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名：章子怡和中戏同学的这10年

发布：2010年04月26日 11:4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发布：2010年04月26日 11:4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要成名

哗——，10米长的红绸在京剧舞台上宛若游龙。舞动它的刀马旦正是十几年前的秦海璐。

“报考时，她提供了这卷录像带。据她介绍，那是她去日本演出时的作品，那卷长绸堪称当时的全国之最。”时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已经退休，但对那段难忘的招生经历仍记忆犹新。

1996年，中戏分别在北京、杭州、大连设立招生考点，这也是中戏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校外招生。临行前，系里老领导嘱托负责招考的王明亚：教学有没有成果，生源是关键。

“那年冒出的‘青衣’真是一拨拨的。”曾在中戏96级担任过一年班主任的王丽雅说，“青衣”在这里是指影视剧里的女主角。“秦海璐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女孩。白白净净的、单眼皮、头发盘得很高。”

南方人物周刊总第207期封面

2000年，毕业演出“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场

常莉，2010年3月31日，拍摄于中央戏剧学院（姜晓明摄）

无论中戏还是其他演艺院校，考试形式与内容大致相仿，主要分为朗诵与表演。

老师们掌握了一条秘诀，“把两个暗自中意的考生组合一块，让他们表演时相互碰撞，擦出火花。”王明亚快乐地说。

由于来得太晚，秦海璐只能独自表演。“我们让她把3个互不相关的动作合理串起来，编演一个小品。”王丽雅记得，那天秦海璐的表演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在北京考点收获的有来自南京的梅婷，舞蹈根基颇深；性格内秀的袁泉，由湖北京剧团派到北京进修，为了上中戏，家境不富裕的她不得不偿还原单位3万多元的培训费；

还有打架子鼓时，腕力灵活、富有乐感的章子怡，让笃信“艺术灵性本相通“的王丽雅一眼相中。

她念念不忘曾黎。“曾黎考试当天肠胃不好，脸色蜡黄。即使这样，我也认定她是多年不遇的大青衣。”

“还有赵薇、涓子、杨乐乐，那都是在我们这儿通过三试后，又去上了北电。”王丽雅挨个“点兵点将”。

“男生里面，山东小伙王东辉那个精神、帅气！可惜他的性格与学习方法不适应中戏，后来没能通过一学年的甄别期。文化课考分高的属刘烨，考了338 分。他那会还在长春星星艺术职高上高二，为进中戏费了一点周折。我们感觉他的形象气质不错，根据他的独一特长——打篮球，安排他作了一个表演。”说时，王明亚从包里摸出一份“96级本科入学考试成绩登记表”。

微黄的薄页上，记录着一个个我们或生疏或眼熟的名字：张彤、李敏、胡静、党昊、秦昊、赵会南、陈明昊……

在他们入学第二年，国家开始放宽文化产业政策，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一批民营资本开始涉足影视业。

出色的个人条件、风生水起的新兴行业资本，以及一条渐渐成型的造星产业链条，共同托举出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中戏96明星班，在这个行业里，十年来能够与这个班分庭抗礼的只有赵薇和她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96明星班。

这两个班级总人数为39人，其中中戏96明星班16人，北电96明星班23人，毕业十年来，活跃在一线的大明星如章子怡、赵薇（北电96）、刘烨、黄晓明（北电96）、陈坤（北电96）等全都来自这里，此外还有袁泉、梅婷、秦海璐、曾黎、胡静、郭晓冬（北电96）、许还幻（北电96）、何琳（北电 96）、颜丹晨（北电96）等大小银幕上的熟面孔数十张。

然而即使是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明星班里，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时而纠结、时而超脱，放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明星梦。

明星是整个影视行业财富、智慧以及运势的结晶，我们选取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这个结晶体，为读者剖析、呈现2000-2010的演艺圈，展示这个圈子、这个行业的生意、生态、生活。这也是本刊今年将陆续推出的“十年人物志”系列报道的开篇。

