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储之路经历25年：近距离观察习近平

七年下乡当知青的表现

研究习近平的履历，不难看出一些他在太子党群体中脱颖而出的特征，这对于考察中共接班制的现状是必要的。

一、下乡的表现——由于毛专政的暴虐，尤其文革，老干部受迫害，子女受牵连相当普遍，似习近平十六岁下乡当知青者，也不在少数。多数青年学生对于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这项被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安排，都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无心务农，巴望早日回到城市。享有特权的子女，则以参军，当工人等逃避下乡。习近平下放到陕北延川县，那穷乡僻壤之苦，可以从习近平吃生猪肉的故事可见一斑。几个月吃不到一顿肉，有一次生产队分到几斤肉，他竟不等烹炒，割下一块就送进嘴里，边吃边叫「真香」。他也曾逃回北京，被当作倒流人口，关了几个月。走投无路，重回延川乡下，决心好好干，终于入了党，当上村的党支部书记，并被保送进清华大学成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这段青春的红色经历成为习近平仕途最自豪的本钱，他多次自称是「黄土地的儿子」，陕北是他的根，他在那里找到人生目标，「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这段经历确有点不同凡响的意义，来自于他家族的「革命基因」。一是姨父姨母的劝导，要他在困难时钻到群众中去，「你还年轻，怕什么！」二是陕北是他父亲当年闹革命出了名的地方，厚道的乡亲对他庇护有加。遥想马英九当年负笈哈佛，与一般留学生不同，还能埋首于一份油印刊物，写反共文章，和习近平下乡自强实有异曲同工之效。换言之，习近平的从政之路，在陕北乡下已经起步。

当军委秘书那段经历讳莫如深

二、给耿飙当秘书——习近平一九七五年进清华大学，可以说是完全不够资格的。他的实际学历那时只是小学毕业，因为一九六六年他十三岁刚进初中，文革爆发，学业中断。下乡后，他不是勤奋自学的知青，也不是有中学文化基础的「老三届」。尽管他可能天资不错，但如资料显示，他在清华化工系四年只是补习文化而已，不可能在专业上有多大成绩。

因此，当一九七九年春天，他从清华「毕业」后，面临十分严峻的抉择。那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一九七八十二月的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帷幕，知识份子开始吃香走红，一个被压制三十年的商潮也即将涌起——习近平何去何从？清华的经验，一定使他明白，他不是出国留学拿学位、成名成家的料，像王震、陈云子女那样从商的路那时也还不明朗。我相信，习家已经官复原职的长辈们那时没有少动脑筋，为子女设计前途。他们一定看到了习近平身上从政的潜质。于是，把他安插到军委秘书长耿?身边做秘书，这是一份不显要却十分机要的职务。因为军委秘书长是军方高层的实权职位，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耿还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权倾党政军。习近平陪侍左右，视察三军，起草文稿，一九八○年陪同访问美国。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感受到中共高层权力的荣耀与滋味，对他的从政欲应有催化作用。但是，迄今有关习近平的生平资料，包括官方资料，对这段经历都讳莫如深，甚至北京大媒体介绍他的从政履历，只从一九八二年当正定县委副书记算起。不提他在军委的事迹、军衔，没有见过一张军装照片。官式履历只提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

三、决心从基层干起——一九八二年，习近平突然决定离开中央军委，去河北正定县做县委书记。当时耿?也不明白他的选择，劝留说，下基层可以下连队，不必去地方。习近平执意下去，据香港亲共媒体报导是有一位「父辈高人」指点。其实，当时，高干子弟下基层锻炼，已是一条谋前途的出路，如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曾庆红等都是。因为他们留在中央机关民怨很大，一步登天，也未必好，下去锻炼，再提拔比较有利。对青年干部的培养，由中组部一手包办。王军涛去年在访问中，曾对我说过，胡耀邦老部下王照华就是这方面的一名高手，胡锦涛时期的中央级高干，都是八十年代他们策划提拔的。

