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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团艰辛上访30年：地头蛇强取豪夺
[内容摘要]：1970年代末，他们初登中国内陆地区，被歌颂为“爱国商人”，所到之处，都是热情欢迎他们的内地人。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的南巡，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更多的港商选择投资内陆市场，并为中国内地的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相较于经济发展起步早的港台地区，内地没有完善的政策和手续，政府粗放式的招商引资策略，常以自身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引诱港商到本地。这为日后的合作埋下隐患，并最终导致港商权益被践踏。港商不得不踏上了维权上访这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奥巴马总统：我是美国公民M。我在中国T市，落入××公司设置的招商陷阱，被合资方代表诈光血本，我寻求政府提供外交保护。我所遭遇的不是正常商业损失，而是因为合资方××总公司以洗劫财产为目的对我进行引诱投资，我所遭遇的是一个系统的利益集团为我开的屠宰场！?”
2009年11月中旬，揣着这封信的美国商人M，在多位香港老板的邀约下，一同组团到北京上访，希望借奥巴马访华的机会，引起奥巴马和外界关注他们的遭遇。
然而，原本打算召开记者会的他们，因无人愿意租借场地，记者会泡汤，而见到奥巴马和内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愿望更是遥不可及。几天后，他们被遣返回各自的故乡。
然而他们已找不到回去的路，在遭受巨额投资陷阱而多年申诉无果后，他们就像内地访民一样，踏上申诉的不归路。
回归10余载，香港人似乎在慢慢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活跃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港商似乎更像另外一个群体。
1970年代末，他们曾经是“爱国商人”，中国的改革史和开放史，由他们写下第一页。那时，他们带来流行歌曲、牛仔裤和资金，所到之处，都是热情欢迎他们的内地人。
1997年回归前爆发的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对岸是广阔的市场。
2000年后，在香港已经慢慢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的今天，夹道欢迎港商的时代已经过去。内地在对外合作上已经有无数优秀的商业伙伴可供选择，港商只是其中之一。而他们中的部分人，更在招商引资的大潮中，被卷进莫名的黑色漩涡中，损失惨重，命运改写。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全国政协中还会有他们的代表，杰出的红顶商人还会高居政协常委等要职，这些人同时还会是港府紫荆勋章的获得者。只不过，失意的港商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却无法通过他们的代表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学会了“上访”。
长安街上的“霍英东”与“李嘉诚”
1978年国庆大典上，当李嘉诚穿着一件并不合身的蓝色毛泽东式中山装（西方称之为“毛装”），小心翼翼站在一大堆穿着“毛装”的领导人身边，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是香港首富。
那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李嘉诚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李未必能意识到，6年后，他将陆续敲开眼下内地还紧紧关闭的零售业、地产业以及港口这些广阔市场的大门。
一年前，邓小平来到广东，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南巡。广东官员小心翼翼地将广东人群体性“逃往”香港的事件托出。邓小平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背过身来，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那一年，深圳和香港有两个同名村庄。深圳的罗芳村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币，对岸香港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港元—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这里的人都是当年深圳罗芳村的“逃港者”。
继李嘉诚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年，一位被称为“马太”的女人第一次从香港坐船踏上深圳蛇口的土地，成为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此后，“马太”成为蛇口几乎无人不晓的人物，与“蛇口工业区之父”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齐名。“马太”全名陈惠娟，是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并获得巨大成功的港商第一人。多年后，袁庚承认，当初没有多少港商愿意到“荒山野岭”一样的蛇口，来的人是冲他的面子，被他“骗”来的。
