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山西 煤老板现象如同一场瘟疫

煤企重组正在按时间表进行，无数山西煤矿主面临“被转型”，他们有的已另谋出路，有的还在苦苦挣扎。未来一年内，这些一直处于社会舆论风口浪尖的富翁们将告别煤老板身份。

悍马车队、豪华婚礼、包机买楼、豪赌、二奶、矿难、带血GDP……一说起山西煤老板，这些关键词俨然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煤老板”缘何从一个职业身份，演变成为公众眼中一个语义复杂的称呼？

如今，山西正在加速推进史上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行动，涉及国有、民营、私人煤炭企业超过2200家，至2010年底，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小煤矿的彻底终结，也使得山西煤老板行将谢幕。

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在这数千个“黑口子”兴衰的背后，是什么造就了煤老板们的宿命？无论煤老板们是提前上岸，还是如今被迫重组，手握巨资的煤老板们如何转型、成百上千亿资金去往哪里，它们是新的洪水猛兽还是会成为一股新的经济力量？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煤老板们的利益，更有那些众多普通个体的命运。

煤老板最后的挣扎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煤老板是多年前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倒霉的是那些通过融资、贷款来投资的煤老板，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

两排低矮的淡绿色平房已坍塌了大半，一面未倒的砖墙上，可以大略辨识的斑驳字体写着“梭峪技咨煤矿”。

陡峭的山坡上，随处可见丢弃的安全帽、工作服。约半米宽的铁轨，残破为几段，从矿井入口处一直伸向1000米外的储煤场；直径2米的矿井口已经封存多时，铁栅栏门上，锁头锈迹斑斑；斜斜的巷道上，煤渣散落了一地。

这里是梭峪，太原地区古交市的一个山村。县级市的古交，曾经汇集了一大批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煤矿，现在，它们先后被叫停。

十几年来，在这个农业与轻工业极其羸弱但小煤窑遍地即是的区域，那些敢吃螃蟹的当地村民以及外来客商，正是借由这样一个个并不显眼的井口，创造了一个个颇具争议的资本传奇。

风云突变，形势不再如煤老板们设想的那般。新一轮的煤炭行业整合重组大幕在山西已然徐徐拉开，与古交梭峪技咨煤矿一样，大量山西小煤窑在本轮“国进民退”之后，将彻底淡出历史舞台，煤老板日进斗金的创富故事也难再现。

大限将至，曾经饱受诟病的煤老板们在努力尝试着做最后的挣扎。各种反对意见的背后，各怀心事，各有所指，几家欢乐，几家离愁。

首富的黄昏

“古交首富”闫林则损失惨重。

虽然在2007年因“雇凶杀人”案被判刑15年，但由于身患重病，57岁的闫林则得到了监外执行的机会。一年多来，除非必要的应酬，他很少出门。

心脏病、胃癌、尿毒症，多种疾患在这些年里相互交织，使得富甲一方、声名远播的闫林则在精神的世界里悲苦难当，他的结发妻子闫桂英直言不讳地当着他的面对南都周刊记者坦言，“他这样的人，不知道哪天就死掉了。”

位于古交城区中心地段的新世纪大酒店，与市政府、司法局分别一箭之遥。曾经车水马龙的古交大街，由于大量小煤窑的关停，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减少了大半，酒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

在群山环抱的古交，新世纪大酒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财富地标，而这座大楼，连同位于山西太原大南门的豪华写字楼——景峰国际大厦，均属闫林则独资所有。古交境内总计62家煤矿，其中有3家是闫林则的私产——会立二矿、黄达矿、梭峪技咨煤矿。而且，1997年，闫林则早走一步，在古交投资兴建了当地颇为知名的裕龙焦化厂。

这些煤矿、工厂、酒店、写字楼，都是闫林则在各个时期创富的砝码和凭借。

街头市民讲述，闫林则虽然低调，却是实打实的“古交首富”。传言称，煤老板闫林则个人资产在20个亿左右。闫坦承，20个亿说不上，8到9个亿倒是有的。

新世纪大酒店三楼，穿过两道厚重的铁门再向前走，在身后传出“哐当、哐当”两声自动锁门声之后，周围安静下来。在楼道尽头一间明亮开阔的办公室，闫林则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依旧饱满。只是，蜷缩在长约四五米的宽大豪华的办公桌背后，个头不高、原本瘦削的他显得更为干枯、矮小。寒暄过后，闫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这次煤炭资源整合，不现实。”

