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中西部崛起正改变东强西弱

中国经济新版图

此前三十年，中国经济这驾高速跑车的引擎来自于强大的外向经济，驱动中国前进的两个车轮分布在沿海经济带和东部经济带。当中国经济转向内部，三十年来形成的前进动力正在转向西部和中部。

本刊记者深入中西部重镇湖北武汉市、内蒙古包头市，和一条黄河隔开的晋陕两省，意图通过对龙头城市的标本调查，以及中西部省份的对比，寻找和发现十年来中西部各省在中国经济地理版图上的变化规律。

在经济危机这道大坡上，沿海、中部、西部、东北正在构成了中国前进的“四轮驱动”。中国的复兴之梦如果从1840年算起，那是近两百年的一个超长马拉松。单靠后轮驱动曾经让中国跑车驶上了高速路，但在爬坡的时候，四轮驱动将是中国继续前进甚至超越对手的最好方式。

中西部灿烂初显

全球经济萧瑟之中，中国的表现相当抢眼，其中，中西部各省在2009年上半年有耀眼的经济增长数字。在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初期着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与当时的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役部署，经过不懈的努力，中西部的灿烂已经初显。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金融风暴来临时，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受欧美市场的影响冲击，纷纷停工、关门，大量在东部沿海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打工的中西部农民工也纷纷回乡，据报道达数千万之众。但当近期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业订单增加，经济回暖的时候，老板们却发觉招工困难起来了。

而就在2008年农民工返乡高峰时，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大省还纷纷提出要想方设法消化回乡劳动力，努力让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出路，渡过因金融风暴带来的对农民工群体的经济冲击。

中央在“促转型，调结构”的战略部署下，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受益大者，莫过于中西部。因为基础建设投资的重点，就是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对于中西部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历来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一个是交通，交通弱，则交流弱，人员、物资的流动需求与运能运力的矛盾突出，中部如此、西部更甚。

另一个是资源转化通道，西部丰富的水电资源、矿产资源，如果能够就地转化为电力和高附加值产品，无疑对西部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推动力，而中部地区的重化工优势、制造业优势、农产品优势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西部的机遇必然凸显，搞建设、特别是搞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加上中西部产业成本的比较优势，又吸引了沿海地区、海外的资本向中西部的投资冲动。大幅增加投资带来的，必然是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这也给中西部各省的劳动力带来了自我选择机遇。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中西部的GDP增长，已经遥遥领先于东部沿海。

但是，中西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也就是要有更高的层次，更加长远的规划，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强烈的市场意识。生态之于中西部特别重要，西部的生态脆弱性，中部的人口承载量，决定了中西部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应该始终贯穿于中西部的振兴过程之中，东部的发展某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借鉴和警示。

中西部的灿烂初显，但要达到辉煌还任重道远。

武汉的万亿梦想

大武汉的万亿梦想是形势所迫，还是制度驱动，未来的武汉会否一鸣惊人，都将在八年之后得到解答。

大武汉的鼎盛时期，距今不过百年。

中国只有两座城市被人习惯称为“大”，一是上海，另一个就是武汉。

从汉正街到光谷

8月5日，武汉昔日最为辉煌的商业地带，曾经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挖土机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俨然一个偌大的工地。个体户梅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的改造工程。修路，盖楼，每一次改造工程除了造成交通拥堵外，在梅伟看来，其实工程本身对于汉正街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曾经是全国首个市场，全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如今，汉正街名声仍在，盛况早无。行走于汉正街，与在中国大多数的城乡结合部的大型批发市场并没两样：喧闹，低档的物品及随处可见摆地摊行骗的低劣江湖术士，更有小偷出没其间。除了公认的商品质量不高、管理混乱之外，周边逐渐兴起的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一些小商品市场抢走了汉正街的位置。

同样作为全国著名的批发市场，在汉正街之后崛起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已走向国际。二十年间，义乌市场设施改建经历了五代，从马路到室内市场，从安全、畅通的“商场式”再到外有花园、内有完善服务的星级博览中心。

