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城管正在被民间社会敌意化

3月26日下午4时许，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龙华园小区门口，一名卖书小贩与城管队员发生冲突后遭后者围打，引发上百市民围观并指责城管打人。当晚，20多名目击者自发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贩，并录下口供，配合警方调查。同一天晚间，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最终警方与城管多辆汽车被烧毁，并有数十名群众被拘捕。据称，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对待一位年纪较大的摊贩，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终致冲突升级。

这些偶发的城管与流动小商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城市社会冲突的主要导火线，一旦形成围观，就会引发市民内心的各种不满情绪，进而升级成暴力骚乱。而当暴力骚乱形成，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只能动用警力。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民意总是站在小商贩一边，为什么并无切身利害关系的围观群众会卷入冲突之中？

民意对城管正在敌意化。这种敌意，是基于每一个人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的直觉与判断长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当民众与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各种权力间就形成共同体，形成权力链，令民间社会长期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一般民众对此既无奈，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如同在每一个心中装上了火药，遇到机会，这种情绪就会被引爆，从而酿成事端。

当城管与商贩之间发生冲突时，商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权力。当警察出现，将城管保护起来“依法处理” 之时，围观者想到的不是这些城管被法律惩治，而是有关方面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恶意执法者得不到处罚，受伤害的总会是平民百姓。所以，现场的围观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警察将暴力执法的当事人带走。这样的情绪如果发展下去，就是以暴易暴的恶的循环。

民意自有其本能的是非与立场判断。遇有突发事件，人们都会自觉地产生某种立场，做出何种判断与人们平日的所见所闻相关联，与自己的情绪积累相关联。所以，围观民众的即时反应有着某种合理性与正义性。当这种即时正义通过暴力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权力部门面临两难的境地：强力打压民意，会进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时制止暴力事态，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事端。

如今，农村向城镇转型，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但大城市与农村是断裂的，无论是获得户口还是安居，小商贩们都难以融进城市，他们租不起合法的摊位，只能在城乡边缘地带或马路边上占用一席之地，获得一线商机。当这一线商机被无情的城管喝止时，冲突因此成为必然。

因为迷信行政力量与警察力量，各城市与地方政府被迫大规模提高维稳成本。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本来就居高不下，现在再加上不断提升的维稳成本，地方财政不仅不堪重负，还会因经济力量没有用于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为不满。这些不满又迟早会对地方政府形成某种不利影响或助长不稳定因素。

地方政府应放手让民间疏导、温暖民间，维护民间正当权益。政府行政人员应该走进民间社会，不能靠一介城管，用冰冷的力量来阻隔市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应有的亲情关系，加剧城市陌生化。我们要知道，近三十年间，中国数以亿计的人进入城市，城市陌生化倾向非常严重，正是这种陌生化，使乡村时代的熟人社会道德与温情失去土壤，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大为减弱。城管对待进城农民缺乏人性化处理方式，围观群众对城管处置不当也回之以不理性的暴力，而行政官员的懒政庸政使许多民生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一切都是导致城市管理趋向暴力化的潜存因素。

现在的城市行政机关将城管当成自己的钢铁躯壳，用极其简单的统一行动对待游商小贩；由于自身素质有限与工作压力大，城管处置小贩稍有不慎，就造成冲突；冲突形成围观，围观造成事态扩大化；接着就是警力出动，平息事态。这期间，一些市民因一时冲动而卷入暴力冲突，被拘或被伤害。如此造成的，都是社会不应有的损失。城市管理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仅仅靠城管来驱逐不满的群众，动用警力来打压、维稳，不是长远之策。

要缓解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敌对化倾向，政府需要矮下身段来，用平等的目光对待市民百姓，要允许民间社会有自己的和平的维权方式与话语空间；对话的渠道要畅通，和解、妥协的方式更应该倡导。如果城市管理者经常与外来务工人员、小摊贩有各种交流与对谈，并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相信无序的摊贩就会有序经营，并可成为城市边缘生活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