闫说，一刀切的整合，会浪费大量资源，很多小煤矿之间由于采空区的存在，无法连成片，形不成规模；整合以后，关掉的煤矿，资源白白浪费了；不关掉的，和原来一样，还是“你挖你的，我挖我的”；而且由于储量还是原来那么大，不是每个矿都能够提高产能。

鸭舌帽，白衬衣，灰色西装，加之浑厚的嗓音，如果没有看到他脚上那双与周身装扮极不协调的白袜子与塑胶拖鞋，那么，闫林则完全是一个旧式海派大佬的形象。

由于一周要做两次透析，心脏又安装了起搏器，胃与胆囊也做了全部切除，出行不便的闫林则专门购入了透析机，并雇佣了数名护士为他服务。

面色暗灰的闫林则很是不满地说，有人说煤老板都是黑心老板，他不能接受。他的财富，挣得不容易，而且这些年里担惊受怕无数。

点燃一根“黄鹤楼”，猛吸上一口，闫林则望着窗外叹口气说，一旦矿上开工，这一天24小时是绝对不敢关机的，电池总是充得满满的。晚上，电话铃声一响就会惊出一身冷汗；而且各种关节需要打点，各种敲诈、勒索不计其数，他的院子里先后多次被扔进炸药包，窗户玻璃不知道被砸烂过多少次。

闫林则说，当煤老板的日子，他过得颇为辛苦，与在太原、北京遥控指挥的那些煤老板不同，他总是坐镇一线。

“到现在，我在银行没有一分贷款，都是拿自己的钱来投资。你信不信？”闫林则的第一桶金源于他对一个村办砖厂的承包，而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累积，则要追溯到后来他对梭峪村集体煤矿的承包和买断，就是后来的技咨煤矿。

1992年，入党12年的闫林则通过走街串巷卖爆米花，已积攒了几万块钱，与老婆闫桂英商量后，从村委会承包了这座煤矿。1996年，由于生意不错，在煤矿承包期尚未结束时，他将煤矿全额买断。从1992年到2005年，率先迈出步伐的闫林则，最终赚得个盆满钵满。

“1993年正式开采时，一吨煤17块钱，后来一路猛涨，最后涨到1000多块钱一吨。但2005年以后，煤炭价格上去了，产量却不高。煤炭政策开始不稳定，关停整顿越来越多，基本上我就不挣钱了。”闫林则说。

从2003年起，大量小煤窑在古交扎堆出现，煤矿转手价格被盲目炒高，闫林则耐不住寂寞，出手购入了汾河边上的两个煤矿——会立二矿和黄达矿，转让费用总计4000多万。未曾料想，这个原本可以赚钱的营生，因为政策性变动，闫林则几近血本无归。

两座煤矿刚刚投产，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大浪汹涌而来。2009年5月，进入重组准备阶段的古交煤管局，率先将汾河边上污染较重的煤矿关了三家，其中就有闫林则的上述两个煤矿。

“政府除了退回当时我上交的资源价款，每个矿只赔了500万，所有机械设备不准撤出，煤管局没有通知就提前断电，我所有的设备全泡在水里了。这两个矿的损失，加上技咨煤矿被大同煤炭集团低价重组，我净亏两个亿。”

焦头烂额的煤老板

虽然亏了很多，“心里不开心”，但想到煤矿被整体收编后，自己也就此退出这一行，闫林则觉得倒也是件好事。

与闫林则的看得开比起来，张利华现在处于焦头烂额之中。这段时间，张利华和他的伙伴们不断走访，打探整合重组的消息，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每回到家中，老婆孩子不断地追问，尤其是看到被娇惯的小儿子一点点懂事，他的压力陡然加大。

18岁涉足煤炭行业，39岁的张利华已经与煤打了22年的交道。从统计到会计，再到副矿长、矿长，他从未离开过煤矿。他对吕梁地区的煤炭行业了解甚深，也曾在煤矿经营上多次出手，均收获颇丰，但无可奈何的是，这一次，他开始遇到“麻烦”了。