这个层级分明的集体里每个人都在勉力应对自己的命运，金字塔顶的章子怡、刘烨有他们几近崩溃的困难时刻，而在塔底攀爬多年的党昊、吴国华，他们也从未平静过，因为要放下，必须要先得到。他们的世界里始终回荡着“我要成名”的巨响，在成名希望越来越渺茫的现在，他们被拉扯在梦想与凡俗之间，进退失据。

一个班级，有的时候，恰是一个行业、一个世界的缩影。

毕业十年

——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

本刊记者刘子超易立竞发自北京、南京

十年前，章子怡从中戏96级明星班走了出来。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

除了她、刘烨等少数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即便达到了名利顶端，她也很难掌控命运”

在成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明星，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

面对大众的质疑，章子怡决定站出来。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访。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她如临大敌。

章子怡解答“捐款门”中的每一个数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愿望。她说，她相信大部分质疑她的人是出于正义感，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谈到事件对家人的影响，她还是忍不住哽咽起来。

“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圈内人士感叹。

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厂的摄影棚为一家国外杂志拍照。她施着淡妆，穿着浅色低领背心和绿色薄毛衫，笑容显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点，章子怡结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间，她的母亲、哥哥、助手和一条只听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会来的。”

章子怡认为自己是一个“挺真诚”的人——善良，过于单纯，与外界想象的高傲和工于心计相距甚远。她把造成误解的原因归咎于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面对面接触。

尽管如此，她并不奢望改变现状。在她看来，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命运，总会以一种方式奖赏你，而以另一种方式剥夺你。不过谣言和中伤却是她恐惧的。

“我觉得，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她有些委屈地对我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别人哭我也跟着哭，别人难受我也会跟着难受，我从来都不会去害任何人，哪怕那个人对我不好，所以当别人害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缩在沙发里，坐上一会儿腰就会疼，忍不住捶几下。这是拍戏留下的后遗症，也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之一。

“像肩膀上这种伤，治不了，想过很多办法，美国也治，中国各种神医都试过，但是没用；还有腰上也是有伤，这个可能跟小的时候练功有关系，太辛苦了，阴天下雨特别难受，坐不住。”这时，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优势是什么了，我能忍，我觉得该忍的我就忍，我没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补充道：“但是，不该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记得《紫蝴蝶》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娄烨在台上发言，香港媒体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台上帮娄烨说话。台下一片哗然。她听到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说，如果大家抱着敌意而来，有什么必要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对媒体，章子怡一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种软棉花，他们说不好听的，我也说不好听的，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她解释着，“其实我可以不跟他们争，但我现在照样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们对我不好，我也骂他们，我觉得反正我对你好和坏都一样。”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说自己对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她的口气冰冷，像盾牌一样，掩饰着抑制下去的敌意。

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张艺谋看作良师益友。她经常向张艺谋倾诉困惑和苦恼，而张艺谋告诉她，其实什么话都不需要去说，只要用作品来奠定位置，用实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从小学到的就是这个。”章子怡说，“你看张艺谋的方式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出来解释什么，他也不说什么，就干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别人骂他也影响不到他，他还是继续做他的事业。”

出道以来，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在业内，她的刻苦尽人皆知。李安曾说过：“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最敢于吃苦的。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着拍片、吃苦、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资深娱乐记者宋翔说。

如果说，张艺谋的钟情、成龙的大腿、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么如今她面对的“泼墨门”和“捐款门”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

尽管《一代宗师》剧组频频发出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以期冲淡不良影响，但围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她说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洋娃娃，但知道妈妈要是给她买了娃娃，这个月的生活就要紧张。所以，每次走过商店橱窗前她都会对妈妈说：“我就看看，不会买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着穿戴名牌和珠宝走在红地毯上的时刻。闪光灯如群星拱卫，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终归不能活在那个世界里。

“那个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来的，耳环、珠宝是珠宝商提供的，那只是一个活动，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鲜亮丽，那一天过去以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平常。”她口气清醒地说。

连续几年，章子怡参加戛纳电影节。最后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发现“戛纳寂静地像死去了一样——人都走了，路牌开始放下，巨幅电影广告牌也消失不见，街道上只有Party之后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阵孤独和凄凉。

