耻！！！！！！

这是你个人的想法. 我从来没有后悔20年前参加反腐败的89学运, 这是那个时代年青人的光荣. 很难想象你曾经是学运的一员。

六四,没有政府当年定性的那么坏,也没有西方宣传的那么伟大.政府采取务实的态度逐渐把评价往中性靠拢,而当初的民运骨干,却走向了离务实越来越远的路. 本来,当初就不是务实的一群. 我也曾是学运的一份子。现在看来，特别同意你的说法。

有些SB西人连北京在哪里都不知道 也跟着瞎起哄 😁

到场媒体记者几十人，纷纷抓住机会采访，但记者发现，接受采访的大多为西人，而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记者找到几位操普通话的朋友采访，均遭到委婉拒绝。 不明白。人都去了为何拒绝采访？要是怕还不如呆在家里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当我看了一个人挡坦克的视频我明白了. 都说屠杀是没有道理的, 当那个人站在马路上,坦克转来转去想通过而没有去碾压他, 你想想如果真的士兵不理会而是直接开过去,那个人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都引用这张图, 而这张图恰恰说明了当时军人见人就杀是多么大的谎言. 要是想说64屠城就应该找其他的证明材料,而不是坦克躲人的这张图 absolut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