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朱学渊谈中国民族问题及中美关系

旅美学者朱学渊先生，是学物理出身，在美国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进行科学研究。但文理兼长的朱学渊先生2002年出版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除了中国民族史以外，关心时政的朱学渊先生还发表的一系列历史-语言论文，散见于中国、台湾、美国、南韩、匈牙利诸国学术杂志和网站。朱学渊先生也是一位本台节目的长期听友，他曾经对本台的节目提出过宝贵意见。在2010年虎年春节之际，《听众之音》节目采访了住在美国东部的朱学渊先生，请他就中国民族问题、中美关系的前景发表看法。

RFI：对于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特别是汉族与藏族、维吾尔族的关系的前景，您的看法如何？

朱学渊先生：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我的立场是希望中国各民族搞好大团结。但08年拉萨事件，09年乌鲁木齐事件连续发生，都使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前景感到忧虑。中国政府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们认为只有采取一味强制的措施，才能维持统一的局面。而这些强制措施实际上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我觉得基本的错误来自于共产党。

RFI：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会见达赖喇嘛，这会不会引发中美关系紧张进一步升级？

朱学渊先生：我想共产党方面应当承担很大的责任，他们现在采用的办法基本上就是拖时间的办法。他们以为达赖喇嘛圆寂以后，西藏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是一种非常被动错误、非常没有智慧的办法。我觉得美国方面对解决西藏问题是有善意的，是希望你们能解决好西藏问题。奥巴马总统这次去中国之前，他对接见达赖喇嘛的具体形式和程序安排，我觉得是有所犹豫和考虑的。但奇怪的是，奥巴马总统从中国回来之后，立即就表示他要接见达赖喇嘛。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不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敌对态度促使奥巴马要立即接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西方的名望是很高的，没有一个西方政要把他拒之门外的。接见达赖喇嘛对提高西方政治家的形象是有利的，但接见的方式不尽相同。我记得：克林顿总统时期，是戈尔副总统在其办公室接见达赖喇嘛，而克林顿总统在接见过程中进入戈尔办公室，接见了达赖喇嘛。

RFI：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的形象总是想尽力地贬低，比如在用语上，说到达赖喇嘛出国访问时，总是用“窜访”这个词。

朱学渊先生：在西方国家、文明国家里，很少用这样的语言，也没有这样的词汇。当然也许我们对西方语言还不够精通，但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用“窜访”这样的词，这两个字究竟怎样翻译？我都觉得是比较困难的。这种语言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暴力语言吧？用暴力语言把别人贬低、涂黑了脸，你出去访问就是“窜访”，像一条狗似的窜来窜去。使用这种暴力语言非常不好，如果那些喜欢赞同达赖喇嘛的藏族同胞们听了，就会非常的不舒服，这就促使藏族群众对政府反感，不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不利于西藏人民心向中央。用暴力语言来污蔑一个西藏人的宗教精神领袖，这是很严重的。当然中共一贯是这种口气，有人说中共是一个暴力的团体，确实是这样的。从它使用的语言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粗暴野蛮，非常不容人的，要和它团结，就要作它的奴才。叫人很不舒服，我就很不舒服。

RFI：说中国一贯如此，也不见得。但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强大以后，大家都看到中国的脾气见长。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您在美国的感受如何？

朱学渊先生：整个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前几年还觉得中国发展态势还不错，是基本肯定的。但从去年年底开始，有了一个大幅度的180度转弯。比如我从美国最大报纸之一《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一些评论文章，明显地对中国采取强硬激烈的立场。整个美国社会对中国是一种警觉的态度。一个转折点是哥本哈根会议。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对奥巴马总统采取了一种侮辱的态度，派一个低级官员去和奥巴马总统会谈，自己拒绝出席有些会议。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些年轻的一般官员的态度，据说也很傲慢。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种警觉的态度，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大家在作任何事情时，都考虑到“你很傲慢，你将来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反制措施，如果让你得利的话，我们就要有不好的后果”。诸如此类的警觉，会使中国遇到更多的麻烦。

RFI：中国经济强大了，看问题应当更加全面。在中国加入世贸、争办奥运等等问题上，美国都曾经是积极的。

朱学渊先生：应当说美国曾经是非常帮忙的。邓小平曾经说过：凡是和美国结盟的国家都得到好处了，像亚洲的四小龙国家。而过去和美国作对的，和苏联结盟的国家，统统都失败了。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想中国把自己估计过高了。中国刚刚号称自己拥有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火车没几天，春节前武广高铁就出现事故，让很多旅客滞留在火车站上。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一方面这些进步是得到了西方国家技术上的帮助，另外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过关。所以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对中国是有效的。我觉得中国几十年前毛泽东“赶英超美”的狂妄思想，可能在胡锦涛先生头脑中开始露头了，这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