“我的职业让我觉得孤独。”章子怡说，“因为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爱人、朋友们在一起。我经常到一个城市拍一段戏，然后又得到另一个地方。有时我会突然觉得非常孤独。每参加完一个婚礼，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会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复杂，她的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但没人知道结局。对于局外人，或许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玛丽莲·梦露传》中写道的：

“女明星们都生活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一个世界，对于外部世界都有着巨大的不信任。每个伟大的女演员都是一段流年，因为她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并且很多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4月9日，在中戏小剧场，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名扬四海》正在上演。剧中，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来的红日，刺得人眼睛发痛。在这里，她的幸运，她的野心，她的争议，既是美谈，也是传奇，但每一个人都说，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

这听上去带有过于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但在一个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国度，成名，的确更多靠的是命运的眷顾。

十年前，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演员少，机会多，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十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中戏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没红。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仍然为了理想、为了明星梦而努力。

党昊

“党昊定律”

我是在华谊兄弟公司见到党昊的。他光头，黑风衣，黑边眼镜。据说，他去哪里都骑一辆自行车，这在圈内是一个传奇。

党昊的另一个传奇是，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所有参演的电视剧都没播，在圈内被称为“党昊定律”。

“我们数吧。”他摊开手掌，“从2004年开始，《香气迷人》没播，《别让眼泪流过》没播，《别让爱沉默》没播，《所以》没播，《色拉青春》没播，《宠物医院》——拍的唯一的一个男一号——没播，然后《锦衣卫》也没播。”

按照党昊的说法，一切都是从2004年8月30日的那场车祸开始的。车祸当晚，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前面的车晃了他一下，便下意识地搂死了方向盘。他像一只木偶，旋转着飞向隔离带的另一边。20个挡光板被撞飞了，车轮只剩下一个，可他奇迹般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我看到一个车轮正沿着二环路‘轱辘轱辘’往前滚，还感到奇怪，这是哪儿来的轮子？”

他没等交警出现，就带着醉意跑到附近的一家夜总会跳舞，直到第二天醒来，才感到后脖梗子一阵发冷。

至今，党昊无法确定这场车祸和“党昊定律”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在这之后，他的演艺事业突然陷入了低谷。不管导演的腕儿有多大，他接的戏总是在没有到达观众之前就夭折了。

“也许，从车祸中幸存下来，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他说。

并不是说党昊没有“火”的机会。热播剧《蜗居》和《老大的幸福》都曾找过他，但看了剧本，他觉得里面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就拒绝了。

“我期望很高的戏都没火，或者干脆没播。”他说，“我辞演的戏全都火了。”

党昊认为，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成名之路。他去找大师测了名字。大师说他命中有六把火，太大了。于是他改名党浩，不见起色，又加大水量，改名党浩瀚。有段时间，他处在无名的状态中。

“那时人家问我名字，我说就先记我姓党吧，名暂时还没定。”党昊说，“人家都反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怎么名儿还没定？”

党昊认为，那是在寻求一种慰藉和排解，找到某种信仰上的支点。“它总有个原因对吗？30岁了，你还是今天有钱，明天没钱，你不像是一个做演员的人。为什么？”他瞪着眼睛反问，仿佛在等待一个答案，“是你人品有问题，不善交际？不是，你有那么多朋友呢。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曾令党昊困惑很久，直到他在一本古书上找到了“答案”。

“我后来常常念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你要让自己相信，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后面就会有一个故事展开给你。”

我问党昊，他期待着怎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相信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

“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2000年毕业前夕，党昊曾是中戏96级最耀眼的明星。在毕业大戏《费加罗的婚礼》中，他饰演酒鬼一角，赢得了可以堆满整间宿舍的鲜花。

那时，党昊是天天喝酒的愤怒青年，被院长徐晓钟称为“流氓无产者”。因此他饰演的酒鬼格外神似，即使跟20年前李宝田的经典演出相比，也毫不逊色。 “那是我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党昊至今这么认为，“是那部戏使我懂得了喜剧，也坚定了我对表演的信心。”

