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当夜 柴玲是不是从广场上逃跑了？

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专稿／有人认为，只要指出抗议者的缺点，就是替政府的镇压开脱，这样一种逻辑是荒谬、霸道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到这样的指责就放弃忠实地再现历史真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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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柴玲是否留在了广场

《公开信》起草人封从德还指责我们说：“柴玲那句‘……我要求生’也被断章取义，从而给出一个虚假的印象，让人以为她自己逃跑了。”

这个指控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引用了柴玲与金培力谈话中讲到自己不会留在广场之后，《天安门》一片多次通过解说词、现场资料片、以及采访材料，清楚地说明柴玲后来改变了主意，留在了广场，一直待到六四凌晨学生撤离的时刻。这种说明有五处，如下所列（详细引文见附录材料）：

1，《天安门》解说词中说：“第二天晚上，在民主女神像被人们簇拥著运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位记者在广场的帐篷中采访了柴玲。她又改变主意，要留下来了。”接著柴玲谈了留在广场的想法。

2，在上述广场帐篷内的采访之后，有一段画面，是柴玲和封从德在广场上对记者诉说自己被绑架的情况，柴玲当场谴责了“学生中的变节分子”。这一片断当然也清楚地证明她并没有离开广场。

3，在记录六四凌晨情况的那段影片中，有两位被访者五次提到柴玲的名字，并转述她的话，说“柴玲要留在广场”，证明她当时是在广场中央的纪念碑上。

4，影片在叙述了六四镇压后政府如何严惩说话与官方统一的口径相违的人之后，有这样一句解说词：“当时身处广场的示威者们却各自有不同的说法”，然后马上就提到了柴玲。这样一种上下衔接，充分说明柴玲无疑是“当时身处广场的示威者”。

5，接著，影片引用了柴玲6月8日在逃亡中录制并在香港播放的讲话片段。在讲话的一开始她就说：“自6月2号到6月4号这段时间整个广场情况，我想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从而进一步确认她身处广场的事实。顺便应当指出的是，封从德指责制片人“将柴玲1989年6月8日的录音讲话遗漏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封从德认为影片应该大量地引用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如果这种引用的目的仅仅是要证明她留在了广场，那么影片已经充分做到了。如果目的是要表现6月2日到4日的情况，那么影片已经通过实地拍摄的画面以及众多受访者的回忆详尽地表现了那几天的情况，包括6月3日白天学生、民众收缴了士兵的武器上交给公安部门，3日夜里至4日早上的军队开枪屠杀，学生撤离后在六部口遭遇坦克压人等等，不需要再用柴玲6月8日没有画面的录音讲话重复一遍。

在有限的篇幅中，纪录片《天安门》五次以不同的表现手法，直接或间接地，清楚明白地呈现了柴玲在屠杀之后才撤离广场这一历史情况。封从德无视事实，无端指责，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柴玲让别人流血，自己却先跑掉了”的说法，在我们的影片中完全找不到根据。但是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其原因大概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一些本来就对八九学运怀有敌意的人，会故意对我们的影片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此攻击柴玲；第二，一些媒体为了追求爆炸效应而突出一点，不去做全面的报道。第三，有些人在批评柴玲的话本身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时，并不见得总会加上一句“但她最终还是留下来了”这样的话。第四，有些人并没有看过《天安门》或没有认真看，只凭道听途说就跟著批评柴玲“先逃走了”。作为制片人，我们只能为我们的作品负责，不可能为这种懒惰的、轻率的、或有另外企图的人的言论负责。但我们愿意在此澄清对《天安门》一片的歪曲或误读，同时为柴玲澄清这一事实。

第三，关于所谓“把李禄的话安在柴玲头上”

封从德在《公开信》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他在他的书中和网站上指责《天安门》一片把李禄有关自焚的话安在柴玲头上，以此来“证明”制片人是在随意剪裁资料，以加强自己预设的印象，从而违背了纪录影片制作的职业道德。他的这项指责也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一并澄清。