汉正街的小商品流通模式曾引领潮流，但这种原始的流通模式已不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汉正街的推倒重来表明了武汉人重建商业模式的决心。

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的辜胜阻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认同，在强调创新进取、务实守信和合作多赢的现代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武汉所体现的中部地区这种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批评武汉人没有眼界的声音不只是出现在汉正街。

2001年7月，中国批准在武汉建立国家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有人说，在武汉经济发展历史上，有两件事曾引起市民空前热烈的反响。一件是当年中央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一件就是建设“武汉•中国光谷”。

八年之后，“中国光谷”如地方政府所愿，招商引资带来了一批的高新技术项目，也成功地带动光谷周边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但以光纤光电子为主打品牌的光谷却尴尬地看到，来自广东的华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走了其周边高校此类专业的所有优秀人才。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烽火科技”作为“中国光谷”的核心主力企业，2008年其以60亿元的产值、同比50%的增长稳坐东湖高新区重点企业的第二把交椅。据了解，这样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扶持。如同 GDP增长的数据一样，同比很高，放在全国的范围去考量，则比较尴尬。

“它连华为的一个零头都算不上。”烽火科技的员工胡彦对增长数据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武汉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发达地区的广州、上海相比，距离还很远。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上海、北京、广州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实现产值分别为4460.97亿元、3010.7亿元、2187.57亿元，武汉市仅为1100.4亿元，到了2008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总收入也只有1750亿元。北京、上海、西安、广东、长春等省市已经开始争夺“中国光谷” 的混战，武汉的先机并未能占得多少便宜。

从汉正街到光谷，普通的商业贸易未能越过“水货”时代的低门槛，而瞄准高科技电子产业的光谷却面临着高门槛的考验。在一低一高之间，武汉如何发力颇费思量。

野心与速度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30年变革中，那些弄潮儿的城市中没有了武汉的名字。武汉的尴尬在于，昔日之盛正是今天失意之所在。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武汉由此开始突飞猛进之路。

2008年，武汉市长李宪生升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随即出掌武汉城市综改办的主任，继续推动其武汉任上未竟之事业。借力于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东风，武汉城市圈在2009推出156个重大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约1.3万亿元。第一批的重点投资砸向了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临空经济区、武汉新港、城际铁路和武汉地铁等。

武汉的这一速度，在“中部崛起”的行列中仍无法夺得龙头老大的位置。2009年7月，中国各省市纷纷公布上半年GDP数据，中西部引人关注地站到了前面。武汉以10.1%的增速位列19城市的第12位，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第四位，落后于合肥、长沙和南昌之后。

对于宣称“中部崛起”的武汉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数字。

武汉市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指出，与历史数据相比，与增加就业的要求相比，与改善民生的要求相比，目前经济增速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武汉的经济增速相比，长沙则令人瞩目得多，在2009年上半年的GDP增幅中，长沙以14%远超武汉。而且，当武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六月份出现——141% 的负增长时，长沙同月却以17.9%的增幅成为第二产业发展的主动力。

一江之隔的长沙的表现对武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武汉市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指出，武汉市工业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偏重化结构，钢铁、石化、汽车等行业为主导力量，这恰是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而工业占据了武汉市生产总值的近40%，因此，工业对整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明显减缓。

“武汉现在发展很快，比武汉市过去要快，但比别人要慢。人家发展更快。”武汉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肖红华苦笑着说，“以前我们从不和中部六市比，因为他们太小，不需要和他们比，但现在必须要和他们比。而且地市州也要拉进来，他们发展也很快。因为武汉市发展速度没有他们快嘛。”

武汉崛起的愿望其实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鸟枪换炮的梦想

2009年武汉城市圈试验区全面启动，本刊记者8月来到武汉时，整个武汉犹如一个巨大的工地，各种工程和项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有正在修建的第七座桥梁、80万吨的化工新区、地铁、华中新第一高楼等等。