然而，谁也没想到，当全班同学都去报考国家话剧院时，党昊却主动放弃了。

“当时感觉《费加罗的婚礼》成就了你，谁见你都觉得你挺牛逼，都跟你说话。你万一去了考不上呢？多没面子啊！”党昊说，“还有就是不了解社会，以为去那些单位得花钱。你连试都没试，你怎么就知道要花钱呢？”

“考试前一天晚上，演《大荒漠》还差一个人，他们说你来吧，我们一块去考试。我说我不去。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全班同学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道具，去考国家话剧院。我闭上眼睛，假装没醒。晚上大家回来了，我一个一个拥抱他们，其实心里特别难受。就在这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你等我一会儿’，就从二楼跑下去，跑到操场没人的地方，‘哇’地一声哭出来了。但我就一点，上学花了家里这么多钱，大学毕业，我漂也无所谓，最关键是我不再花家里一分钱。这是我唯一的标准。”

“这就是明星班，”回想往事，党昊说，“都是爷，到现在都是。”

就这样，党昊去了北京舞蹈学院做老师，给学生导了一个美国作家欧文·肖的话剧《灵魂拒葬》。他仍然是“爷”，“特有劲儿”，对什么事都愤愤不平，试图跟体制对抗。学校不给他宿舍，他就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牌子下搭了一个帐篷。帐篷是舞美系花200多块钱买的道具，上面还带网眼。3月寒冷，好心的学生给他送来被褥。他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半月，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有时去拍戏，党昊会请同学秦海璐给他代课。他带两个班，30多人。他跟学生们在一起吃食堂。哪个学生宿舍空了，他也会过去凑合一晚。他和男生大都处成了哥们，女生则都很崇拜他。他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职业，感到了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当我得到了以后，我还会选择当一个老师。把所有人生的感悟，传承下去，”他说。

如果简单理解，党昊所说的“得到”，就是成为明星。不过党昊说，他打算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出自己的电影，做出自己的作品。

“这是我一生想做的事情，做这种跟传承有关的东西。”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不管是谁，但是我们能留下。”

因为看不惯学校招生中的一些事情，党昊带着学生把舞蹈学院的8个大铜字校训“歌舞升平，德艺双馨”拆下来两个半。事后，他写了检查，不过还是决定离开此地。为了不交三万五千块的违约金，他把竞聘书投到现代舞系。“但是现代舞系不需要表演老师，他们就拒聘我，”党昊说，“拒聘我，我就可以不交钱辞职。”

当他拿着档案出来时，身上一无所有，但感觉内心充满力量。

辞职令党昊的经济状况一度捉襟见肘。他是那种即使只剩10块钱也要买一碗最好的面条的人。“有明星接受采访，说当年穷得只剩3块钱。在我看来，那不算穷。”党昊说，“真正的穷是没有极限的，因为要不断借钱。”

“这个圈子是摊生意”

此刻，党昊坐在华谊兄弟的会议室里，门上贴着禁烟的标志，但他还是点上了一根中南海“点八”。四周墙上挂着公司签约艺人的照片，其中也包括党昊。那是一张相当阳光灿烂的照片，与现实中的他看上去判若两人。我们很快注意到，墙上的照片挂得颇有“学问”：李冰冰、周迅等一线明星都是大相框，而党昊等普通演员的相框则要小很多。

“我感觉应该把我的照片撤下来。他们都是艺人，我不是，我做不到。”在一阵漫长的沉默后，党昊突然说，“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子里争的就是这个，很明确，大的，小的。那是10个亿，这是1块钱，把这些钱摆在一间屋子里，跟这些照片是一个道理。都是商品，价值都不一样。”

我问党昊，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找那些出名的同学？比如章子怡和刘烨。

“没有，”党昊回答，“这个圈子是摊生意，明星也不是慈善家。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捎带你一下。我一直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那年夏天，党昊在云南丽江的马路上找到了信仰——藏传佛教。那时，他每天坐在街边晒太阳，思考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长眉毛的高人。