封从德是这样将影片的引述与柴玲5月28日的录像进行比较的：

柴玲原录像：

柴玲：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政府太无赖了，这样看著同学一个一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本文注：原录像中“他说”二字，声音很轻，几乎是带过，和后面的“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著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做第一个死掉的人。

影片《天安门》引述：

柴玲：政府太无赖了，这样看著同学一个一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著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做第一个死掉的人。

封从德指责说：《天安门》居然删掉了这段话开头的“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这样一些内容，让人们误以为关于自焚的话是柴玲说的，而不是李禄说的。

但问题是，封从德没有把后面的话引完。紧接著上述“我们就做第一个死掉的人”，柴玲说：“我把这些话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作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我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指挥团的唯一资格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

由此可见，有关“自焚”的话，无论是谁先说的，柴玲不但同意了，而且“把这些话到广播站说了”。此时，李禄的话已经变成了柴玲自己的话，以柴玲的名义对大家广播了。至于她在广播中是否向同学们交代了李禄的“著作权”，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柴玲在采访中没有提及，我们只是照引柴玲的话，而这里关键的事实是柴玲“把这些话到广播站说了”。

这个关键事实在封从德自己新出的《六四日记》中也得到证实。他写道，有一天同学们著急地告诉他，“柴玲宣布要自焚”，准备“用一个人的死换来千百个绝食者的生”，而柴玲后来又“一笑置之”，“象没事儿似的”（p.312)。柴玲既然是“宣布”要自焚，难道不是柴玲自己说的话吗？封从德对我们的指责让我们无法理解。

至于我们删掉有关李禄的那一句话，只是因为影片需要精简。这类精简是在影片制作的最后阶段进行的，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影片从粗剪到最后完成，从将近四小时压缩到接近三小时，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到最后往往是从这里压缩几分钟，从那里压缩几秒钟，删掉的都是我们经过认真讨论后，认为是相对来讲可以割舍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内容，而李禄的名字在这里确属无关紧要。我们的影片中没有提及李禄，原因是，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对运动有影响的人都收录到影片中，另一方面，已经有人拍了一部影片《移山》，专门宣传李禄个人的事迹，因此，《天安门》的有限篇幅可以留给其他的人。

其它说明

在上述三点说明和澄清之外，我们还有几点说明和想法，愿意借此机会与观众和读者分享。

首先，在当年的影片制作过程中，我们多次通过不同途径提出采访柴玲的要求，但柴玲拒绝采访。没有她本人的见证，我们只能用当时的史料以及对别人的采访来表述她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其次，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相关的事件和当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不能影响到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忠实纪录。对于同一事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这是正常的。比如，对于柴玲“期待流血”的说法，制片人之一的卡玛，曾多次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提出她的个人看法，认为，在当时政府高压的情况下，柴玲说这些话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

再次，天安门运动的镇压者也好，一些对这次运动怀有敌意的人也好，会利用各种机会诬蔑和诋毁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包括故意对我们的影片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作为制片人，我们只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可能对网上针对柴玲的“大量恶评”（封从德语）负责。我们反对对柴玲、以及对任何人进行谩骂、侮辱、人身攻击。网上大量暴民式的污言秽语（针对我们的也有不少）最终只能沉淀为历史的湖底污泥，使用文明语言认真探讨历史的人大可不必为之动肝火。

我们再次重申：学生的话，即使有错误，政府开枪杀人都是有罪的，是绝不能原谅的。有人认为，只要指出抗议者的缺点，就是替政府的镇压开脱，这样一种逻辑是荒谬、霸道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到这样的指责就放弃忠实地再现历史真相的责任。在这里，我们愿意再次引用罗伯特·休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段话来阐明我们制作《天安门》所遵循的原则：“人类追求经纬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家的责任。”（注：Robert Hughes, Culture of Complaint: The Fraying of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