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出手了 突发政改信号布局18大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9月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其“权为民所赋”的权力观，被视为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突破，引发对其将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解读。

习近平是在9月1日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出上述讲话的。他阐述了中共党员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他说，权力观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这一讲话随即被官方以“三观论”大力宣传，但其中“权为民所赋”成为外界焦点。

习的观点，被一些政情人士解读为代表着习近平接受胡耀邦时期的中宣部“三宽”部长朱厚泽的主张，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突破。胡锦涛 2002年 12月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讲话指出，中共党员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香港媒体们概括以“新三民主义”，而次年，朱厚泽在出席一个宪政论坛时提出胡锦涛应该补上“权为民所授”的前提，引发一段胡锦涛封杀朱厚泽的传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与朱厚泽的“权为民所授”相比，“赋”“授”二字意义相近，因此，习近平是接受了朱厚泽的观点。分析进而指，习近平有着趋近于中国民主派所期望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属于开明派，作为被认定的中共接班人，中国在十八大换届、习近平主政后会启动政改。

但是，更多的意见并不涉此。倡导政改的北京政治学者胡星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目前提‘三观论’还是有新的意义，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是模糊的，在权力观方面也有很多干部实际上把权力作为私有财产，而不是作为社会公有的、人民大众赋予的权力。” 他指出，习近平提出“三观论”主要是针对党内思想混乱，社会道德沉沦以及执政党面临的执政危机。

而在中共展开的宣传讲话工作中，“权为民所赋”，深受关注，并无避讳。人民日报、新华社、学习时报等官方媒体陆续刊载《习近平“三观”的核心是什么？》《悟三观》等评论文章，宣传三观论，认为“权为民所赋”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是中共党政干部为官要诀之一。

事实上，“权为民所赋”，是常识，早已贯穿中共执政纲领。毛泽东在国共对抗时期，就曾指出权力是人民给的，并始终强调；中共建立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胡锦涛主持的十七大报告，更曾明确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如此，习近平讲话的新意也就仅仅止于纠正党风。

同时，有关习近平的思想观点，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也是争论不绝。有关报道显示，曾随从习近平工作的民运人士方觉主张其为开明派，但如果从习近平既有的言行观点来看，没有明确的证据能予证明这一观点。而习近平在今年5月份中共党史会议上的讲话时一句“坚决反对丑化党史”，又引起了对其保守派“毛左”的解读。

因此，对习近平“权为民所赋”代表政改信号的解读，有过度之嫌。而且，对中国民主派们的实践主义者来说，这些理论仅仅属于口号。“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价值。将来就看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三观’所面临的问题。理论存在不存在都没有太大必要，关键是能否解决现实问题”胡星斗如是表态。

广西柳州市9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选聘18名副处级官员，这已是该市今年第三次对官员大规模公开选拔，从今年3月份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全区实施的“公开选拔、选聘干部千人计划”将于10月底结束。而在不久前的8月末，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名国企高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从中央到地方，公开选拔选聘正改变着中国官员的晋升格局。

今年以来，中国多地陆续开展官员的公开选拔任用，包括北京、福建、浙江、陕西、湖南、江苏、四川、江西、深圳等10多个省市，均面向社会公开选拔较高级别官员，其总数已超过300名，创历年之最。来自官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通过公开选拔的各级党政官员已近3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官员达7,000多名。

目前，公选官员已经在中国各地得以普及，这些公开选拔官员的层级也比往年有所提高，正职逐渐增多，官员公开选拔的新闻在各地也常见诸报端。有专家指出，公开差额选拔官员、公选官员趋于高官化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人事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原有采用委任制的官员晋升方式因缺乏透明且没有明确标准而弊端丛生。2009年底，中共颁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公开差额选拔干部职位的高官化，正逐渐成为干部选拔的趋势。《纲要》提出，到2015年，每年新提拔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中，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曾对当前中国官员的选拔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偏低，而加大干部选拔公信力，公选无疑是最佳方案，通过此方法，也增加了政治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

中共柳州市委组织部部长杜伟称，虽然目前公开选拔干部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但随着选拔干部制度的日益完善，将有更多的官员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而公开选拔也将在今后成为常态。

也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竞争性选拔干部至今已有25年，但部分干部在心理上还不太适应。有的担心搞竞争性选拔，会在干部队伍中形成“工作干得再好，不如考试成绩重要”的导向，会牵扯干部精力，影响正常工作。有的怕竞争会影响团结、伤和气，胜出了感到难为情，落选了则担心没面子。有的怕参与竞争性选拔干部会被人议论“官瘾大”、“伸手要官”。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竞争性选拔常态化推进。

对此，评论认为，“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参与竞争性选拔，与团结合作并不矛盾，与所谓的跑官、要官更是两码事。这种竞争是合理规则规范下的有序竞争，是团结合作框架内的同向竞争，而不是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

另外，中共中央党报《学习时报》曾剖析道，中国当前的干部制度改革存在重选拔、重使用、轻管理的现象。在目前干部制度改革中，对选拔工作很重视，但一旦任职后，对一般干部易于管理，而对最需要严格管理、担负重要职务的领导反而成为管理链条的薄弱环节。这与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者手中权力有关，是体制性问题，也是为什么监督难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除了实现公开选拨，中国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还有更多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