回到北京，党昊接拍了电视剧《绝地逢生》，饰演男一号。这部电视剧在中央1台播出，也是党昊的绝地逢生。

“从次以后，我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播出了。”党昊说，“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势，跟自己的势去较劲是没有用的。”

党昊开始吃素，坚持不买房，坚持对自行车的信仰，而且他的理由听起来颇有说服力。

“土地是国家的，70年的使用权也是租。命都是租来的，哪天一睁眼，不定哪位就不在了，干什么背负那些东西呢？”

“最关键的是你给自己一个借口，当你的生活水平能降到最低时，才能养住自己的心。”

每个周末，党昊耗时一个小时零五分，骑车去香山，因为不堵车，比开车的朋友还快。他去哪儿都不用花钱。朋友在丽江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他去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他也开始冷静地打量这个圈子和这摊生意。公司开年会的时候，他远远站在一个角落里，拿着本和笔，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

“我看见女演员穿低胸的衣服，手还永远捂着，我就会写一个小品：你本来就是想穿低胸的衣服，弄得性感点，为什么还非把手捂在那个地方？如果真怕露出来，穿高领的不就完了吗？还能腾出手来帮别人捂着。”

党昊成功地做到了自给自足，但他依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足够彻底地检视自己，以便知道什么是他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没有隐士弃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骨子中依然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他显得相当矛盾。

“如果你没得到就放下了，除非你出家了。在这个圈子，你必须先要得到，因为你没得到就没有发言权。你的声音传达不出去。要想当一个好的教育家，起码得有一个讲台。得把学生组织好。没有学生就没有孔子。”

“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能尽快得到。”党昊说，“原来我认为我能放下。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是个穷人，你怎么放下？”

毕业以后，明星班从来没有过全班性的聚会。党昊一直想请所有同学一起拍一部电影，在电影中实现这个聚会，但一直没能成型。

“这是经济社会。”他说，“那么，谈到利益的时候就很简单，也很现实。”

党昊毫不掩饰对成功的渴望。“我是该想不该想的都想——上台领奖一点边都没有，我连演讲词都想好了。”他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变得十分郑重：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么多候选者中抽奖抽中了我，使我活着变为可能；我要感谢冉杰、马玉、常莉、李玉坤老师，你们就像是我的翅膀，使我飞到今天的高度。”

他流利地复述着，目光咄咄逼人，“有一天得到了，我一定会这么说。”

我问党昊得到是为了什么？

“为了放下。”他想了想告诉我，“因为你拿不走。”

娱乐圈的生意与生活

“不少女演员嘴上为前途着急。我看她们心里并不是真急。她们中不少人还以为凭借年轻漂亮就能当明星。”

“有的小公司让孩子们陪酒。我问他们不干不成吗？他们说不成。”

本刊记者彭淑发自北京

章子怡等96级学生进中戏第一课，老师训诫——要想学做戏，先要学做人。

第二课——“中戏的学生不跑龙套”。首任班主任王丽雅对他们说，“你们要想跑，不用在中戏待上4年，马上就能实现。”

还有——

“一二年级不准谈恋爱、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真正打基础就在这两年。”

大二那年，常莉改任班主任。在教学观点上，她与其他人有分歧。

“传统的表演系统主张‘内大于外’。她却是‘外大于内’，强调实用性。我们当时不赞同。”时任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对此记忆犹新。

常莉提出“主抓形象”的教学观点，时值1997年。这一年，中戏96级学员们共睹了北京电影学院与他们同级的赵薇一夜成名。

同在1997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实行宏观调控。以北影为首的一批国营团体开始尝试市场化运营。有明文公布：无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甚至个人资助或投资均可参与摄制电影作品。

“巨星影视”属国内最早创办的民营影视公司，其创办人邓建国的一句名言饱受恶评和质疑，“在巨星，演员是商品，就是要通过不断‘炒作’，持久保鲜！”