早在1994年，已经在矿上做了好几年财务的张利华，深感知识的匮乏，曾在孝义市乡镇企业专修学院上了两年半的学，专门进修了企业管理知识，并希望以财务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张利华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财务不能只是核算一下企业成本、给工人发一下工资就完了，而应真正地介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去，用财务的杠杆来指挥生产。比如，这个月为什么花多了，那个月为什么花少了，要从财务上去分析，然后对症下药，进行管理科目上的调整，这样一来，财务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实践过程中，张利华深感捉襟见肘：矿工素质提不上去，不成系统，他们也不配合，想要的相关资料收集不上来。“所以，我的这个实践失败了。”

碰壁之后的张利华于1996年第一次转行，开始在一个私营煤矿做副矿长，四年后当上了矿长。

2003年，张利华第二次转型，在私营煤矿专事外部沟通，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不再直接管理生产。“比如人家来检查了，矿上得配合，需要提供什么资料，这些都由我来做。”

2005年初，思忖再三的张利华不甘心，再度出手与朋友合资2.8亿元在孝义市郊买下一座煤矿——南尾沟煤矿。其中，他个人出资高达40%，出任矿长。但从北京奥运会前的2008年6月停工迄今，这座煤矿歇业已经一年半了。

怎料想，屋漏偏逢连夜雨。

等待复工的消息中，南尾沟煤矿与山西大大小小几千家煤矿一道，随即再度被裹挟进资源整合大潮之中。张利华和他的朋友也将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最近，有关南尾沟煤矿的资产评估及重组方案即将落定，该矿最终将被红旗矿务局整合收编，张利华对此牢骚满腹。

中等身材的他，一席深蓝色中山装，黑皮鞋，白袜子，说起话来干脆直爽，握手结实有力，走起路来步履匆匆，不经意间展露出来的戒指硕大而夺目??一副典型的山西煤老板形象。

虽然也理解政府对小煤窑调整的苦衷与无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煤老板实在是太亏了：一是前期的设备投入被官方严重低估了；二是对于资源价款的偿付额度，他始终认为需要“再乘以一个利润的系数”；三是南尾沟煤矿即将被整合收编到红旗矿务局，失去控股权、决定权后，自己的未来显得那么渺茫。

南都周刊记者曾在孝义地区的新阳煤矿调查采访。这家员工超过5000人、年产600万吨的国有大矿，隶属于汾西矿业集团，此次煤炭行业调整对新阳矿并未波及。只是，最近一段时间，矿里陆续抽调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员外出，就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的周边小矿提出技术性改造建议。

9月9日上午10点，新阳煤矿办公楼。矿长赵有生急匆匆下楼准备外出开会，会议的内容恰与整合重组有关。赵有生说，他能够理解煤老板的抱怨和不合作，新阳煤矿也在为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根据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架构设计，国有企业收编单井产能低于90万吨的小煤矿后，在新组建的企业中，国有股比例应不少于51%，而煤老板持股应小于49%。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煤矿是由七个煤老板来投资的话，那么，平均下来，每个煤老板的股份只有7%。

“你说，这还有啥意思？”张利华仰面慨叹。“红旗矿务局运作40年了，我就没有见它盈利过。国进民退、资源重组，我看是国家不喜欢我们民营经济了，把我们付了资源价款的煤、把我们的设备都入了股。到最后人家股权一稀释，一切就都交公了。”

“你收走了我的企业，我到你新公司挖走我的煤，为什么不可以？我不要你那49%的股份。这是我的想法，也能代表大多数煤老板的意见，但是，人家不同意。”张利华说，如果政府不给煤老板更多可选项，而是一刀切地重组，那么孝义的煤老板100%反对，方案注定要流产。

张利华认识不少圈中老板，有些人是多年前买到的煤矿，钱已赚足，即便这次重组补偿低了，“无非多赚少赚而已”，没有太大意见。真正“赔掉脑袋的”，是那些通过贷款、融资，刚刚建成矿井就被叫停、参与重组的煤老板。“刚把房子建成，就要被拆掉。”

矿难频发的山西小煤窑，总是引得媒体关注，但每次事故出现后，在责任认定环节，几乎总会将地方官员拖下水。对此，张利华觉得，如果仅从安全角度来说，小煤窑重组是合理的，他也理解。

“说老实话，人家大领导见都没见过我们一次，连根烟都没抽上咱的，这个黑锅你为什么让人家背？人家辛辛苦苦也不容易，你一个不小心，把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都毁了。”

