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解读汉字的繁简之争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生于中國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周有光家族的祖籍为江苏宜兴，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1]。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堂，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

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 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1]。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1927年大学毕业。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

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ja: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 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2]。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

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2]，任教光华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2]。

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3]。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1989年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重病住院。

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4]。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满一百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举办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

周有光的夫人是张允和（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昆曲研究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高官，父亲张武龄是民国初年的富商，热心投资教育；张允和有六个兄弟、三个姊妹。四个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张允和与她的三个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2]”

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交为朋友。1932 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允和结为夫妻。结婚整1年时，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儿子晓平，1935年又有了女儿小禾。1941年全家在重庆避难，女儿小禾患盲肠炎夭折。1959年，孙女周和庆出生。1993年重孙出生，取名周安迪。

因为敬佩周有光的博学，他的连襟沈从文曾送他“周百科”的外号。

学术

周有光前半生正式专业为经济学，但自述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6]。美国国会图书馆既藏有周有光的经济学著作，也藏有他的语言学著作[7]。

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

现代文化

[编辑] 著作

以下书目根据《周有光著作单行本目录》（《百岁新稿》，265—267页）。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二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资本的原始积累》，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

《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舍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日本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

《汉语拼音词汇》，周有光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0年初稿本，1964年修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

《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1版。

《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

《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版；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

《语文闲谈》“初编”上下两册，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续编”上下两册，1997年第1版；“三编”上下两册，2000年第1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上海“世界文库”2003年修订再版。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美国俄亥俄大学“Pathways丛书”2003中英文对照本第1版，英文译者美国张立青教授。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百种文字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21世界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耄耋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四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版。

《百岁新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

[编辑] 其他

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个曾经或终身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学者，幼年时都在常州青果巷居住过；吕叔湘，另一位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与周有光是中学同学（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吕叔湘高周有光一个年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周有光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曾与爱因斯坦会面交谈过两次[2]。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四个时期，故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3]

[编辑] 评价

中国大陆官方学术界对周有光本人，和他为中国语文改革做出的贡献有相当高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介绍周有光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质”[8]，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给周有光一百岁寿辰的贺辞中评价他“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语文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9]。然而，由于中国大陆共产党政府建国初始就开始推行的语文改革（“语文现代化建设”）：包括制定汉语拼音，规定简化字等这些政治、语言、文化政策本身就饱受争议，甚至被认为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周有光作为中国大陆语文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学术成果也大部分反映在汉语语言文字改革上，故他的学术成就、贡献难以如中国大陆官方评价的那样受到广泛地认同。

较之简化汉字，汉语拼音在整个华人社会更多地被接受。虽然台湾教育界在长期争议后，中华民国教育部最终决定采用通用拼音而放弃汉语拼音，但台北市政府已以汉语拼音作为路标的音译。前台北市长、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曾表示：“汉语拼音自1958年问世以来，已使用四十六年，是一个成熟、全球广泛使用的系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