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2009年度中国公众人物耻辱榜

岁末年终，传媒纷纷推出种种回顾盘点的排行榜，但都以表扬为主，搞笑为辅，缺少一份较真的耻辱榜。

让我们网民自己搞一份耻辱榜吧。在这个笑贫不笑贪、得势者占尽便宜的社会，除了歌功颂德、歌舞升平、搞笑娱乐，也需要有独立的头脑去检点那些丑陋无耻、公然欺世的人与事，把某些无耻钉在耻辱柱上。否则，无耻者会真的以为“愚民”永远可欺、因果并无报应呢。

耻辱榜不好做。因为得罪人，因为世上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无耻，每个人心中的尺子又各不相同。我能做的，只能是按自己的尺码，抛出一块砖坯而已。

谁比谁更无耻？我评判的标准都体现于下列的榜单及评语中了。最重要的一项，是看人物言行的社会影响有多恶劣，其对公共权益、公道人心、良知常识带来多大的污损。评判依据均来自公开报道。

1.把自己当主子的官僚们

为是否在本榜单中列入官员，我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

本来想排除一切官员。因为如果列入的话，这个榜单未免太冗长……

而且，某些官员的无耻如何排序呢？按情妇多少？按“来源不明”财产大小？按因他们渎职害死的婴儿数量、民工数量？像新闻联播那样，按级别高低？可是，越高级的无耻俺们越惹不起啊。那么，只把几个心直口快“为党说话”办事的小鱼小虾排进耻辱榜吗？对他们来说，岂不显失公平？

但再一想，如果真的不计官员，对这排行榜中的其他人来说，又太不公平了!在当今中国，几乎每一个可耻的人与事背后，都能发现权力滥用或权力不作为的阴影。

思前想后，只好为所有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无耻官僚画一张群像，让他们坐耻辱榜头把交椅。这个位置，若他们不坐，便没人敢坐。

在这个无耻群体中，用钱扇人、索要性服务的邓贵大们，质问记者为谁说话的逯军们，向“暴力抗拆迁”的“燃烧人体”冲锋的钟昌林们，并不是最可耻的，他们的无耻城府还太浅、层次还太低；尸位素餐的劳动保障官员，满嘴“清廉”的高官巨贪，警匪一家的公安局长，公费豪华游的法院院长，也不是最可耻最可怕的，古今中外，贪官污吏从来络绎不绝，凡有权力处必可能滋生权力寻租，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是永远的任务。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是，其中的体制催生、庇护权力寻租与权力滥用，它实行愚民政策，奖励瞒上欺下的鹰犬和奴才，扼制公民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批评的任何可能；一个社会中最无耻的人，就是那些用无耻手段维护巩固这种无耻体制的人，尤其是其中掌控屁民头脑控制工程的那些官员。因为他们的努力，更多权力滥用者才能继续冠冕堂皇、理直气壮、有恃无恐，这个体制和官僚集团才能在自称自赞中洋洋得意、拒绝进步。

与那些公然作威作福、耀武扬威、口无遮拦的官员相比，这些官员的水平往往更高，他们的官话说得更漂亮，他们甚至会怒斥另一些被曝光的无耻官员，似乎他们刚刚知道这些丑恶，并不知道制造这些丑恶的制度根源。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命令之下，与权力丑恶相关的报道和批评就会被消音，不准联想，不准深挖，他们恨不能把手随时伸进屁民的大脑皮层，擦除那上面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麻烦的印迹。他们计划操控一切文化、信息、教育，进而图谋控制一代代屁民的所思所想、所有精神生活，抱负大得吓人。

虽然这样的官员时时口称公仆，但从他们玩弄民意，规定人民怎么说话、怎么写字、怎么读书、怎么看电影、怎么看电视、怎么上网、怎么唱歌，你就知道，他们与那些晃着枪杆子印把子耀武扬威的官员毫无二致，在他们心中，人民同样不过是屁民，是家禽家畜。

2.五毛

上面有视人民为屁民、喜欢控制一切的主子，下面便有主动献媚、制造虚假民意的奴才。这个扭曲自己人格的奴才群体叫“五毛”，屈居耻辱榜亚军，堪称中国一绝。

五毛真的对“引导舆论”、混淆视听、“维护稳定”起到了多大作用？我没看到真正的调查研究报告，所以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五毛相当于化妆潜伏的网络超限战特种兵，不过其假想敌主要是国内网民。不论其作战效果如何，五毛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宣示：作为一个人，狡辩、撒谎、扭曲自己的人格，完全无碍，因此还将得到奖赏；作为权力，为了维护统治和既得利益，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什么真相或真理，没有什么公道人心，一切都可以操控，可以制造，可以 “引导”。

