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和平勿忘历史：梁荣纳的中国情结

2010年10月1日至2日，由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所主办的《活着的历史——被遗忘的声音》亚洲二战历史教育工作国际会议，在多伦多大学OISE图书馆举行。大会邀请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北美地区的战争幸存者，二战老兵和历史学家出席，本网记者在会上见到了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和苏教授在多伦多的热心支持者梁荣纳。

苏智良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他和身为大陆移民、多伦多一家园艺公司老板的梁荣纳有什么关系呢？

说来话长，还是让我们先从慰安妇问题说起。

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是无穷无尽的难以言说的苦难，慰安妇就是其中一个最沉重的话题。

据苏智良教授介绍“慰安妇”这个词，实际上是日语名词，在以前也没有这个词，是在战争前夕出现，在战争之后使用非常多的一个名词，是一个血淋淋的词，翻译过来就是“日军性奴隶”。慰安妇这个词最初出现是1931年11月，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给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提供所谓的安全性服务，在上海设立了四个海军特别慰安所，这是世界上第一批日军慰安所，大规模实施是七七事变以后，在日本侵略亚洲8年当中，在其军队大规模推广了性奴隶制。

当年日军有计划，系统的以诱骗、掳掠等手段强征慰安妇，比如在广东、上海等地张贴广告，报纸上发广告，说招收女工，有一些女孩为了养家活口就去报名，想不到落入虎口。还有一种是掳掠，比方说在日军占据的地方把女性掳掠成慰安妇。还有就是妓女，当日军性奴隶不够的时候，就用政权把妓女强制地送到日军队伍里面去，在天津档案馆里面有记录记载把中国的妓女掳掠到日军队伍里面去。还有把中国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女战士，或者国民党的游击队员或者女战士抓过去之后，就强逼成性奴隶。

这些被迫沦为性奴隶的妇女在慰安所内不准自由外出，没有私有的财产，24小时随时会遭到日军的暴行，没有人身的自由，甚至生病、例假都不能免除，非常残暴，因此许多妇女在战争当中就死在了慰安所，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个案。苏智良领导的调查小组对中国慰安妇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调查了20来个省、市、自治区，最多的时候，他们找到的个案有100多个，但是随着岁月的过去，现在这些幸存者当中，大部分离世，现在只剩下35个人。

这些幸存的老人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身体和心灵的折磨，有人在慰安妇里面经过长期的蹂躏以后，丧失了生育功能，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没有后代，又丧失了劳动力，那种生活境遇就是最弱势的人群了。

梁荣纳与苏智良教授

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政府、右翼势力压根儿就不承认慰安妇，为此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在推动研究慰安妇问题，希望让日本政府最终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还那些不幸的人们一个公道。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来坚持调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原因。

由于中国政府目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有相应的解决办法，所以苏智良教授领导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受害者，但是他们的力量很有限。他们的援助标准是每人每个月100元人民币，后来增加到200。如果在北京、上海，最低的生活标准都远远不到，但是在农村地区，这一点钱可以让她温饱、活命，但是满足不了看病、生活的必需。

梁荣纳是一家园艺公司的老板，她自嘲自己的主业是园艺，副业是多伦多史维会的义工。

梁荣纳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出国前在昆明一所大学教授园艺，后赴美国研修花卉，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由于她的专业背景，在登陆第二个星期她就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里找到一份做园艺师的工作。她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雇主的肯定，也得到了俱乐部会员们的喜爱。很多人会向她请教，为什么你搞的花园这么漂亮，而我家的花园就不行。一来二去，有人就请她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为他们的私家花园把脉问诊。就这样，找的人多了，梁荣纳也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在这家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三年后，梁荣纳选择了一个新的挑战。她辞去了俱乐部的工作， 应聘座落在多伦多以东的著名展示花园----库伦花园 (Cullen Garden and Miniature Village)，任主任园艺师。

占地100多英亩的库伦花园为梁荣纳提供了绝好的专业实践机会，也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忆库伦花园的日子梁荣纳总是很兴奋，:”每天工作在鲜花盛开，山水如画的环境里，向来自加拿大，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我设计，和我的团队亲手栽培，养护的花园，实在是很开心的事。”

梁荣纳说自己创业很辛苦，但是与其中的乐趣相比，辛苦就是微不足道了。让她很自豪的是她几乎没有花过广告钱----所有的客户都通过口碑相传而来。她设计，管理的的私家花园多次上过电视，其中一家多年的客户还被Markham园艺协会评为该市年度最佳花园。