“这句话放在今天有什么问题？”文娱圈资深评论人谭飞将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影视业比作“史前时代”——“银幕上全是人民艺术家，不沾一点商业性质。等到90年代初，一切才慢慢变啰。”

走出史前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演员、歌手纷纷下海走穴。但在1997年，文化部下达《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对演出的主体单位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之前，演员走穴所得还被视为“灰色收入”。

“过去叫走穴，现在叫商演，性质完全一样。明星商演有经纪公司代理，备齐法律合同。早期走穴纯属个人行为，全由穴头组织，也没有合同保障，所以常发生演员被骗，穴头卷钱跑路的事情。

“演员不走穴，就得啃老本。社会处在整个转型期时，国营工厂倒毙，职工下岗。厂子不景气，一些电影制片厂的人都上北京找活干。电影厂的演员们没戏拍，仅仅领取基本工资。所幸电视剧不乏观众群，演员们从大银幕走进了小屏幕。”

“1994年,中影每年以票房分账方式进口10部外国大片。一批好莱坞影片涌入中国后，中国电影更不景气。记得有一年产量只有50多部。”影评人程青松在电话中细细道来。

“那其中有不少还是烂片呢。”华谊兄弟时代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的写字楼里，联席总经理宗帅呵呵一笑。

宗帅早年在北京某报做文娱记者，“90年代的娱乐信息哪像今天这样膨胀？相比成气候的港台明星，内地演员们的生活工作比较单一。他们只是拍戏——拍好戏——然后获奖，通过作品成为大明星。做娱乐的媒体少，大家对娱乐关注也少。相应来说，明星经纪公司的存在也就意义不大，即使有也像代理公司。”

90年代末，宗帅突然感到记者工作量一点点增多，文娱版从一周两个版扩展到10个版。并有演员主动联系媒体，“原来是记者通过剧组找演员，比如我是剧组副导演的朋友才能去采访。”

2000年李安执导《卧虎藏龙》时，剧组在做宣传时租了一套四合院，演员们分别安坐在不同房间，记者们被领着一一进去采访。宗帅说那是他第一次按好莱坞的宣传模式做采访，“早前导演们都拥有自己的固定班底，更像一个戏班子，张艺谋则是那个行业的神。”那时，他直觉中国影视业将会突飞猛进。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打造“文化产业”的概念；

2004年,《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成立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技术公司；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国家经济形势主宰影视业的兴衰，其兴衰又主宰了圈内人的命运。华谊、橙天等大牌影视经纪公司彼时相继成立，影视业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淘金期”。

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

2000年，中戏96级学员毕业了。全班数章子怡最有名，她与袁泉、秦海璐、刘烨等人进了国家话剧院。

“进国话的还有赵会南、陈明昊……曾黎、张彤分到了部队团体。曹俊在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教书。当时工作分配上还有个‘双向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先进正式单位，生存有了保障后，再求发展。”王丽雅对学生们的心思摸得很准。

“章子怡毕业后也没敢对未来设想太多。她和她的同学们，乃至每一届毕业生的想法都一样：下一步有没有戏可演？演什么戏？”麦特文化公司负责人陈立志自称与章熟识。

他特别指出，现在影视圈内大红大紫的一批明星，签有经纪公司或自己开办公司后，其身份关系依然挂在原国营单位。“国营身份”对于明星们来说，不再关乎生存，而是有官方机构能为他们解决政治层面的事情。比如出访国外、参赛电影奖项评选，拥有国话或人艺的演员身份也能增加他们的含金量。

据国话内部职工透露，剧院很早就对演员们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在外自由运作。但他们每年必须向剧院上交3个月的合同费，剧院若有工作任务，首先要保证原单位的安排。