山西煤矿重组整改以来，民间流行一句谚语形容如今的山西煤矿：“一个老人，一条狗，一把大锁，关门走。”

“我们是待嫁的老姑娘”

与众多行将退幕的煤老板相比，山西金晖万峰煤矿董事长李生贵，是相对幸运的一个。

孝义唯一存留的两家民营煤矿，金晖万峰即为其中的一家。本轮“国进民退”，对李生贵这座储量8000万吨、设计年产能120万吨的煤矿来讲，没有带来实质性冲击。

2003年，李生贵与兖州矿业集团达成合作意向，按照当时政策标准，兖矿占股51%，李生贵占49%，随后进入实施环节。但到了2004年，山西出台一个文件解释：省外国企退出，兖矿回归山东，金晖万峰私有化。

47岁的田士云，从他的父辈开始即以煤为生，来孝义之前的30年间，他从矿工做起，在兖矿一直做到副总。现在的田士云是金晖万峰煤矿的总经理。

以“花园式矿井”标准兴建的金晖万峰煤矿尚未投产，直到现在还处于建设之中，但井下和地面建筑已经完成了90%，待基建内容全部落定后，可获批开工。“老实说，如果这个矿粗放一点操作，早就出煤了，李生贵比较谨慎。”田士云说。

李生贵的煤矿貌似波澜不惊，但山西大多数煤老板则不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像闫林则、张利华一样——被动式重组。

福建商人李春林便是如此。

李春林的煤矿位于孝义市郊的杜村，即将被汾西矿业集团整合收编。

从2001年进入孝义，李春林的事业可谓风生水起。几年来，煤炭行业几次政策性调整虽曾让他付出些许成本，但均未伤及重大利益。

怎奈何，深度调整接连不断，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在灾难性事故不断发生的大背景下，这一次的资源整合，力度更为大刀阔斧：依照文件精神，要想留下来，要么将单井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要么同意重组方案，被国有大矿收编。

李春林认为，摆明的是两条路，其实只有一条，提升产能是不现实的：产能与储量直接挂钩，储量不够，投入再多成本，也达不到要求，“只有一桶水，你换上一个直径一米的龙头也没用”。目前，在这唯一的路径上，有关资源价款的退缴比率，煤老板与政府存在不同想法。

“我们就是待嫁的老姑娘，人家只给这么多嫁妆，不嫁也得嫁”。孝义市新建路261号、能源大酒店五楼的一个包厢里，李春林丧气地说。

资源重组，他早就听说了，没想到的是，最终被国有大矿收购。当初觉得，资源整合无非几个相邻私营煤矿之间相互购并。“这一招来得很突然。”

最近半年，朱继忠也颇为焦灼。作为孝义市煤管局工会主席，他深知改革之难。“孝义是全国百强县，在山西更居百强县之首，但你可知道，孝义到底是靠什么‘强’起来的？”

朱继忠介绍，山西全省的煤炭资源整合，在数量上，要从2500座减少到1000座，吕梁地区要从350座压缩到100座，而吕梁地区孝义市，则由100座调整到12座。日前，孝义的重组方案已上报山西省政府并获得批准，大致架构已经清晰：留下来的12座煤矿，10座为国有控股，2座为民营主体。

记者了解到，山西诸多县市已将意向性协议签了，却留下一条尾巴，即补充协议，在具体细节上，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9月14日，宁武县煤矿工业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宁武共有煤矿63个，整合的目标是24个，截至当日签约的煤矿只有可怜的两个。

同吕梁等晋南地区不同，宁武目前的煤老板大多是2007年后接手的外地投资者。据了解，其中来自浙江的大概占七成，福建人占一成，资金多数来自集资，有些煤矿一共只有1亿投资，股东却是来自几个村的2000多人。

“从春节到现在，我一天好觉都没睡过。”上述负责人说，“很多人从拿到许可证到现在，一天工都没开过。整个山西省，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卖掉煤矿的煤老板拿到过一分现钱。据我所知，号称已经全部签约的大同某县，据说都属于‘强按手印’，煤老板根本不认。我现在天天求着这些煤老板，但还是没法达成协议。”

煤老板们还在就补充协议的细节讨价还价。陈春林的资源价款是2005年上交的，当时市价为1.8元/吨，现在涨到了7.6元/吨。于是，李春林坚持认为，政府在做资源价款补偿时，如果按照四年前的1.8元/吨来退付，他是不能接受的。