“没项目就没活力，没活力就没发展的动力，即使经常拆迁也是为了眼前的发展，为了创造财富，引进投资，这就是抓手。”武汉市一位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武汉市大张旗鼓建设的背后，有着一个万亿元梦想。

“在未来几年里，市长先生将把武汉打造成什么样子，亮点在什么地方？”2008年10月10日，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回答《中国时报》胡鸿仁的问题时朗声说：把武汉打造成中部经济中心。

就在此前的两个月，武汉市刚刚提出，要经过8年左右努力，迈进“万亿元GDP俱乐部”，即到2015年，武汉市每年的GDP要达到1万亿元。

“2003年以来，在投资上加大了力度，经济因此也成加速的态势发展。”肖红华分析，武汉自从2002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薄弱企业则进行了资产重组，市区的国企外迁，腾出地方发展房地产业。而先进制造业搬迁后产品设备全部换新，用肖红华的话说叫“鸟枪换炮”，以此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市中心的位置腾出来发展第三产业。数据显示，武汉市2007年第三产业增长第一次突破50%。2008年则继续提高，达到50.2%。

“现在是中部发展最好的时机。”肖红华认为。

武汉市受益于国家这一轮大规模投资之刺激，6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41.5%的增幅成为中部龙头，将为武汉市钢铁、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带来外部需求，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

一直以来，武汉的发展亦是湖北前进的间接反映。曾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说过，“武汉要保持了30%左右的速度，全省平均低不下20%来。就这么个地位”。

2009年，湖北首次迈入GDP“万亿元俱乐部”，一同晋级的还有湖南省，这使我国GDP总量超万亿元的省区市达到了13个。在湖北省的 11330.38亿元中，武汉市占据了其中的35%。但武汉市如何在八年的时间里达到2008年整个湖北省的生产总值，跨入“万亿GDP俱乐部”？

“难度比较大。”肖红华直言不讳，但“武汉市要做中部龙头，必须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形势所迫。”

2009年6月24日，武汉市发改委副主任熊贻沛向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相关情况时透露，国家发改委批准武汉市为全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未来五年，武汉铁路、航空、港口、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达3390亿元，占武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的65.8%。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将为武汉跨进 “万亿元GDP俱乐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武汉不鸣

张之洞，这个曾经改变过武汉甚至湖北的名字，近年来屡被提及。

8月份，一系列的纪念张之洞百年逝辰的活动在武汉酝酿上演。如果说张之洞开创了武汉现代化的第一页，武汉的后现代化时代，还在继续重温张之洞时期的辉煌，对于武汉，是否是一种难言的苦痛和另一种深切的期盼？

武汉的起跑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GDP都以同比超过10%的增速在向前飞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武汉市仍以两位数的增速跑在前列。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对武汉明天的发展雄心勃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提及，确立武汉城市圈的改革试验点，将之定位为新型的工业化及城镇化道路其实就是在寻找一个突破口，而这样的突破无疑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提供一个标本性的作用。

武汉市作出如此规划的支撑力量是：从经济发展规模等方面而言，中部没有哪个城市能与武汉相比拟，武汉目前已迈入3000亿元俱乐部。按照计划 15%的增长速度，武汉将打造8个千亿元产业：钢铁基地、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光电科技、先进装备制造业、能源环保产业、创意产业及现代物流业等，通过 8-10年的努力，武汉GDP则将突破万亿元。

武汉要实现自己的万亿元梦想，除了来自中部其他城市飞速发展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自身。2008年末，武汉除了钢铁和汽车分别达到了818.94亿元和635.54亿元，其他的产业距离千亿元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