“部队团体没有这样宽泛的待遇。”采访王丽雅时，她的学生，来自总政文工团的演员刘岳正在一旁。

他告诉我，进了部队首先是军人，而后才是演员。如果部队演员要在外面接戏，则须经过上级领导审核。

“除非是真正的好戏。好本子、好导演、好角色，部队才肯放行。你根本不可能违反半点纪律。”他一脸认真言道。

2003年，中戏北电等毕业生再难踏入国家机构，包分配、双向选择紧随着国家团体的人员编制饱和销声匿迹。

八一制片厂副厂长刘星表示，八一厂过去每年都有分配名额，新人大多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后来逐年减少。不是包不包分配的问题，而是很多地方都在裁减演剧团。用人讲究市场化了，我们厂需要演员就花钱去请。我们拍战争片、历史片居多，中戏北电的学生合不合适？厂里原有的女演员很多还闲置着，实无必要再去招演员养着，成本代价太大。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人根本进不了我们厂。”

新人就业难的同时，扩大招生的风潮却刚掀开序幕。不但中戏从1998年开始扩大招生量，包括地质大学、农业大学在类的非演艺类院校都开设了表演系专业。

“各大院校都在抢生源，再加上演员量增大，市场供大于求，孩子们毕业后吃这碗饭难啊！”王丽雅深切忧虑。

5种出路

“王老师没关系，趁我们年轻，毕业后可以在北京先租房，然后再打拼。等拍了几部戏赚足了钱后再买房，再打拼。”女孩子的计划是稳扎稳打。

“王老师，你说我们要房子干嘛？反正在外面拍戏时间长，东奔西颠的，买房还不如买辆能躺着睡觉的车实用呢。”男孩总比女孩洒脱，他们对王丽雅轻松坦言。

谭飞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学表演毕业后的5种出路，“第一是运气和能力特别好，在校就出风头，早有签约公司守候；第二是使劲钻进国家剧团，收入不高，图个生活安稳；第三是帅哥美女，找个有钱人结婚。有人想当演员还就冲这个目标；第四是转行。当编剧、做导演，或到大公司当公关总监；第五是从北漂或签个体小经纪公司干起，没有保障，只有利润分成。”

第五种出路是娱乐圈里最常见的新人活法，只是那些在读的学生嘴上承认，心中却始终存有一夜成名的念想。

“以往每天早上6：30，96班学生一撩开窗帘，发现我走在过道里，就急忙催促，快！快！王明亚来了！再听噔噔噔，一个个衣冠不整冲下楼。”

王明亚留恋于过去督促学生们做早功的情景。离开中戏后，他先后在北电与传媒大学表演系任教。

接受本刊采访这天早上他还生了一肚子气。检查学生一周早功表时，他发现有人一次没做，有人次数屈指可数。

“坚持练早功。一是为了训练意志力，二是苦练基本功。我仍像对待96级学员那样要求现在的学生。可他们做不到啊。”他嗟叹道。他认为，学生们潜意识里多少存有拿到毕业证后，进签约公司，经过包装成明星的妄念。

“公司不是那么好签。除非家里有钱，能够包装他们。大部分孩子无人签。他们毕业后能干什么？演员是群体性工作，一定要有舞台才行！”

点金成钻，而非点石成金

“新人当然不是说来就能来的！别说华谊，就我以前办的经纪公司——中乾龙德，无数从解艺、中戏、北电毕业的新人投奔来，我都不能签。做一个新人所花成本、性价比极其高。我们做明星，四五个人工作于一个大腕，带回的经济效益、品牌号召力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大腕聚集的资源全是顶尖的！

“同是接戏，新人接一部戏5000，我抽50%代理费才拿2500元。一个腕儿接一部戏20万，我抽15%就拿3万。”

华谊兄弟经纪公司里，与宗帅在同层楼办公的联席总裁刘韬脑子飞快地算账。中戏96级学员毕业那年，刘韬也正式跨入经纪人行列，最早代理的明星有陆毅、田亮、瞿颖。

刘韬称，他10年只签过5名新人，“目前全都半红不红。这个行业赌性太大。我对新人说，我无法保证未来，我只能为你们接戏。我安排给新人的经纪人，新人没资格挑选。等他们向我提出不满自己的经纪人时，就是能帮公司赚钱的时候。”

“华谊是根点金棒，你得是件‘半成品’吧。我们不需要‘点石成金’，而是要‘点金成钻’。”宗帅对刘韬的观点深以为然，说话更为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