和刘源同时下基层出路不一样

习近平下去的正定，当时虽穷，但远非偏僻，是一个靠石家庄不足二十公里的京广线上的古城，比较易出政绩，何况当时其父已是胡耀邦身边最重要的老干部。果然，习近平以开发「荣国府」旅游景点，成为他在正定三年的主要政绩。一九八五年，习近平调任厦门市副市长。开始他在福建为时十七年的「历练」。

习近平二○○○年（已任福建省长）回顾八二年下基层这一选择时说，他们那些朋友都不理解他，不愿意放弃北京的户口，认为文革吃够苦头，要补偿回来，及时行乐。愿意下去的只有「刘源和我」。他指的他们显然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刘源的历程。刘少奇之子刘源一九五一年生，比习近平大两岁。一九八二年他确是和习近平一道从北京下到河南新乡，从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做起，一九八八年做到河南省副省长，而八八年的习近平还只是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一九九五年才升到省级之福建省委副书记。但是，刘源的仕途在六四事件后转了向，一九九二年起，他被调往武警部队任职，直至二○○○年授中将衔，现任军科院政委。很显然，刘源调入军职便从中央权力接班人行列中出局，甚至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成为地方大员。

习近平提到「补偿」二字，这正是中共文革后干部政策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作为政权基础的老干部群体，饱受文革蹂躏之后，一律给以补偿，包括高干本身及其子女亲属在权力和物质方面的补偿。但这补偿有许多限定，在权力层面，可以看出明显的一条是死亡者和幸存者的区别。被害死的子女当不了接班人，「杀父之仇」不可掉以轻心。这就是习近平和刘源的区别。刘少奇之子，什么都可以补偿给你，想接掌最高权力？免谈。

● 习近平（左）在香港会见特区政府高层。一班高官肃立，听他训话，尽显官威。 （香港政府新闻处）

低调沉稳，夹起尾巴做人

四、升迁的诀窍——习近平从一九八二年一名县官，爬到二○○七年中央常委，成为「王储」，历二十五年之久，也可谓辛苦备至，并不容易。但是中共官场或太子党群中，有志于亿万人之上者，恐怕并非只有三五个天王人物。习近平的上位，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不是由一二位元老所钦定，而是在几名（？）可能的接班人之中，经过一个隐密的机制，筛选出来，这个机制绝无公平可言，但比之个人钦定，多少有了一点竞争。胜出者总具有一些适应于这个维护党的最大利益的机制的素质。

根据已有的报导和资料，习近平从政的风格可以归纳如下几点：

● 低调。他二○○○年说，曾拒绝了一百次以上的个人采访要求，他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标新立异，突出个人，他主张「笨鸟先飞，滴水穿石」。他在香港宣称他接手港澳工作是「萧规曹随」。官方有评论说，他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这种低调风格与其说来自谦逊的气度，不如说来自对「夹起尾巴做人」的醒悟。在父亲挨整的逆境中成长，他自承见惯了「世态炎凉」，在强者环伺的太子党争雄的政坛上，在人民反感太子党的社会环境中，他有相当的自知之明。锋芒毕露的薄熙来是他的强劲对手，他选择以柔克刚，韬光养晦的对策，包括对传媒回避他那惹人注目的歌星夫人。在陕北汉子的质朴形象下，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

● 沉稳。为官二十余年，习近平的政绩并不突出，甚至不乏败迹。他在宁德誓言「培养一只好的干部队伍」。他升任省委书记不久，宁德领导层就爆出集体腐败案；他主政福州，主持的两个大项目兴建长乐国际机场和引进李嘉诚资金改造古城，尤其是长乐机场运营四年，亏损十一亿元，朱镕基批评没有必要一省搞两个国际机场（厦门已有）。他任福建省长期间远华大案发生，还有福建偷渡客数十人死于英国的惨案......这些都没有影响习近平的官运，因为他强调做官发财不可兼得，做官就不能贪财，「一步一个脚印，不追求完美」是他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