事实上武汉新一任领导官员的转换颇具深意，2008年1月，先是武汉市长李宪生升任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湖北省副省长阮成发接过了武汉市长之职，三个月后，武汉市委书记苗圩谁调工信部，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接过了武汉市委书记的帅印。此前，省委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的情况只出现过一例，即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这种超常规的人事安排显示了下一步武汉的发展之重，升任常务副省长的李宪生出掌武汉城市综改办主任，湖北省高层集众多要员布局的 “武汉城市圈”，目标直指中部经济中心位置。杨松在西藏履职长达30多年，上任后杨松加强了“武汉”转变的方向，即促进“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资源信赖”向“科技依托”转变，“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阮成发提出，2009年，武汉的重点是要在体制机制上要有所突破。他认为，这种突破不但包括建立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制定新的规章、规定，还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综合配套改革来加快发展。

武汉市官方报纸《长江日报》年初发表评论文章，号召当地官员“向张之洞学习治理和改革”，称“时势迥异，张之洞所处的时代非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但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百年前张之洞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李宪生说，“武汉城市圈”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期。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无明显政绩。大臣伍举含蓄地问楚庄王：“有只大鸟在楚周山呆了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楚庄王回答说：“这不是普通的鸟，它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随后 ，在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确立了他称雄中原的霸主地位。

楚地后裔武汉，会否一鸣惊人？

武汉城市圈在2009年风生水起，其投资规模达到了1.3万亿元

武汉市的目标是：到2015年，每年的GDP要达到1万亿元。

“内蒙速度”

令人吃惊的不是速度，而是持久度。西部大开发十年，内蒙古一直保持速度一路狂飙，考察内蒙古“马群”中跑得最快的包头，奇迹背后的变道轨迹清晰可见。

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最显眼的标志物就是市中心博物馆和火车站的两座飞腾的蒙古马雕塑，奔马的确可以代表这个地方的速度。

在西部大开发十年后，内蒙古自治区辖下的三驾马车——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都曾创下20%以上的增幅。

“包头这几年确实发展太快了，就算在去年金融危机蔓延的最困难时期，我们依然保持了相对高的经济增速，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包头市外宣办专职副主任康建俊一脸笑容地和记者侃侃而谈。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GDP以16.2%的增幅领跑全国，其中包头市GDP完成900.1亿元，同比增长17.2%。今年4月，《2009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北京发布，包头再次荣登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竞争力之首。

“包头在内蒙古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产业工人队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说，“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比作一个正在向前奔跑的巨人，那么内蒙古的产业是给工业化供给粮食的。只要巨人活着你就得吃粮，你要往前跑你就得多吃粮，对不起，粮在我这儿。”

包头的发展，浓缩了“内蒙速度”的起步与兴起，但这种靠能源、靠资金打造起来的速度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资源包裹下的包头速度

王成已经开始琢磨着把自己的铁矿出售了，一度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他经营的民营矿山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2006年7月，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王成放弃了寻找体面工作的机会，转而投向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民营小铁矿，成为一个年轻的合伙人。“当时投资开始升温，很多拥有一定实力的投资者都在到处购买矿山。”王成说。

2007年，铁矿石几乎疯狂的涨价，让这些成本并不高的小矿山赚的盆钵满体。但危机在2007年下半年袭来，“先是股市崩盘，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然后金融危机开始肆虐全球，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好日子差不多了。”王成回忆说。

2008年初，矿山不得不选择停产。而当时，内蒙古很多企业还并没有切实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也有一些反思，重化工实际上我们这儿的企业到去年10月份还没有什么感觉。可能订单没以前多了，但很多之前的订单还没用上，都还在生产，到11月就开始显现了。”于光军告诉记者。

这种能源开发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它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地方滞后两三个月。

内蒙古一个做硅胶的企业，2008年前10月纯盈利1亿元，到10月份1000万元，11月只有200万元。迅速蒸发的利润让业界始料不及，但国家随后启动的救市之策让企业看到了生机。

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当时称“全力支持包钢、包铝、一机、北方重工、希望铝业等重大项目建设。”

“恢复的还是比较早，扩大内需的政策，4万亿元一启动，只要一开工，基础的东西还在，金融危机缝隙中的增长速度就是这么来的。”于光军说。今年上半年包头的增长中，钢铁、铝业、装备制造、电力、稀土五大支柱产业共完成增加值338.1亿元，同比增长23.6%，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93.3%。