略有不同的是，同样身为煤老板的闫林则虽有意见，但最终还是摆出了一个无所谓的姿态。“我和其他煤老板想的不一样，这样一来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从此我不用再这么操心了。”

新世纪大酒店，目送记者走出办公室时，略显老态的闫林则说，煤炭价格翻了三番，资源价款补偿理应也翻三番，但现在只按1.5倍标准走，没得选择。闫林则直言，煤老板不团结，反对意见再多，也成不了气候。

据讲述，古交乃至太原地区有关重组问题开会无数，闫林则曾代表煤老板几次在会上发言，最终发现“作用不大”，也便不再继续主张。

“有些煤老板身后并不干净，偷税漏税什么都有，背地里各种意见滔滔不绝，一到有领导在场的大会上，大气都不敢喘。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万一领导一动怒，你重组评估得的那些钱，还不够你追缴罚款的。”闫林则说。

尴尬万端的，不止这些煤老板。

古交煤管局局长冯跃宇的感受是有代表性的。冯说，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煤矿重组进度，应对上级压力;一方面还要面对上百号煤老板各种各样的批评与责难。“这段时间，伤透了脑筋。”

煤企重组大事记

1999年底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而那些未统计到的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

2004年“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这一年，山西全省同时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彻底淘汰，试图通过资源整合遏制频发的矿难。从此，山西开始了煤矿资源整合的“持久战”。

2006 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9万吨/年以下的煤矿。据业内人士回忆，这次是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次具有强制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同时，整合后的煤矿从此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焦煤3.80元/吨，动力煤1.50元 /吨。

2008年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009 年4月上述《意见》刚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山西省再度提高目标门槛。《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到2011年，山西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到2015年减到800座，原则上企业规模不得低于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不低于 90万吨，保留矿井要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2009年8月国家安监总局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申力争到“十一五”期末（2010年）把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

从这个月开始，张子玉就要和煤老板的身份彻底说再见了。

在山西吕梁离石区8月开的政府协调会上，当着在座30多个离石煤老板的面，张子玉第一个站起来明确表态：不干了。他的煤矿将作为实物股份，并入离石的另一家民营煤企——东江煤业集团，合伙经营后的新企业里，张子玉的股份占49%。

在此之前，张子玉手里一共有四家煤矿，三个在离石，一个在临县，鼎盛时员工超过2000人。在过去几个月，张子玉把它们全部卖掉了。其中一个卖给了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卖给了山西大土河焦化，最后的一个则入股了东江煤业。

毫无疑问，张子玉是此次兼并重组中表现最积极的煤老板之一。尽管根据《山西省煤炭企业重组规划》，8月底,山西各地市应全部完成兼并重组的协议签订工作，但截至9月4日，离石总共37座煤矿中只有16家签字画押，相当多的煤老板还在观望。

“去年春天我就预测到（整合）这件事了，这是政策，是无条件的，顶是顶不住的。不管想卖还是不想卖，最后结果是都要卖。”张子玉这样解释着他的决定：国家这次下了决心，以后没有煤老板这个词了。

手中有粮 心不慌

主动永远好过被动。张子玉转型的轻松自如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很早就正确地预判了形势，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适时将业务“分流”到其他行业，“鸡蛋”没有只放在煤炭这一个篮子里。

张子玉现在的身份是吕梁泰化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很好找，在离石几乎人人皆知，就在离石城南一家同样在他名下的加油站后面。这里也是他传奇发家史的起点。16年前，当时的糖烟酒公司司机张子玉下海经商，盘下了这家加油站，后来又进入煤矿开采业，最终成为离石数得上号的有钱人，连续几年都是山西省政协委员。

穿过加油站旁泥泞的小巷，就是泰化公司的大院，里面停了十几辆奔驰级的豪车，院子另一侧的铁栏后，则拴着几条高大的狼狗。这场景，多少还遗留着煤矿企业的影子。

记者见到张子玉的这一天，恰好是9月10日教师节，他很忙，要到自己租赁办学的泰化学校去给教师们讲话，要去教育局开会，还要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泰化学校占地40亩,自2004年创办以来，张子玉已经前后投资了4000多万，解决了周边数个村子的义务教育问题，直到现在泰化公司每年还拿出30万元用来资助贫困生。在学校的演讲稿上，张子玉照例对教学提出了很多期望。

