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旧事:日伪期间韩国人无法无天

发布：2009年10月21日 10:52 来源：历史综合

发布：2009年10月21日 10:52

来源：历史综合

本文摘自《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作者:张金起出版社:郑州大学出版社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

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至沓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从清代到民国，政府对吸毒时禁时弛。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

1729年雍正帝颁布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禁烟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1935-1941年国民党六年禁烟计划等多次禁烟，都因时局动荡、政风腐败等使得烟毒禁令成一纸空文。特别是官场吸毒的示范效应，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间，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

近代城市中的烟馆，不仅是满足烟瘾，而且体现吸食者的品位。这些烟馆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当时吸毒已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鸦片成为应酬客人的必需品，吸毒成了有钱有闲有地位的象征，以至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

因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会认同，在高级妓院，“往来无白丁”，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

在北京娼业最为昌盛的民国六七年间，八大胡同的嫖客有“两院一堂”之说。同样，吸毒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公共场所”。

上世纪20年代有句俗语:“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烟土成为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就等于不善交际。而后者随着社会的默契认同，鸦片和妓女成了一种符号象征。

烟毒泛滥，使无数财富化为乌有，尤其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毒最剧之时，全国有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本统治之前，北京就有吸毒的。当时的政府设有缉毒所，地点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西边万寿寺内，发现吸毒上瘾的就送到缉毒所，戒了毒瘾再放出来，进去三次后仍然还吸毒的，被缉毒所抓到不审问，直接拉到天坛根就地枪毙，惩罚得很严厉。

那时候只有吸鸦片烟的，日本鬼子进北京之后，将白面带到北京。白面房子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开设在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共有十三处；西四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块地方原来是一个大院，叫西安市场，里边设有白面房子。

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这条几百米的小胡同，就有三家白面房子。院内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当时北京人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房主见利忘义，谁给的钱多就租给谁，把原来的房客哄走出租给韩国人开白面房子用。只要哪个院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不用宣传广告，门前也没有招牌幌子，吸毒的进进出出。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

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二三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

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凡抽白面儿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另一种是将一包儿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即化成烟雾，张嘴吸之，即可全部进入肺脏。

开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当时鸦片的价格，以普通烟土计算，是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照例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烟，一钱烟就可以卖到一块钱之多。这还不算，烟馆为了拉拢主顾，有的对上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有的则往烟膏里放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还使用白兰地酒。

一两烟土可以羼上一两酒，这样下次烟客不来这家吸烟，就会觉得不过瘾，甚至于肚子疼……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卖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金宝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又如韩家潭16号的黑皮老太，丈夫在饭馆当账房。因她吸上鸦片，丈夫供应不起，她就开了烟馆，边卖边抽。

上面所说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

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