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20周年：前东德地区转型一瞥

德国有句俗话，夏季无政治。因为夏季国会休会，政客们也纷纷找地方凉快，平常充斥媒体的政坛便沉寂下来，连各种政坛丑闻都少了许多。不过，20年前的7月却是历史性的一刻，西德马克正式代替了东德马克，货币统一正式启动了德国东西部的统一。20年后，德东地区到底发展如何，经济差距是否缩小，德东人民是否仍然沉浸在昔日的怀念之中？不少中国读者对此感兴趣，笔者也正好趁夏歇，暂时不用理会装腔作势的政客面孔，而重新观察一下德国东部的生活面貌。

如果游客到了波茨坦、德累斯顿、还有埃尔夫特这些旅游城市、或者地方首府，通常都会惊讶东部城市的漂亮：崭新的现代购物中心和“修旧如新”的古建筑似乎重现了昔日的辉煌。游客们一定会发出感叹，比西部还发达，然后暗自埋怨自己缴交率20年的统一税原来都用在了这些“面子工程”上。的确，过去20年，西部往东部投入了大约1.3万亿欧元的援助，除了联邦和西部州政府的援助，其中不少来自西部居民的“统一税”。

不过，表面光鲜只限于少数样板城市，纵有大批援助，大多数东部城市却愈益败落，人口下降几乎无法遏止。如果缺乏一个增加人口的有效政策，正在德国东部出现的“边疆地带”将持续下去，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从数字上看，德国东西部的差距仍然显而易见：东部的经济产出效率只是西部的71%，私营经济的效率差更大，连带同样在国防军服役的东部地区士兵也只得拿相当于西部士兵的70%工资；尽管各式各样的新能源、新技术企业安家东部，但今年以来经济复苏的展望却显示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力仍然不足，预期增长率1.1%，低于西部地区的1.5%；而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德东地区人口下降了200万，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所以，尽管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巨大改善，到处是崭新的车站、铁路网、宽阔的步行街、设备齐全资金充裕的大学，甚至好于不少西部城市，但是人口的外流、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创新经济的缺乏、对福利政策的高度依赖等等，却让东部城市陷入普遍的衰落。不少小城还被迫出台了“集中居住”政策，与不少中国农村地区正在开展的集中居住、腾地开发不同：德东因为人口减少太快，一些小城不堪卫生、交通等市政负担，不得不采取措施，鼓励居民们集中居住到城区，以降低市政成本。因为城市用水量减少，市政还被迫加大水压，希望冲走水管网路中的锈垢。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医院和学校，随处可见空荡的病房和教室，病人、学生和儿童都在减少。比如一个叫Stendal的城市，过去15年人口减少了1万，现在只有3.5万人口，而预期2020年还将减少5千人，剩下的主要是老人。

在不少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狼群。波兰的野狼越过边境，重新占领了人口稀少的德东乡村，一个堪与中世纪后期相比的荒凉与废墟之美似乎在德东地区重现。而这一切，基础设施投入、各种新技术和新能源产业投入，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奏效，吸引人口流入。事实上，除了德累斯顿的汽车制造尚存生机，位居德国前一百位的大企业和前100位的服务业企业，没有一家企业的总部是设在德东地区。连来自土耳其和南欧的新移民也更愿意待在西部城市，那里有更多就业机会，也更少对新移民的排外主义。

而依靠补贴大规模建设的许多基础设施，比如各种市政管网、照明、机场，甚至各处兴建的旅游设施，都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基础设施能力过剩，经营亏损，另方面维护这些基础设施的成本却高居不下，吞噬着有限的财政收入。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Stralsund和Barth小城，现在的观光客已经从15年前的每年2.5万人减少到8千人，市政过去几年投入了4百多万欧元用于跑道和灯光系统，但萎缩的客流却造成市政经营公司每年亏损25万欧元；与此同时，市政被迫每年花费260万欧元维护各类旅游终端，包括餐馆、水塔、会议中心，还有公共游泳池。

从去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支持率大涨的左派党在中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注意。但是，如何认识左派党的上升与理解中国政党转型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复杂，远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奇怪的是，尽管在许多层次上，左派党的意义仍然相当有限，只与德国国内政治有关，却引起相当过分的关注。内中原因值得细究。

