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零八宪章》签署人李普病逝

北京时间11月8日下午1点42分，原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新华社副社长、《零八宪章》签署者李普病逝，享年92岁。他是唯一用本名在《零八宪章》上签署的部级干部。

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和夫人一起赶到北京友谊医院与李普先生告别，李普是赵紫阳软禁中曾经看望紫阳，做过长谈的有数的老部下中的一个。2点15分，李普先生换好衣服。医院的最后工作结束。

11月1日高瑜和姚监复一起到北京友谊医院923干部病房看望李老，他还和我们握手，手还很有力量。当时想和老人合影，亢美婉阻，我说：“那就等拔了管子。”亢美笑了：“对。”她和爸爸耳语：“我的爸爸是最棒的。”没想到2日老人开始昏迷。

八九民主运动中，一天李普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夫人老记者沈蓉也随着站起来，李普说：“到时候了！”沈蓉立刻悟到：”该我们行动了。“两位70岁的老新闻工作者就一起走上街头，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第一排，声援学生。沈蓉于2004年12月去世。女儿欲晓、亢美刚才对父亲说：“您和妈妈聚会去吧。”

李普将安息在北京金山陵园，与夫人沈蓉合葬。告别式由官方新华社操办。

李普系湖南湘乡人。1918年9月5日生，1937年在长沙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任长沙《观察日报》记者，1940～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任记者、编辑、专栏作者。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刘邓野战军任随军特派记者、新华通讯社前线分社社长和新华社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历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北京分社社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名誉所长，并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

着有《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风雨鸡鸣集》和《记者甘苦谈》等。

李普是被称作“两头真”（即年轻时和年老时真诚追求将中国建成民主、自由、公正国家）的著名党内民主派人士之一。《零八宪章》发布后，他认为该宪章与其年轻时跟随中共投身革命的理想是一致的，于是签名联署。（明镜）

国庆60周年之际，商业模式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热映，而在影视语言背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更多的成为政治符号，而非鲜活细节。腾讯深度独家专访90高龄的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老先生，从北平国共和谈以及开国大典报道的第一线，他所经历的真实的1945—1953年建国大业。

对话人物：李普 对话者：梁嘉琳 郑晓艳 页面：郑晓艳

1949年10月1日，李普采写开国大典，天安门，李普站在城楼上陈毅后面

李普，解放前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新华通讯社随军特派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副社长，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光荣归于民主》、《社会主义与人民生活》、《开国前后的信息》、《记者甘苦谈》。 1949年10月1日，李普随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报道了开国大典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建国大业前奏：国共短暂蜜月中的和平建国纲领
当时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叶剑英独自住在南池子拐角一所独门独户的院子里，人称”叶公馆”。

腾讯深度：让我们从第一次“建国大业”谈起。听说您1946年初从重庆调到北平，跟着叶帅（叶剑英元帅）一块参与见证国共和谈。这几千里的旅途，您是怎么到达的？

李普：这一块我已经不大清楚了，但我去世的太太沈容在《红色记忆》里是这样说的：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她是那里的外事组翻译，同行的还有国民党的六名人员。我们当时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和现在民航舒服的躺椅、空中小姐送餐饮不同，那时候的飞机只有两排面对面的硬椅子，我们和国民党各坐一排。我们多年的地下工作，使得我们忘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问，因此警惕得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天天骂我们“共匪”，此刻也谨慎而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就在他们面前啊。

飞机上的美国兵给我们每人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让我们系好安全带。但是飞机一起飞，发动机的一声轰鸣还是让我们胃里翻腾起来，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们的胃也越来越难受。我们拼命忍着，对面国民党的人也在忍着，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谁也不愿先吐。最后，还是国民党的人先忍不住了，这一下起了连锁反应，整整五个小时里，我们的胃都翻江倒海。

腾讯深度：当时的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你们到后的吃住怎么样？

李普：我们到北平的第一天，住在北京饭店，中共、美方和国民党各占一层，那里原来像个大厅，现在摆满了床，楼层分配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后来人更多了，我们就搬到翠明庄。翠明庄原来是日本人盖的，每间房都有壁橱，门式推拉的。日本人睡榻榻米，白天把被子放在壁橱里，我们去时每间房都放了床。这个楼里也同时住着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人三方，一方一层楼。我们通过掷铜钱的方式，你要花，还是要树，就用很民主的方式来分楼层。