此时的港商投资，代表的不只是资本向利益的涌动，也代表了对中共敞开胸怀、对外开放态度的信任。前来投资的港商，赢得来自内地政府的高度赞誉和慷慨回报。陈惠娟在蛇口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还成为“深圳荣誉市民”、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侨商会名誉会长。
此后，给予“荣誉市民＋政协委员”头衔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成为内地地方政府吸引港商前来投资的惯用模式。当然，没有人料到，日后这也会成为港商引资陷阱中的钓饵。
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开启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资本的力量挤进了长安街—这个一切服从政治安排的世界，改变的起源还是港商。
霍英东，这位后来被内地官方新华社形容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香港行政长官称赞为“模范港人”的红顶商人当时已拥有一系列显赫职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三年后，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位跻身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港人。
港资进驻长安街，也是港资由密集投资的珠三角北上的路标。
到了1991年上半年底，内地吸收的港资占同期吸收外资的60％，但在1989年前，香港直接投资基本集中于华南和沿海地区。1987—1993年，全国30个省份引入港澳直接投资协议额占全国的比例的结果表明，亲属关系对此格局起决定作用—广东在这7年间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福建排第二。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波热潮。此后，北京、上海的港商投资明显加快。1991年，北京与上海占全国港资比例分别只有1.5％，但到1993年，二者占全国比例都上升至6％左右，增长率远超过同期的广东、福建。
与此同时，港资的投资领域由非生产领域和轻纺、家电、建材等一般工业领域，推进到基础建设领域。
继霍英东之后，1992年，李嘉诚通过又一个长安街工程—王府井东方广场项目，高调进军内地房地产业。
这块门牌号是“长安街一号”的地皮，距天安门仅1200米，身处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经济与政治地位之显赫无与伦比。而至1999年，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
而它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一切发生在长安街上。
与霍英东相同的是，李嘉诚家族也有官方身份。其长子李泽钜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长安街上，还有新恒基、长安俱乐部等建筑，皆为港商所建。
当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说出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这块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中共话语体系中被赋予“样板”的无上地位，而霍英东与李嘉诚们也被冠以“爱国商人”的荣耀。
岂止是大港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经贸商会会长、金宝国际集团董事长李秀恒回忆20多年前投资内地时，感慨那个年代的港商在内地赚钱实在太容易：李1981年在深圳设厂，不久便在广州、北京、南宁等大城市建写字楼，创建起个人的“钟表王国”。
上世纪80年代，香港之所以是内地最主要的外商投资者，甚至获得贵宾式的欢迎和礼遇，被他认为是港人占了人缘、地缘的便利，比当时的台湾、欧美商人更了解内地的情况，同时又拥有内地缺乏的生产技术和国际关系。
这是个港商在内地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不太可能昔日再现的时代。
地方政府承诺不到位
赶上好时光，港商会与地方政府共同创造地方经济奇迹，他们也成为地方的“霍英东”与“李嘉诚”，地方政协中常常有他们的身影。
然而，早期粗放式招商引资中，急于引进外资并将数字呈现在政绩单上的地方政府，常以自身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引诱港商到本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称被内地政府欺骗的港商，矛盾集中在“政府承诺不到位”，所谓“陷阱”也由此而生。
一位港商状告东北某省会市政府毁约，起因是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未获履行；一家福州港企将地方政府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政府没有履行在双方所订立的《专营权协议》中的承诺，致使该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境；而在西安，一位小港商于1990年代投入数百万元与西安第三印刷厂资建成了快餐公司合营期20年，但是时间未到，港商却被三印厂告知，合资合同因内容改变将被终止?