作为网络中往往被网友鄙视的“无名炮灰”，单个的五毛其实是卑微的可怜的，但他们也充分利用网络匿名的自由(这种自由早已是欲控制网络者的心头之恨，只恨暂时无法改变)，将人性阴暗的一面发挥展示到极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五毛以活生生的网络日常行为，向世界演示的这种超限战逻辑，才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环境最大的毒害，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3.孙东东·聂永丰

从网络中的资料看，孙东东，这位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曾被学生封为“北大十大幽默教师”之一，大嘴能辩，课堂内外，天花乱坠。敢放炮，有个性，本是好事，恃才狂放，也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媒体访谈中断定至少99%的老访民是精神病，并建议把他们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这是一个老师、学者该说的话么？

这样的建议简直要让各地长官和截访干部喜出望外！

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将来一定会争取更多使用这样的锦囊妙计，只不过精神病院亟需扩建罢了。

不幸的是，被截访干部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访民，往往真的没有精神病，恰恰在99%之外的那1%中。

当然，不出意外的是，只要假以时日，不怕他们不得精神病。原来没有病的人都将真的有病，我不说100%，至少99%的人最终会真的被“逼疯”的。

有学生不相信孙老师说这样的话是有意向谁献策献媚，孙老师只是脑子进水了吧？但看过2008年9月孙东东作为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对三鹿奶粉事件发表的谈话之后，你就会明白，孙专家维护官家颜面、急官家之所急的做法是一以贯之的。当初他就敢向群众“负责任”地说：三鹿事件只是偶发的，政府没什么疏漏，云云。

这样的专家现在还真不少见。他们“做梦”也不会站到与权力不同的立场上，他们的聪明才智、知识学问，似乎会下意识地为权力鞍前马后帮闲帮忙，却绝不会错站到公众的队伍中。面对布满疑云的公共事件，他们做研究时该有的质疑精神、做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文关怀便烟消云散，好像天生就会“顾全大局”，筛选信息，“安抚”公众……

也许在这样的专家中，孙东东算不上最无耻的。但我们不妨拿他做个典型。

这样的专家越多，这个社会中有文化有知识的流氓便越多，屁民愚民就得活得愈加小心。搞不好，肾里长满石头或变成精神病都不知道，有嘴难辩，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不要小看这些专家的能量，也不要小看他们用“知识”换来的好处。

这一类无耻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便是为垃圾焚烧技术摇旗呐喊的清华大学垃圾专家聂永丰。

据《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日报道，在1995-1998年间，聂永丰的多篇论文还只是论及垃圾填埋污染防治技术。1998年，他还认为：……焚烧因其投资大、运用费用昂贵、操作管理要求高，在我国的发展受到限制。但随后聂永丰的观点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从2000年起在他的专家意见中，焚烧已成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必将成为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技术。

2000年，也恰恰就是他申请焚烧炉专利的那一年。网民发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里有聂永丰教授的专利发明25项，绝大部分与垃圾焚烧有关。与此同时，在聂教授的口中垃圾焚烧技术也便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安全了。

记者的调查还发现，那些高调支持垃圾焚烧的环境专家及研究机构，往往与做相关生意的公司关系密切，有的根本就是同一伙人，好像钞票的两面，一面是貌似科学中立的专家，一面是瞄准巨大利益的商人。

专家当然也有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的专业水准也许毋庸怀疑，但是当背后涉及专家自身的巨大利益，公众自然无法简单相信他们所谓的科学意见，决策者也不应该偏听偏信。

被利益倾斜客观公正天平的专家也是能够间接杀人的。听听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深圳平湖垃圾焚烧厂周围癌症病人的呻吟，看看他们绝望的眼睛，你就能体会到.

4.铁凝·周锡生

耻辱榜上第四的位置必须留给某些名高位重的文化人了。

说他们是文化人，并不全对，他们往往也是官员或前官员，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少有纯粹的文化名人。但我们又不能把他们看作普通的官员，因为他们自称是“心灵自由”、“创作独立”的艺术家，有些人也真的这么看待他们。

在中国，艺术家也是归党管的人才。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说：“作协主席的选举，和我们国家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致的，群众推荐，组织考察，通过民主程序，然后提名，投票。我们作协另搞一套，不可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作家也是人才的一部分。”他又说：“事实证明，铁凝主席上来后，反映很好。大家很认可，跟我们党组相处得也很好。”