北京饭店吃的是西餐，早餐有三个煎鸡蛋、一块火腿、一杯牛奶和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加面包等等。我和太太都很喜欢，这比《新华日报》的伙食好多了。到了翠明庄，从解放区来的同志吃西餐吃不饱，要吃中餐，但伙食标准不变：早上是稀饭、馒头、小菜，午餐和晚餐都是米饭、馒头随便吃。我和太太还是常常到北京饭店换西式早餐。

腾讯深度：入住之后，国共双方的记者有来往吗？

李普：我太太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念书，国共双方都有不少同学。在北京饭店，她还“险遇”一位原来中央大学的同学，却发现他进了国民党的饭厅，双方都很惊讶，却谁也不搭理谁。作为记者，我也可以采访到国民党要员，但我没有去。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往来，但个别人也会两边窜。

他们的记者跟我很熟的。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不谈政治（主张），但也可以随便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我们之间是有隔阂的，但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就不说，那么我估计对方不愿意说的话，他也不说，所以双方没有争论。我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在谈话中辨别这是玻璃这是木头，算了，马虎一点嘛。

腾讯深度：美国人和国民党怎么看待中共代表呢？你们之间有无一些有趣的故事？

李普：我的故事不多，主要是我的太太。有一次她陪贺龙同志在北平看病，我们一进医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看看这个国民党宣传中的“土匪头子”有怎样的“三头六臂”。另一次她在执行部遇到一个美方老太太，她冲了我太太看了看，问她几岁了，然后摇摇头无奈地说：“可惜，可惜！”中共、美方、国民党三方各召开过一次鸡尾酒会。在一次中共的鸡尾酒会上，一个美方高级军官喝醉了酒，指着我太太和其他几位女同志，不断说“中国姑娘真漂亮”，一位中共代表告诉他：“她们都是共产党员。”军官竟然马上说：“魔鬼！魔鬼！”我们后来才知道，不少欧美人把共产党看得很可怕。

我太太还被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同志吓到过。李克农当时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管一切内部事务，他身材魁梧，神色严肃，本来大家说说笑笑，他一来大家就不敢吭声了。我太太有个同乡叫胡小为，原来同在新华社，现在同在翠明庄，在延安她觉得周围都是共产党，生活无拘无束，朋友亲切可信。结果有一天，她在翠明庄遇到一个人，问她姓甚名谁，要去哪里，谁介绍她来的，她都如实回答了。最后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哪里人。我是国民党。”胡小为吓得找我太太哭了一整天。后来大家帮她出主意，问她那个人长什么样，胡小为一形容，大家就想到是李克农！李克农后来对我们说：“这小姑娘太天真，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 ”

腾讯深度：你感觉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和背后的领袖，怎么看待这场谈判？

李普：当时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叶剑英独自住在南池子拐角一所独门独户的院子里，人称“叶公馆”。李克农不苟言笑，叶剑英则很会休息，有时还带我们到北海公园划游艇。有一次叶剑英兴起，带我们几个人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当时最好的雅座，也就是隔开几个单间，挂上一块白布帘，连门都没有。我们就座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在白布帘外窥探。叶剑英索性叫堂倌把布帘打开，甚至站起来即席发表演说，他身材魁梧，有理有据，赢得阵阵掌声。

还有一次，我们在叶公馆遇到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她是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希望和平合作，不希望打仗的。共产党的立场，也有比较开明的和比较不开明的。国民党方面也是这样。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叶帅，是希望大局和平的。真正大政治家，就是看的比较远的人，他现在就看到二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国民党里的左翼人士，像宋庆龄，何香凝这样（亲近共产党）的人，在党内是很少的，更多的人想的是，不要打了，都打了那么多年了，和平吧。共产党的首领毛泽东、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都不愿意那么斤斤计较。但现在回头看历史，不是远大领袖个人能决定（时局）的。

腾讯深度：如果当时谈判双方各退一步的话，您觉得“建国大业”是否可能提前到1946年？

李普：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的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最要紧的是调到东北。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的人也都云集在此，还有军区首长来北平看病的，以及过去没到过大城市趁机来玩玩的，今天来一批，明天来一批，南来北往热闹极了。