“早期的中小港商的投资并不规范，往往是通过个人关系、私交比较好的官员的承诺等进行投资，希望能捡到便宜，造成了不少纠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介绍，“当时的外商和台商，在内地的地方上人情关系就少很多，也比较注重法律程序。”
也因为私下达成的投资约定有时并不方便放到台面上讲，一旦出事，一些港商也表现得隐忍为上。陈恩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曾抱怨，“台商在广东投资的观感不好，太精明了，有点小事就要捅到中央去，而港商则不会。”
全国政协港区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则呼吁结束这种粗放式的招商。他认为，港商的遭遇，与投资、融资、招商引资政策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不规范、前后矛盾或混乱不无关系。地方政府受地方利益及保护主义影响，缺乏全局观念及整体性考虑，以致问题拖而不决，出现保护合法投资者不力情况，同时，对内地政府而言，这也容易造成腐败问题恶化。
强取豪夺的地头蛇
“现在差得多了”，深港钟表联合商会主席张威明受访时，感叹港商近20年来在珠三角的境遇变迁。不但环保要求、工人工资、工业用地、厂房租金等经营成本不断增加，港商过往被视为“上宾”的待遇更不复存在，“以前在深圳投资两三百万已经很了不起，要区长审批，现在起码投资一个亿，人家才会看你一下”。
随着港商在内地变得越来越普遍，部分内地官员对港商的兴趣和获利胃口很快不限于 “招商引资”的成绩单，在部分地方，甚至出现“地头蛇”式的地方官员，以各种方式直接侵占港商资产和权益。
1995年，入籍澳洲的香港永久居民H，因收到来自内地S市市政府官员的热情邀请，前往投资改造当地的某国企，地方政府对其许下一旦投资便让其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承诺。然而，在H资金到位后，当地政府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审批手续，原本该是合资企业的该国企直到今天仍是国企。后来该商人发现有官员贪腐，正欲举报，却遭反制，被当地以莫须有的“挪用资金罪”判刑拘押，投入的资金亦被侵吞。乃至现任香港特首曾荫权亲赴当地，该商人才得以保外就医。
2004年，港府将该案投诉转介中国司法部驻港机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跟进。之后，虽然该案打赢了第一个民事仲裁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也裁决当地政府返还当年的认股款项并要承担利息，但即使当地政府早已换了新领导，新一届市政府也仅表示最多只给500万元来了结这桩投资本息逾亿元的案件。
然而对比港商“一哥”霍英东的遭遇，这样的经历也就不稀奇了。
2004年，霍英东基金会顾问、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在香港报章撰文，披露霍英东在1993年到2003年投资南沙的10年间，受尽“地头蛇”梁柏楠敲诈勒索、盘剥刁难的整个过程。
据何铭思回忆，霍英东在南沙开发了东发码头，梁家硬逼霍英东掏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柏楠的亲信管理；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结果钱交出后没有下文，对方说是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蒲洲花园，对方在邻近山脚挖来了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栽几棵小树，便拿走了1500万元?霍英东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何铭思说，霍英东投资400多亿元开发番禺和南沙，还忍气吞声受尽“地头蛇”的欺凌，如果不是梁柏楠后来东窗事发，因涉嫌贪污等重罪获重刑，霍英东恐怕还要忍。
身为国家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为何对梁的刁难只能忍气吞声？有本港传闻，霍英东并非投机爱国商人，乃是真正的爱国者，习惯与政治和政党刻意保持距离，因此不愿意借助政治力量襄助。
近10来年，港商为什么会遭遇越来越密集的权益侵害事件？有观察者指出，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才去驱动改革，这样的环境里，许多民营企业往往在当地有关系有背景，而侵害外国企业权益多少会造成国际影响，甚至与台商相比，“包括海基会、国台办以及对岸政府在内，台商的后台硬，一起帮台商说话”，最后港商反而比较容易成为下手的目标。
地王与上访者
北上“地雷”增多、中小港商因权益受损不满之际，不少本港大财团却奋勇进军内地，并且有了新的称号—“地王”。
即便在外资多元化的今天，内地的每一次经济转型都离不开港商的身影。在内地房地产业狂飚突进的10来年里，港商在内地圈地也可谓出手“疯狂”，很长时间里，“地王”的称号总是在几家大财团的内部流转。
目前香港地产商在内地投资的一些知名物业，其土地大多是在1992年到1997年间这个时段购入的。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房地产商在内地的第一波“圈地潮”才暂告一段落。