我拜读过铁主席的一些小说，感觉挺正常的；也拜读过她的献礼雄文《以文学的名义向祖国致敬——写在中国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那感觉就很怪异，请看：

“中国作家协会的60年，是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60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的文学事业，十分关怀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制订了体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质要求、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对中国文学事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兴旺、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曾坦承“乐意当官”的铁凝喜欢写什么、怎么写，自然有她的自由，只要她不妨害别人的正当自由。作为个人，她怎么赞美“党和政府” 的“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都没关系；但她若要代表所有中国作家激动地匍匐在权力面前，就不仅仅是丢她自己的人了；而她在接受采访时，假装不知道书报检查，对身边时刻发生的种种新闻出版审查与限制、对中国言论自由受压制的严酷现实完全视而不见，就太可笑而可耻了。

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前，铁主席对记者说：“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铁主席说：“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

说得多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有人坐牢的话也是因为“煽动颠覆”或“泄露国家机密”或“诈骗”或“逃税漏税”或“危害公共安全”，从来不会因为写作!老外哪里懂中文表达的奥妙？

可以面不改色、心无滞碍地在真话与谎言之间(或者说事物的不同方面之间)转换，大言炎炎时面带优雅的微笑，这就是铁主席在当官的同时保持“心灵自由”的秘诀吗？

显然，善用此秘诀的中国作家绝非铁凝一人。

自古至今，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这本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更应是中国艺术家、文化人及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最深的心痛吧。

然而，奇异并且可耻的是，今日中国不乏声名显赫的作家、艺术家、文化人，却很少有成名者会在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这样的根本问题上站出来说真话、要权利。有人去依附权力，有人沉默，有人玩世，而真诚勇敢、起来担当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声音却始终形不成洪流，为什么？难道这个民族的精神精英集体犬儒萎靡了吗？难道他们也相信中国人就不配享有这些自由吗？

关于中国媒体的言论自由，2009年度最搞最雷的一句话来自周锡生。

2009年12月，在国新办网络局的全国网络管理高端培训班上，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网总裁周锡生给大家讲课说：“相对于国外的各种限制，中国的互联网是全世界最开放的。”

叫我们怎么想呢，周先生的说法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差太远了！

难道数亿中国网民都得了幻想被封锁、被过滤、被监视的网络被迫害幻想症吗？GFW(Great Fire Wall)，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宏伟的防火长城吗？难道，中国执政者不是世界上在封堵过滤控制互联网方面投入最多金钱与精力的政权吗？像朝鲜那样，干脆自绝于互联网世界，倒省钱省事了。

5.贺海波·陈湛匀

与官场、娱乐圈一样，今日中国的学术圈也丑闻不断。2009年年3月水落石出的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吴理茂等人系列论文造假案，便是典型一例。

2009 年3月15日，浙大对外通报，在接到举报后，通过核查贺海波及其所在中药药理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发现原药学院博士后贺海波作为第一作者的8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抄袭原博士生导师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自署上他人名字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因此，浙大决定将贺开除出教师队伍。

而牵连其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浙大认为，其署名是在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贺海波擅署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论文造假。因此，李对贺海波事件只承担管理不严的责任，不再续聘为院长。在贺海波8篇有造假内容的论文中，通讯作者均署名为吴理茂。因此，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也受到处分。

陈湛匀则是另一起学术造假案的主人公。

据新华网2009年4月报道，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跨国投资战略》过程中，发表的两篇论文存在抄袭，因此陈被撤销相关行政职务及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论文之一，发表于2007年第6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全文约9100字，其中抄袭2300字；论文之二，发表于2007年5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文约5500字，其中抄袭1660字。

这两起个案，不过是中国学术腐败黑幕的一角。

为什么我要在耻辱榜中列入剽窃造假的科研人员呢？

因为他们消耗浪费的也是纳税人的钱财，因为他们的丑陋行为 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腐败与集体虚荣主义泛滥的表现，也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程度，与政治腐败一样，也已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由于不合理的体制及腐败的人心，中国大量的科研经费，最后换来的不过是成堆成堆假冒伪劣的垃圾论文，除了糊弄各种形式主义的考评，其实对社会毫无意义。

6.侯振东·穆桥石

你也许不知道谁是侯振东，谁是穆桥石，但如果提起河南新密那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还有广州李坑的垃圾焚烧厂，你应该有印象吧。通过媒体的密集报道，“开胸验肺”、“张海超”、“李坑”、“垃圾焚烧”、“二噁英”等都已成为2009年的热词。

侯振东正是那家让张海超患上尘肺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老板，法国人穆桥石则是法国威立雅公司亚太区总裁，威立雅正是那家让周边村民终年胆战心惊的李坑垃圾发电厂的运营商。