现在的设想都是没有用的。既然到1949年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1946年就不可能成立。我们对待历史要以比较远大的眼光来看，不能太近视。1949年成立的中国政府，不也还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嘛。

建国大业高潮：吸纳党外人士的民主政权破壳

腾讯深度：据说您除了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还参加了前一天召开的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李普：新华社负责发布开国大典的公报式新闻，我和李千峰承担这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她的这个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简称“新政协”，以区别国民党的“老政协”）的决定成立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9月21日至30日举行，这次会议被全国各大报称为“开国盛典”，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会议多么重视。我们两人作为这个会议的工作人员，属于新闻处，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

新中国政协大会第一天，毛泽东致开幕词，这就是那篇雄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文中宣布开幕以后，第一段就说：“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这一提法值得注意，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才渐渐演变为似乎不在其内了。

腾讯深度：您在一线参与报道，觉得当时中共建国的民主氛围如何？

李普：确实如毛泽东所说，人们当时到处纷纷议论，共产党了不起，打下了江山却不徇私。政协代表一共六百多人，分为五大类，“党派代表”这一类包括十四个单位。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这三个单位的代表人数完全一样，都是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两人。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六位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非中共党员；委员五十六人中则占二十七位，差不多一半。再看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的构成，副总理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郭与黄不是共产党人；政务委员十五人中，非共产党人士九人。

那时政务院下设四个委员会，分别辖三十四个部、署等部门，其中郭沫若担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科学院院长，黄培炎担任轻工业部长，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长，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沈雁冰（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何香凝担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科学院院长。总计当时非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占部长以上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此外，非共产党人的民主人士中，还有两位非常著名和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是沈钧儒，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人民法院院长。一位是程潜，也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五位副主席之一。

腾讯深度：您当时负责报道哪位领导人？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细节是什么？

李普：我记得大会所有的报告和演讲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惟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我们记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看他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我感到今天的任务不轻松，必须详细做笔记。等他讲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说：“我实在没有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

我接过他的提纲，那是两张16开的白纸，那时候叫做磅纸，比普通白报纸稍微厚一点。提纲列了八条，是用钢笔写的。我于22日当晚写成一条新闻交给他，25日才退回来，他太忙了。我敢说，整个大会期间他是最忙的人。从那时起，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管家。他的这篇文章也再无别的底稿。这一非常珍贵的文物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腾讯深度：您曾说，自己收藏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政府公告》？

李普：其实，开国大典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当时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标准的公文，当天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毛泽东宣读这个公告的时候，我站在他后排，他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文件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看看这个名单吧，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各派的实力人物，可谓尽在其中。而《公告》原稿中，只开列了主席和全体六位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写的是“陈毅等五十六人为委员”，其他五十五人都省略掉了。我事先已经知道，《公告》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入的。张治中曾是1945年国共和谈中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国共两党代表团达成了和平协定，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张治中就与他们分道扬镳。

我拿另一份铅印件添上那些名字发了稿，这件珍贵的文物就保存在我手里。“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把它抄走了。我百般说理求情，毫无用处。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如今是否还存在这世上。

腾讯深度：您觉得毛泽东为何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

李普：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名的论文开始，中共中央许多年来再三宣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所谓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上是建立和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

然而，1953年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听到了传达：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犯了“右倾”错误，现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1页查到这篇讲话，“题解”注明是批评刘少奇等人的，文中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两个月以后，1953年8月，问题更明确了，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宣部奉命以“中宣部”的名义发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又组织了几个人写了几篇通俗的宣传文章，我也分工写了一篇，首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后来集成一本小册子，在全国广泛发行，多次印刷，总共印了230.7万册。现在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9页查到毛的这个指示，题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腾讯深度：您今天重新看当时写的开国大典报道，您觉得其中有哪些长处或者是不足？

李普：我没有这样想过，今后也不准备再想，我不值得再去费脑筋了。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就不评判这些功过是非了。这样的事情，历史已经作出裁决，再要更多的，就有待于你们了。（感谢李普、沈容所著的《红色记忆》《洋女婿土老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