这都得益于内蒙古经济的发展模式，于光军认为，内蒙古的电力，煤炭，钢铁，铝业等企业都是在行业中具有一定分量的企业，并且，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国有大型企业、大集团手中，他们的竞争力强，抗风险能力也强，这些支柱企业占据了GDP的大部分份额。

资源性企业成为了包头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小的流动性强的小企业，甚至不构成GDP，有一些旗县的企业根本就是黑户，五六十万元的投资，根本没纳入你的视野内。”于光军说。

“包头模式”原动力

30岁出头的侯红兵在包头从事软件行业，在当地算是个中产阶层，让小侯至今仍然感到幸运的是，他在5年前就买了房子。“现在已经买不起喽，当初1000元一平米的房子，现在至少卖到3000元，翻了3倍。”

在侯红兵眼中，这就是包头经济快速发展最现实的写照。

包头的加速，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之策。一度，人们为内蒙古属于东部还是西部争吵不休，在最初的西部开发名单上，并没有内蒙古的名字，直到最后一刻，内蒙古与广西才踏上西部开发的班车。

包头的笼头被打开后，其速度一日千里。2002年至今，是包头经济的第三个快速增长期。从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其年均增速甚至达到26.8%。

这种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经济总量，恰恰体现了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目前，包头市已由过去传统的单一“草原钢城”模式，转变为钢铁精深冶炼、稀土资源供给加工、重型机械装备制造、铝业生产、煤化工、电力能源等复合型、科技型的新工业城市。

包头市发展改革委综合处处长崔林告诉记者，2008年，包头市重点项目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再创新高，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势头进一步延续。其中包头市组织实施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510个，比上年增加110个。年内投资超亿元重特大项目达204个，完成投资623.2亿元，其中神华煤制烯烃、保利花园和石拐棚户区搬迁、包铝电解槽改造分别达40亿、20亿、20亿、15亿元。

大规模的投资刺激下，其经济的飙升速度自然一路上扬。

“包头的天越来越蓝了，我们的绿化应该是全区最好的。” 包头市外宣办专职副主任康建俊自豪地说。在“十一五”规划实施3年来，包头万元GDP综合能耗降低了17.83%。

包头市青山区东南部，有一个被称为“城中草原”的广袤草原——赛汗塔拉生态园，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城中草原，占地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000亩。

说起这片独一无二的城中草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很自豪：“我们之所以要立法保护绿地，就是为了保护好千辛万苦得来的一片片绿地，使其不会因为书记、市长的变更而改变。包头城中黄金地段这么多绿地，卖掉了搞商业项目、搞房地产，可能会赚上百亿元都不止，但包头人不会做这样的交易。在城市里造几栋高楼大厦很容易，但这样的大块绿地，这样的城中草原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在新的规划中，包头市以保护和恢复生态为主的“黄河湿地、大青山森林、山北草原”三大工程全面启动。

这座被联合国授予人居最佳奖的城市动力与活力十足。

政府操盘下的超速行驶

马儿跑得快，还需夜草肥。

“坐汽车，从东蒙往西蒙走，要经过张家口，路一不好，就知道到内蒙古了，非常明显。”于光军回忆十几年前内蒙古的情况时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道路交通情况改善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高，通讯的发展，缩短了我们和核心市场的距离。”

改革开放前十年，国家没有什么大的政策真金白银的支持，内蒙古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等各方面都不是太好。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很多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内蒙古在大农业这一块搞了一个加工转化；在能源这一块搞了一个煤从空中走——发电的战略。

现在的呼、包、鄂，已经成为内蒙古乃至北方的金三角。其成功的动能就是内蒙古到处可见的政府之手，“当初的政策就是有项目就往这里上，别的地方基本不考虑。”于光军说。这个三角地带占据了大部分内蒙古的经济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这种状况正是当地政府强力介入的结果。