从职业病到环境污染，中国每年有那么多无辜者受害，除了必须负责的相关官员与专家，是否也应该有相关的企业负责人被拎出来，绑到耻辱柱上示众呢？

就是这家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07年度的“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在2007年隐瞒了当时职工张海超发现尘肺迹象的体检结果，后来也一直不给张海超提供必需的材料，因此使得他长期无法正常进行职业病鉴定与治疗，加上因为职业病鉴定机构的玩忽职守，最后张海超被迫“开胸验肺”。

据张海超说，与他一起在这家公司干过的伙伴，还有得尘肺病的，有的已经死去，最终也没走完职业病鉴定程序，没得到企业的一分钱赔偿。

我发现，引起舆论普遍关注、前后持续数月的“开胸验肺事件”，在振东公司网站上没有一个字的消息或反馈。

在媒体的关注及有关部门与官员的介入下，张海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还有多少“张海超”依然在生产线上默默劳作、等待尘肺降临的命运呢？从振东公司那儿，竟听不到一丝相关的声音。

而在整个中国，尘肺病已成头号职业病，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人数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

有统计说，至2002年底全国检出尘肺病病人58万多名，现存活44万余名，在已查出的尘肺病人中，煤矿尘肺病人占49%，达25万多人。2002年，尘肺病新增病例1.22万例，其中煤矿系统的尘肺病占47.6％，年内死于尘肺病的患者达2343例，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三倍多。

这些数据，还仅仅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还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专家估计，其他煤矿的尘肺病发生率还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因此，实际病例数字可能比“58万多名”多出一倍，达120万。

尘肺病是无法根治的，这些人的肺将无可挽回、或快或慢地渐渐变成“石头”，最终将在呼吸困难中跪着惨死。

谁应该对这些痛苦的生灵和亡魂负责呢？那些没有为员工提供足够劳动保护的老板们，即使逃过了法律的审判，真能够装着没事一般，逃过良心的审判吗？

从报道看，威立雅公司亚太区总裁穆桥石似乎很有爱心，报道说，他每天都会拿出100元救济别人。威立雅也是号称注重社会责任、支持环境保护的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在广州运营的李坑垃圾发电厂还被政府宣传为“环保样本工程”，但是，附近永兴村村民的感受却如噩梦一般。

据记者调查，在垃圾焚烧厂建成之前，永兴村10、11、12三个村社1993-2005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例呼吸道癌症，其他癌症只有一例。而在2006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转后的短短3年间，这3个村社800多人中出现了13例癌症病人，且以呼吸道癌症为主。癌症高发现象不只是存在于这3个最靠近焚烧厂的村社。全村19个社的癌症患者人数在垃圾焚烧厂运营后全部上升。离垃圾焚烧厂不超过800米的第14社尤其严重，300个村民中在2006-2009年间已有10人死于癌症，其中9人死于肺癌和鼻咽癌。

关于一级致癌物二噁英污染，焚烧厂和环保部门并无监测，然而，威立雅李坑项目助理厂长闵延军认为不必为此担忧。他称：垃圾焚烧在低温下会产生二噁英，在773度时二噁英基本分解完成，炉温的行业标准是850度，李坑的焚烧炉温高达979度，所以二噁英会全部分解。

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李坑垃圾焚烧厂从“979度高温”中出炉的黑色炉渣中，居然发现了残留的绳子、布条、红色塑料袋，甚至还有没烧尽的球鞋。

据报道，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诉于2009年8月31日写了道歉书，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不管威立雅的说明有多漂亮，穆桥石的私德看来有多高尚，事实是，他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李坑垃圾发电厂已成附近村民的噩梦，污染的阴影日日夜夜威胁着数千村民的正常生活。冤有头，债有主，总该有人被钉上耻辱柱。

穆桥石不过是中国成千上万家污染企业老板的代表。这些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他们的利润都建立在被毒害的生命之上。还有很多污染企业及其老板，可能比威立雅和穆桥石更应该感到可耻。

在可耻的企业背后，总能看到更可耻的官员的嘴脸。这一定律在李坑事件中再次得到验证。

当记者就李坑垃圾焚烧厂炉渣中发现的塑料袋、球鞋等采访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张建国听后愣了愣，然后坚定地回答：“979度的高温怎么会烧不掉这些东西呢，你一定是看错了！”当多名记者就李坑附近出现的大量癌症病例提出质疑时，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答道：“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一个正常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中的官员，听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检查监督、调查研究、排除隐患呢？

这些官员的言行，真是耻辱榜上谁与争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