除了泰化学校，张子玉现在的资产还包括位于离石的8个加油站、一个油库，两个典当行，以及一个房地产公司。张子玉说，除了加油站和学校，其他的这些基本都是去年8月煤矿停工以后搞的。

最先搞的是典当行。张子玉说，煤矿关闭后，他意识到要开始转型了，考虑到很多煤老板急需典当资源盘活资金，于是当时“也没有经过什么慎重考虑”，只在电视上做了个广告，从20个应聘者里选了一个，便投资了典当行，好在经营还不错，不到一年，典当行现在已经有了两家，“账面资金已有4000万。”

接下来是建批发市场。先是搞了个建材市场，市场还没有建好，商铺就已经租售一空。于是张子玉又趁热打铁筹备针织品批发市场和家具市场，两个项目同样进展顺利，均将在年底开业。

有了建市场的经验，张子玉开始考虑进军房地产。因为自知风险很大，2008年10月，张子玉出去转了一圈，去山东考察那里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去了五六个地方，回来后才下了决心。

人好找。张子玉招人有自己的考核标准，一是看人品，二是看技术。考察人品很简单，首先一条是招离石本地人，“离石不大，背景很容易了解清楚”，考察技术这一条则相对次要，所有新进人员都必须从底层干起，半年后再根据能力提拔。从吕梁建筑公司的下岗职工里招了两个经理、四个技术员后，泰化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泰安小区”就这样开始立项了。

泰化从初创到现在，从没有过一分钱的贷款和负债，这是张子玉的商业理念：有多大做多大，有100万，就只做80万的事情。再说，房地产是预售，也不需要那么多启动资金。

在这个理念之下，张子玉把泰安小区的销售策略定位在主打性价比。这个地段同类房屋的售价是1550元/平方米，他就把售价定在了1350元，只便宜两百元却极大拉动了项目销售，项目刚刚封顶，8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就已销售一空。

有了底气的张子玉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这次他要挑战酒店。“离石的酒店高档的太贵，低档的太便宜，好多高档酒店比太原、北京都贵，低档的却只有十几块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有新的市场空间。”经过一圈考察后，张子玉决定在离石生态公园旁建一座“能代表吕梁形象”的生态酒店。

政府部门办事的速度很快。张子玉的案头摆着一份市政府关于建设生态酒店的批示，市委书记亲自关注了这个项目，认可他“建设吕梁形象”的理念，地已经批了，就在生态公园旁边，20亩。现在只等设计院的设计图纸讨论通过，酒店就可以开工。

生态酒店和商品房不同，张子玉估计，前期投入5000万元可能不够。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如果卖煤矿的资金到账，自己手头就会有1亿元的活钱，因而这次他仍将坚持全部自己投入。至于记者提到金融危机带来的酒店业寒冬，张子玉根本不担心，“我们这里不是北京、上海，情况不一样。”

让张子玉有信心的还有他在离石的影响力。首先是人品。“我太太早年得了青光眼，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等于瞎了，但我结婚25年来从没找过二奶”。其次是他多年来积累的商业口碑，除了办学校，赞助学生，“离石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是我赞助的”，他觉得，有了这些，酒店不愁没有客源。

张子玉并不是离石最有钱的煤老板。他说，离石煤老板很多身家都有几个亿，但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一心向外——不是去了外地，就是去了外国，他很讨厌这样的做法，说自己虽然是平遥人，但“生是离石的人，死是离石的鬼”。他甚至为子女也规划了这样的未来，24岁的儿子已经从山西财大毕业，尽管想做公务员，但张子玉还是希望他来接自己的班。

张子玉下一步的打算是再开几家加油站，但都不出离石的范围。房地产公司如果做得顺利，也有可能会扩展到吕梁其他县市，但不会走出吕梁。之所以这样，除了恋家，也包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风险会很大”。

为钱消得人憔悴

三年前就开始转型的李秋娥仍处于痛苦的磨合之中，她的转型之痛，一是被动的抉择，别无退路；二是跨度太大，原有的煤炭圈子灰飞烟灭，资金也就自然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同样有1亿的身家，同样在吕梁开过煤矿的李秋娥的转型，却远没有张子玉这样轻松自如。她不仅需要借钱，而且还借不到钱。同煤老板动辄宝马、悍马、宾利等豪车数辆相比，她的公司里最好的两辆车，也只不过是本田CR－V和别克。