作为德国09年秋季大选的最大赢家，左派党2007年才成立，由继承了原东德共产党（社会统一党，SED）的民主社会党(PDS)和从社民党脱离出来的社民党左派(就业与社会公正，WASG)合并而成，总共赢得全国8.7%的投票和联邦议会53个席位。相对社民党的失利和下野，左派党的上升显然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估计有100万左右的红-绿联盟支持者在投票时倒向了左派党，她的主要支持者是部分产业工人、失业者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支持者，而且第一次在西部地区收获了大幅选票，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德国劳工阶级在重新选择，并且，通过左派党，东、西部劳工阶级的分歧开始历史性地融合，这对稳定德国“五党体制”的政治格局有着无可否认的重要意义。

其中，超越东西意识形态壁垒、在选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左派党的“反新自由主义”诉求，也是过去半年多最被公众关注的左派党立场。这一立场的核心是社会正义，要求分配正义，尤其是保护最低收入者和失业者。比如左派党反对67岁退休年龄，要求将Mini-job的最低收入提高到每月500欧元等。这些主张当然受到不少中年男人、产业工人、工会分子和失业者的欢迎，而且因为过去几年社民党及其工会伙伴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即施罗德领导的第三条道路下“哈茨IV”计划，该计划力图鼓励雇主雇佣低薪劳工、将领取救济者赶回就业市场以降低失业率、减少福利支出而导致社民党的支持率每况愈下，仅剩20%多，在与保守的基民盟的联合执政后，最终沦为在野党。

问题在于，尽管左派党只反新自由主义、不反资本主义，左派党的包装遮掩了民主社会党的历史痕迹成功走向西部，金融危机也让西部劳工选票开始分化投向左派党，但是左派党却面临一系列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对公众来说，左派党的反新自由主义立场和她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几乎难以区分，而后者意味着左派党身上民主社会党甚至前东德共产党的反体制烙印，这对左派党跃跃欲试的执政理念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命门。甚至有不少政客继续怀疑这样的左派党是否意味着民主的威胁。就在半个月前的7月22日，德国最高行政法院裁决联邦宪法保卫局对左派党政客拉莫洛夫(Ramelow)的监视合法。长期以来，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一直对境内可疑的恐怖组织和极端政党如新纳粹的国家民主党(NPD)实施监视，原民主社会党、现在左派党的不少政客也在受监视之列。德国政治的主流和官僚机构对东部共产党的幽灵一直保持着极端警惕，连陷入颓势的社民党也一直尽量避免与左派党结盟。

当然，选票才是硬功夫，反正上台之后还要回归主流。比如左派党现在对最低工资的要求（每小时8.44欧元）已经比去年选战游行时每小时10欧的主张退后了一些；在勃兰登堡州，早已实现了社民党与民社党（今左派党）的红-红联盟执政，执政的左派党在台上也很务实地采取与社民党几乎一致的立场与政策。在这一点上，另一个小党绿党的政策就更为灵活，先后已经在汉堡州和萨尔州实现了与右派政党的联合。可是，左派党的另一个瓶颈却是愈益恶化的金融危机效应。左派党受益于金融危机，却难以在消减福利和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措施之外提出有建设性的反建议；纵有社民党左派特别是拉芳丹的加盟，左派党仍然与德国社会主流认同有着相当距离；她对社会正义的强调也没有超出社民党的传统纲领，却缺乏社民党和基民盟的全民党基础。

换言之，左派党的主张是梦想大于现实、批判大于建设，难以根本消除社会主流对其反体制的怀疑。而且，俨然接过反全球化运动领袖大旗的左派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各种极端左派组织吵吵嚷嚷，也给了联邦宪法保卫局充足的理由继续保持监视。但是，考验一直背负沉重冷战遗产的左派党的却是欧洲左派后冷战时代的命题：如何统一促进民主与反全球化运动这两个表面冲突却可能孕育新政治未来的主张？

在黑黄联盟执政半年多以来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一直唱衰黑黄联盟的左派党趁机做出惊人之举，悄悄影响德国内外政策。比如，在5月31日以色列突击队登船发生冲突的土耳其救援货船上，就有两名左派党现任议员和一名前议员，他们试图以此介入并影响德国乃至欧盟的中东政策，靠拢土耳其—伊朗新轴心。类似的，俄罗斯也是左派党外交政策的首选。显然，左派党正在奉行一条与美国保持更大距离的路线，企图占领德东意外更多的天空，这大概才是左派党受到某些海外势力特别关注的真实原因吧。

（作者系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供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本文为《德东观察系列之一：集中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