在内蒙古，始于2002年的大招商、大竞争，政府的支撑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国内开始出现电力紧张、能源紧张时，内蒙很多电力项目陆续上马，资源优势就被市场发现了。内蒙的一些主导行业也基本有了自己的优势企业。如伊利、蒙牛、草原兴发、宁城老窖等，企业上市的时候，政府非常支持。

内蒙古的优势逐渐被市场接受，在市场上转化为经济优势。随着招商引资过程中门槛不断提高，招商的指向性越来越强，一开始是政府招商，后来是企业招商，很多大型企业集团，如中国神华等开始陆续进入包头。

在危机之下，有人称中西部省市的变化是“反梯度隆起”，包头市委书记莫建成则表示，包头的方法是三个力度不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不减；企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的动力、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不减；改善民生，保工资适度增长的力度不减。”

在政府的支撑下，包头经济活力依然很强。

总部经济缺少症

2008年7月9日，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包头段传递路线就在钢铁大街进行。作为包头市的标志性街道，它几乎容纳了所有包头的商贸中心和休闲场所。

“我们还缺少总部经济，这对财政收入能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但对居民收入这块还需要一个过程。”于光军不无担心。能源重化工时代是靠钱赚钱，内蒙古更多的是发展了自己的资源基地作用，而非总部经济。2002年以后，南方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土地紧张，但内蒙古土地特别是可供工业开发的土地资源高度拥有，对能源重化工时代的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很大的支撑。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内蒙古的办法是配给资源。

“内蒙古已经处于一个能源重化工时代，对能源、对原材料的需求高度旺盛，很多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加快投资；同时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了经济结果调整的力度，可以说这种模式叫做依托资源，但不依赖资源。”于光军说。

当年引进华泰这样一个汽车工业到鄂尔多斯市落户，当地政府就给了华泰煤炭资源的开采权。“这样一个配给方式，对资源的保护性利用也有好处。”于光军说。大型集团对能源本身的保护性开发远比那些小煤矿、小煤窑要做好，可持续竞争能力要强得多，资源开发的结构优势就凸显出来。

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内蒙古在无限制地利用自己的资源，这种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也遭到了众多质疑。

“之所以建立这样多高耗能产业，内蒙古有这样的基础，尤其是电力产业的发达，能够支撑它的发展，也支撑了8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于光军说。

高速发展的背后，开始显现出危机，内蒙古有几个行业开始有同质化的倾向，比如说煤制油。“这个项目已经上了很多了，因为过去有很多地方支柱产业只有一家，这几年发展起来，迎合了市场的需要。”于光军说。

未来之路

2008年，包头GDP为1760亿元，人口250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7万人民币，人均首次超过1万美元，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基本持平。

但包头人的钱包并没有完全鼓起来。在一个能源重化工时代，地方政府极力地引进一些大型企业，靠资本，而不是靠人力推动经济，之前一个需要2000人的电厂，现在可能只需要200人。

收入差别太大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内蒙古的人才流失，一个工程师在呼和浩特市月薪只有2000多元，到了北京至少都8000元。硬件很容易上去，但人才的引进就不容易了，“不客气地讲，内蒙古的精英全部集中在政府里面，人们的就业渠道非常窄，基本没什么好企业，实际上真正能把人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大的企业集团，所以说政府不去参与进去，很多地方搞不成，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地区非常明显的特点。”于光军说。

在十年的高速发展中，一部分是因为原来基数比较小，底子差。另一方面，全国进入了对能源、冶金、重化工业需求较大的时候，内蒙古正好发挥了其资源优势。内蒙古的支柱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像电厂、煤矿，动辄投资几十亿元，投资增幅自然就大。

一方面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在未来，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否能持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依靠原有产业深加工产业发展相对较薄弱，在利用钢铁、乳制品、煤炭等优势资源向更有科技含量的产业发展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大漠，距包头市100多公里的成吉思汗陵蔚为壮观，站在陵前，仿佛又看到“一代天骄”纵横沙场的雄姿。

这种以较快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的经济总量，恰恰体现了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特色。

一方面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在未来，这种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否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