早在2006年，李秋娥的煤焦厂就被吕梁下辖的汾阳市政府关闭，之后她转型成立了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在自己老家的阳城村，当起了蘑菇大王。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对于推车卖东北小菜和开小饭馆出身的李秋娥夫妇来说，尽管这点苦算不了什么，钱却是个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煤焦厂的补助款还没完全到账，蘑菇厂前后投入就开支了近一亿，回报却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第一年不懂，种出的好蘑菇只卖10元一斤，品种差的只能卖两三块，一年下来，抛去开支，只挣了2000块。第二年，虽然情况好转，但也不尽如人意。

今年初，李秋娥下了决心，买专利上了一条蘑菇加工的生产线，可以生产蘑菇的罐头、速食小食品和营养品，设计年产量3500吨，自己的企业也成了华北地区食用菌加工的最大企业，自己的蘑菇不卖了，还收购别人的蘑菇，以备在秋交会上全面启动销售，不过此时流动资金却成了大问题。

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这是小食品一年中销售最旺的季节，紧接着就是秋交会，李秋娥又希望公司产品一推出就能一炮打响，但这些都需要钱，只能看着干着急。

记者在一份李秋娥8月30日给汾阳政府的《发展情况汇报》上看到，山宝公司两条生产线的流动资金和生产基地扩展还需要4350万元，希望政府协助落实银行贷款和关闭煤焦厂的补助款。而据山宝公司总经理刘北鹏透露，真正的资金缺口可能有8000万元。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我不是没想过找煤老板融资。我在煤焦行业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煤老板里有钱人多了，他们困难时我也帮过他们，可现在需要帮助时就一个也找不到了——他们看不上种蘑菇，觉得回报太慢，都不愿意投资。”李秋娥抱怨道。

煤老板朋友帮忙没指望，想向银行贷款也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说我们有500亩的大棚，一个亿的固定资产，拿来做抵押还贷不到款？可实际上就是贷不到，银行就不贷给我们。”刘北鹏语气中很无奈。

李秋娥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她没有融过资，对小额贷款也是一窍不通。“我现在对采访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们的宣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接受采访，不然就算了。”从记者联系采访开始，她一直都在和记者“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转型煤老板，李秋娥几乎每天都要应付记者和各种评比，去年底一个记者做完采访，要求她给报销1万元的差旅费，她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老老实实地给了，但那人转头又来要更多，李秋娥只好说，公司真的没钱。

烦恼远不止这些。8月24日晚上，汾阳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尽管有防洪堤，公司上下所有人也都到了抢险第一线，但大部分的大棚还是被淹了，损失了几百万元，虽然上了保险，但李秋娥并没抱指望：“估计赔偿数额也就是杯水车薪。”

办销售许可证的过程也远比想象中复杂。质监部门的人几次说来验收，却一直未来，“据说是主管的两个部门的处长闹别扭”。记者采访的那天是李秋娥的心理最后界限——如果第二天再不来验收，就赶不上秋交会上的销售了。当天，李秋娥一大早就坐车去了太原公关，下午人还没回来，就传来两个坏消息：一是质监部门的人明天还来不了，估计要下周；二是李秋娥在回来的路上老胃病又犯了，人被直接送去了医院。

李秋娥第二次坐到记者面前时，脸还是黄的。不过，这次她身边多了一位贵宾——汾阳分管新农村建设的市领导，领导验过记者身份后，用地方话对她说“反正不要钱，就聊聊吧”，她这才开始放心讲述。

“种蘑菇太复杂，就像养小孩。”李秋娥说公司花费了10万元提供免费培训，带动了周边1000多户农民一起种蘑菇，但产品还是供不上。公司150多个员工几乎都来自本村和附近的村子，因为条件差，“外地人来了留不住”，而同样无奈的是，即便是本地工人也难办——他们大多原本是煤焦工人，对种蘑菇既不感兴趣，也不开窍，“外地人来了拼命学，学会就走人，本地人是白学还不想学，学也学不会”。

这就让原料供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李秋娥一直叮嘱记者一定要帮忙发布一个消息：“山宝愿意无偿提供大棚，并以优惠价收购种出来的蘑菇。”李秋娥在汾阳市区的黄金地段还有一块70多亩的地，但她并不打算做房地产，而是想在那里建设一个蘑菇交易市场，部分解决原料供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在南通看到好多加工蘑菇剩下的边角料，觉得也可以买回来用。

李秋娥的困境，并不是煤老板转型农业过程中的特例。吕梁新闻办副主任彭斌对记者说，柳林县做红枣精华素的车安奎情况更糟糕，产品研发上好像出了些问题，公司从 2006年挂牌到现在，都还没有量产。而在汾阳南边的孝义市，煤老板郭连生投巨资打造的田源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曾被视为当地经济转型的典范，却在两起两落后，去年不得不关门歇业。?

