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大陆掘金：哪是赚钱，是在印钱

台商西进三十年

很难只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台商。他们是身段柔软、“外形”多变的族群。这些台商的跌宕人生，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一个社会的倒影。

撰稿·季天琴(记者)

人往高处走，钱往利处流。

大陆之于台湾，曾经是余光中诗中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最终停落在罗大佑的《美丽岛》中，歌手柔肠低回地唱道：沧海遗珠啊，目光何烈如炬，故土梦里追，归乡共飘泊去……

时光流转，普通民众在悲情与激昂中日益看清楚，民生的考量在两岸的政治图谱中究竟占有几分位置。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

如今，台商投资大陆蔚为壮观，回过头来看，人为造成的阻滞终究挡不住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尽管阻隔依然存在。

台商几度沉浮，其实正是两岸经贸数十年融合的缩影。

解除“戒严”前后

1984年，台商叶宏灯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从北京的机场下飞机，沿途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萧条，连片绿叶子都没有，这似乎印证了岛上的宣传，“大陆同胞穷得连树叶都吃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明白，这是北方大陆性气候里正常的落叶。

同年，台商黄益建从北京一路考察到福州后，经过慎重评估，他做了一个决定：在福州投资。而这在当时两岸紧张的局势下，可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他投资120万美元，建了一个服装厂，并在福州中心地段八一七路买了一块地。1986年，黄益建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了营业执照。领证那天，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这本证件是福州市台资企业001号，意味着他的闽台行成为大陆第一家台商独资企业。

对于这个第一，黄益建感到有点郁闷，那时已有一些台商到大陆投资，都不敢去申请执照，这个“第一”，在当时可不见得是好事。

那时，由于台湾岛内生产经营成本逐步攀升，岛内制造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使不少台商前往大陆寻觅商机。

台商能够正式“试水”大陆，缘于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

1987年3月中，农历春节刚过不久，家家户户团圆度岁的气氛还未散去，蒋经国在办公室内和一位亲信幕僚谈话时，忽然问到，唐诗有首描写离家很久的人回乡时心情的诗，你该记得。

幕僚答复，头两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蒋经国接着说：“这正是现在荣民老兵们的心情，你们去好好研究，尽快实施正式开放大陆探亲的办法。”

“行政院”依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通过“复兴基地居民赴大陆沦陷区探亲办法”，随即并宣布自同年11月2日开始实施，委托红十字会总会着手办理。

事实比想象更为热烈，红十字总会准备了1万份的申请登记表，3天之内就被领光。而在当年年底之前，启程前来大陆的民众已经超过3万人。

台商开始光明正大地登上台面。投石问路的多是中小型企业。

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在当时许多台商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大量转移岛内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在当时的台商们中间，流行着这样一个词——“打带跑”。打带跑原本是棒球运动中的一项专业术语，意思就是击球的同时运动员也要跑垒。

这是一些台商早期投资大陆的经营理念，意思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

缺乏认同感、顾虑重重，是早期台商投资大陆的真实写照。虽然投资大陆，拥有相对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可是改革开放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台商们看来还只是个未知数。

从东莞到苏州

1993年，东莞台商杨永安驱车从广州到东莞到后街，路上开了四个半小时。路况很差，他坐在车上就跟骑马一样。然后，他从后街到深圳，路上又是四个半小时。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他直呼受不了。

在当时，广东东莞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农业县，一切都才刚刚起步。如今电子工厂聚集的石碣镇还是一个小岛，镇里的人车进出都要靠船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东莞一步步成为台商云集的淘金之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为港澳台资企业投资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邓小平的一席话带给台商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影响。叶宏灯回忆，“由于根深蒂固的对峙观念，台商不可能把自己的家当投注到一个非常不放心的地方，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更坚定了开放，大家才一窝蜂地全部进来”。

在台商们看来，当时最靠近香港的深圳经过十多年的急速发展，地价和工资早已水涨船高，这让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台资企业很难承受。位于深圳、广州之间，经济刚刚起步的东莞，就成了台商们的首选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正式推出。这一决策使台商在南下珠三角之后又开始涌现北上长三角的热潮。

1993年，作为第一家到苏州新区投资建厂的台湾地区计算机厂商，李锟耀从上海到苏州用了三个半小时。“那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农田和庄稼。”李锟耀回忆说。

现在，沿着沪宁高速公路开车从上海到苏州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此前，刚从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学成回台并接掌明基的李锟耀，决定在内地设立明基的生产基地。

当时，大陆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深圳等华南地区，李焜耀看了一眼就将其排除了，理由很简单：早期工业地带，产业规划缺乏整体性和规范性，工厂杂乱无章，管理人员经验不足，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比较混乱。李焜耀将目光移向了正在轰轰烈烈搞建设的未来中国经济重心——上海。

李焜耀去上海招商局谈投资意向，负责接待的人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李焜耀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搞专业，却改行招商？”此人回答说，他的同学差不多都转行了，很少有人在写电脑程序，因为进房地产这样的企业更赚钱。

李焜耀由此知道：在上海工作的人，商业意识太浓，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不会埋头于自己的专业。如果在上海设厂，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工程师，可能两个月后就会跳槽到房地产行业去了。

李焜耀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商业大都市并不适合制造业建厂发展，制造业应以商业大都市为中心，布局在其周边100公里左右的卫星城。苏州恰恰符合李锟耀所说的设厂原则。“苏州是一座古城，给我很宁静的感觉”，李锟耀一踏上苏州的土地，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2500年古老石板街的城市。

把明基的生产厂设到苏州，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李锟耀便开始积极说服明基的配套厂来苏州投资，“我带了好几拨配套厂商到苏州来考察，但是最终决定留下来的不到三成”， “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