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专访：维族问题不能都怪中国政府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新疆骚乱引发对该地区问题的广泛探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新疆学教授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7月10日对多维社指出，中国在新疆地区的投资利润的确大部分进了汉人手里，但大部分维吾尔人本身能力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接连几日的骚乱过后，7月10日适逢新疆维吾尔人的主要祈祷日，乌鲁木齐几个清真寺开放信徒入内祷告，情势虽未完全降温，但大致恢复平静。

对于这场骚乱，印第安那大学教授鲍文德指出：“事件显示了新疆的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有着严重的误解与分歧，另一方面，骚乱也会进一步增加两个民族间的隔阂与仇视。”

“很清楚的，示威一开始是和平的，至于它如何演变成暴力，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大多数事件中，中国政府以镇压做回应，因此我认为，在不受到严厉指控的情况下，维吾尔人没有太多其他机会去示威或表达不满。”鲍文德说。

鲍文德也认为，中国政府以镇压的方式，而非找其他沟通管道来处理示威，是一个不幸的选择。“对于维吾尔人在这次或先前抗议中提出的担忧，中国政府都没有明确、清楚的谈论。”

鲍文德对多维社说，新疆经济最明显的是维吾尔人的失业率很高，许多维吾尔人因这个问题批评政府，这样的批评有公正也有不公正的地方，其中，鲍文德认为符合事实的是，中国在该地区做了很多投资，但大部分的利润都进了汉人的口袋，但另一方面，鲍文德也认为，维吾尔人较不会将努力用于提升个人水平上，因此维人的技巧被视为没办法在现代中国经济下独当一面。

“中国政府对新疆的补助已有数十年，明显地，这些补助确实改善了新疆的经济情况，此外，私人投资者也确实为新疆带来许多经济成长。”而在教育方面，鲍文德解释，中国政府让维吾尔人更有机会进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学校，但教育程度低或失业的维吾尔人比例依旧很高。“原因有几个，包括许多维吾尔人不致力于学校或工作上，但他们可以这么做，就像许多汉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所有维吾尔高等教育人数少、或是成就低的因素都归在中国政府头上，有失公允。” 不过，鲍文德仍认为中国的政策有其问题点。“维吾尔人得到的利润不平均。新疆的北部相对较富裕，较工业化，汉人也占支配地位，新疆的南部大部分是维吾尔人、维吾尔文化，较贫穷，但很可能未来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因为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只是，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探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鲍文德对多维社说，即使如此，他目前没见到中国有改变政策的计划。“我读了很多中国媒体的报导，看了官方说法，也读很多学术文章，看学者提出的建议，但我还没见到关注经济分配问题的内容。”

原计划出席意大利八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处理新疆骚乱而临时决定回中国，改由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峰会，不过，在胡锦涛决定回国前，中国当局称已掌控住新疆局势，对于胡锦涛回国的用意，鲍文德说，他不认为胡锦涛真的需要回北京处理骚乱。

7月10日，81岁维吾尔族老人哈密提·艾合买提在自家小院浇花喂鸟。7月5日晚，当一群暴徒正在打砸抢烧时，哈密提·艾合买提冒着生命危险接连救了18名无处可逃的群众，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直到第二天才让他们回家。中新社发緱烨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象徵意义，他不希望被视为一个，当中国本地发生危机时，他还在讨论国际议题的领导人，另一个原因，因为胡锦涛曾是西藏党委书记，1989年时他被赋予平息示威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效率，因此可能现在党高层对新疆骚乱有些特别的担忧，需要他回国给予意见。”鲍文德说。

新疆骚乱后，虽然中国封锁网路、电话，但中国也在骚动止息后立刻邀请外国媒体进入乌鲁木齐，并在当地设立新闻中心，鲍文德对多维社说，这是直得推崇的一步。

“对每次的示威，中国政府几乎都不透明，将外国记者排除在外、不允许非官方的讯息流通，但这一次，北京的确跨出了值得推崇的一步，让记者进入乌鲁木齐。虽然对记者到哪、跟谁说话仍受到严密注意，但有些记者上街时被维吾尔示威者包围，也许让记者们获得了比预期更多的资讯，我希望中国政府继续下去，让外国组织进入当地勘查事件，就像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鲍文德说。

虽然在媒体开放方面得到赞赏，但鲍文德认为事件也有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地方。他指出，如：中国对待少数民族不公、中国要为暴力镇压示威负责，在国际间属热门议题，容易占据版面，虽然鲍文德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好，只是有的地方可以再改善，但已损害中国形象。

他指出，事件也会影响中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首先传统的穆斯林看到事件后，会得出中国镇压穆斯林的结论，而一些政治性的组织会把这种事升级到‘战争’的程度、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就好像有的组织把美国的反恐行动转变成与穆斯林世界对抗的战争那样。”

鲍文德为中欧研究系助理教授、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东亚语言与文化助理教授，研究当代新疆政治、近代新疆历史、国族主义与民族冲突、中国正史，着有《新疆自治：汉民族主义的命令与维吾尔的不满》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