梁荣纳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父辈的那段腥风血雨的经历让她对亚洲二战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多年来一直在业余从事史料搜集工作，这也是她为什么会一直支持多伦多史维会工作的原因。

2009年，梁荣纳得知日本天皇要来多伦多访问的消息后，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和这个日本小老头在同一个城市相遇，这样事情发生的机率不会太高。如果我沉默，以后会后悔一辈子的。” 最后她决定要去抗议——举行一个人的抗议，要让这个貌似尊贵的日本小老头明白，时间并不能完全抹去他们那段野蛮，血腥的历史。

她从媒体报道得知，日本天皇要去一家老人院参观，便提前一天自己动手准备了标语，把手头所有的生意都推掉，她甚至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她说，有一天她会把那次抗议的详细过程写出来，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当然，她没有被捕。她从媒体报道得知，日本天皇在这次加拿大访问回国不久就发表了“战争的责任不能都由他父亲负责”的言论。

梁荣纳告诉记者，发出声音，拒绝沉默是她个人明确的选择。 她很清楚抗议并不能使日本政府真正道歉，”其实，日本政府道歉不道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谨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珍爱和守护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而史维会所致力的从教育着手，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并避免其重演的努力就深深吸引了梁荣纳。

梁荣纳因为在多伦多史维会做义工，而史维会在2007年推动了加拿大国会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议案，所以她知道中国上海有一个慰安妇问题研究所，为此她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专程到上海去拜访了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从苏智良教授那里她了解了更多的慰安妇问题史实。临上飞机前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慰安妇问题研究所，希望能为那些老婆婆的晚年生活尽一点微薄之力。回到加拿大后，梁荣纳又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写信，希望朋友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苏智良教授救助那些风烛残年的老婆婆，她的举动同样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不仅如此，梁荣纳还开始一项非常有创意的活动。她在小镇的家有一个占地2英亩的院子，她除了搞园艺之外，还在院子里以有机的方式种了许多中西蔬菜，养了一群颇具特色的鸡鸭。”新时代”电视就曾经报导过她的有机园艺和后院养鸡。以前她把富余的菜和鸡蛋都无偿送给了朋友，邻居。从苏教授那里回来后她突然心生一念，”我可以用我的后院为那些老婆婆筹款，也把我们的信念传播开来。”

然后她通知朋友们，谁想吃新鲜的有机蔬菜和土鸡和土鸡蛋，只管来院子里自己采摘，只要按普通市场价付费。她用一张纸记下了每次收款的内容，把这张纸和收来的钱都放在一个小花瓶里。梁荣纳说，每次把小花瓶拿出来记账收钱时，她就要向朋友们讲述苏智良和那些老婆婆的故事。

“也有’裸捐‘的，有的朋友什么也没有买，听了故事很感动，就放一点钱在花瓶里。最多的一次是$20。”说起卖鸡蛋和卖菜的是，她显得挺开心。

结果今年下来共收集了300加元，按照开始的计划，梁荣纳自己又加进$300，趁苏智良教授来多伦多开会的机会，连同那张记帐单的复印件，这$600捐给了慰安妇问题研究所。苏教授收到捐款时很感动，”我要把这张记帐单复印件随救助款送给受到你们帮助的老婆婆手里，让她们知道，在加拿大还有一群华人记挂着她们。”

几年来，梁荣纳为多伦多史维会的工作出钱出力，很多时候她推掉生意不做去做义工，自得其乐。不仅是自己参加，她的老公和目前在大学读书的儿子也都是史维会的热心义工。在史维会的活动中你常常能看到他们一家两口，甚至三口忙碌的身影。

“我想，在我们家小小的后院里在慢慢地升起一种希望，” 梁荣纳平静地说，”那就是勿忘历史，珍爱和守护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中很多人把今天的和平看成理所当然，这实在是一种迷失……牢记历史，珍爱和平，靠的不是日本的道歉，而是致力于教育。

“这次我们的国际教育会议，有专门一对一的‘大使义工’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讲员，其中有五位是国语义工，专门接待来自中国大陆的嘉宾讲员。在两天时间里我们的‘大使’们是无条件地全身心投入。其中最年轻，也是最出色的是一位大一的女孩子。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