李秋娥办公室书架的角落里放着一幅“奋斗”字样的条幅，但已落满灰尘，废弃不用。现在，她的桌前挂着一幅字，上面写着“天道酬勤”。

最好的时光已经远去

当第一批煤老板赚得盆满钵丰、风光抽身时，煤老板的黄金时期也早已随之远去——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监管、整顿力度更甚，政策收紧之下，迟到的接盘者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谢幕的大帘就已经拉开——游戏结束，请离场。

但无论是张子玉还是李秋娥考虑的问题，对于忻州市宁武县的众多煤老板们来说，都还为时过早：巨额投资的煤矿甚至还没过一天工，就被宣告要清场。

来自宁武市郊的李老板就是众多一天工都没开的倒霉鬼之一。老家在温州的他手里拿了村里500多人的集资来到宁武，刚办完手续，却听说自己的矿由于不足0.8公里，属于被炸掉之列。

李老板一下子毛了，“我们的矿属于斜井，算起来面积1.5平方公里都不止！”好说歹说，终于不用炸了，但矿井仍然不能生产，每天还要花钱维护，每天净亏1万元。现在又赶上了这次兼并重组。他说，国家提出的兼并重组价格，等于是1块钱买了个茶杯，一天都没用过，现在就要7毛钱收走。

“这是逼着我们自杀啊！”据他介绍，忻州有一个开报喜鸟连锁店的老板同时也经营煤矿，整天愁眉苦脸，结果前两天吃饭突然钻到桌子底下不行了，没等送到太原就死了。而另一位因煤矿面积不足0.8公里矿井被炸的同乡，每天就是蹲在矿井那里哭。

在宁武县经营煤炭贸易多年的小关告诉记者，2007年前那一拨在山西挣到钱的煤老板早就走了，有些去了甘肃、内蒙、宁夏继续搞矿，其中相当一部分老板来自温州水头镇，他们转型后大多去做皮具，要不就是去上海搞房地产了。现在的煤老板跟原来买悍马炫富的那些人早就不是一回事了。

远在2000公里的温州，此次感受到的冲击似乎比山西本地还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从2003年起，温州资本就开始进入山西煤矿，温州煤老板最高峰时曾占到山西的60%，2007年有一部分资本抽身退出，但至少还有一半留在山西。这一轮兼并重组开始后，很多资本开始回流到温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3月，温州的存款从2000亿暴涨到4000亿，而这些钱，最后很多都流向了地产和股市。

在中国煤炭市场研究专家李朝林看来，这次兼并重组的性质和手段都与当年的“公私合营”相差无几，民营煤企不愿入股的原因还是因为利润没有保障。

他认为，现在煤老板们不愿签协议的原因，一是价格，二是担心那是空头支票。至于煤老板转型影响股市、楼市的担忧，则完全是杞人忧天，“满打满算就几千亿资金，就算全部投入到北京，以北京现在的楼价，能买多少楼？”

李朝林认为，现在山西的煤老板已经与当年那批不同，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参股煤矿也经过深思熟虑，这一轮兼并整合后，更多的煤老板可能会选择从生产型转向贸易型，也可能会有些做电子商务和期货，甚至有煤企会走出国门，去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拿矿，参与国际竞争，真正会离开煤炭行业的资本，并不一定很多。

记者来到山西省发改委和煤炭工业厅，希望了解煤老板转型的情况，均被拒绝。但在政府方面看来，价格不公的问题并不存在。9月12日，山西省煤炭厅官员就小煤矿“贱卖”一事表态说，“赔本卖矿”是煤矿主间多次私下倒卖所致，让国家以市场价去收购小煤矿，并不合理。

据银行业人士估计，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中至少有4000亿游资在寻找投资出路。在山西省政府上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中，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这些会是煤老板的新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