近年来，随着内地地产市场行情看涨，特别是2006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港资北上投资物业的步伐再次加速。密集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让内地中小地产商资金吃紧，更让资本实力雄厚的香港地产商大规模圈地成为可能。
于是，港资地产商在内地掀起第二波“圈地潮”。2007年，香港多家地产上市公司的年报出现惊人的“内容趋同”：内地项目营收、利润占整个公司的比重显著提高，加速在内地的土地收购储备成了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
与他们争当“地王”的是一些大型国企地产。不过，在清算“囤地”的舆论战中，内地中央级媒体还是把矛头指向了港商。2009年11月，多家中央媒体点名李泽楷在北京囤地三年半、转卖大赚近3亿元人民币后，其父亲亚洲首富李嘉诚也遭大陆媒体披露于三年前在上海普陀区购入地块，至今已增值约30亿元人民币，只是与儿子炒地皮行为不同，这块土地已于今年4月开工。
这些大财团在内地地产市场纵横捭阖时，土地却成为不少中小港商的又一个“陷阱”，而“失地”的港商也正陆续加入上访港人序列。
2000年，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没收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港资）位于该市九龙坡区商业步行街鹤兴路片段分3.8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受当地有关部门杯葛，这家企业的拆迁许可证迟迟未能办理，土地因此闲置。重庆房管局以土地闲置为由，将地没收。后来，南隆打赢官司，重庆市高级法院判决撤销重庆市土房局没收决定。
但几年后，这家港资企业因“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闻名全国。原来，早在1993年，钉子户吴萍所在的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南隆公司为拆迁开发商。同时，红线内的居民户口被公安部门全部冻结，准出不准入。但是多年未动工后，鹤兴路居民中开始传言南隆公司是个空架子，政府又要收回土地，南隆成了居民口中的“烂龙”。这一切只因为那场官司和迟迟办不下来的拆迁证。待2004年，南隆终于等到拆迁证到手时，却又遭遇了等待太久的居民制造出来的“钉子户”事件。
南隆已算幸运，除了合同纠纷和地方政府承诺不到位外，近年来，土地开发成为不少中小港商新的“北上地雷”。
香港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联”）自2004年起先后在广州、深圳及东莞设立咨询服务中心，协助内地港人解决生活及工作等问题。2006年，工联内地咨询服务中心总主任苏万兴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心接到港人的求助及查询个案正急速增加，例如2005年共有4000宗，而2006年首4个月则已有多达1700宗。“令人关注的是有30%的求助个案，都涉及物业买卖问题，当中又有约三分之一是港人买家付订后，无法如期收到单位、铺位或土地。”苏万兴说。
苏举例称，一名港商年前协约购买深圳某区某街道下某村一幅土地用作商贸项目，向村里缴付60%地价（约1000万元）作定金；但其后村当局却告知这名港商，宣称上级镇政府不同意有关交易，交易必须终止，然而定金却不予交回。
“在中国内地，普遍存在港澳台商经当地政府部门同意而购买农村土地办工厂的情形，但手续都很不完善。”律师夏卫曾代理过不少港商在土地开发中遇到的纠纷案件，其中县、区、镇、乡一级的政府与外来投资者的接触最多。
同样是开发商，这些中小港商与“地王”们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虽然霍英东曾经遭受地头蛇刁难，但那只是个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很重视这些大财团。”在陈恩看来，港商中的大企业和大财团基本上不会遇到需要用维权来解决的问题。
陈恩更关注珠三角的数万港企。“这些中小港商目前面临的问题比较多，经济危机让他们原有的生产模式受到冲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2009年的报告显示，六成珠三角港企预计其所在行业的整体业务将温和或迅速收缩，近一成的企业表示将关闭工厂或转营贸易。经济复苏后，这一切正在慢慢变好。
香港特区政府近年与内地签订多项合作计划并落实一些合作纲要，包括更紧密经贸关系(CEPA)、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近期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合作备忘录等，被视为香港的救命稻草。金融海啸冲击后的中小港企，正在进行一场“外销”转“内销”的变革，期待打入内地市场—这个曾经视他们为上宾的市场，现在需要他们放下身段为其服务了。
而那些认为自己遭遇到投资陷阱的失意港商们这个冬天也没有停止忙碌，比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进京“告洋状”。在他们告状的长安街上，还伫立着曾经代表第一代港商黄金时代的一幢幢地标建筑—最近的贵宾楼就在天安门红墙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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