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访问：多伦多华裔女作家张翎

题图：多伦多华裔女作家张翎。

第一次见到张翎，是2005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与点评》新书发布会上，她站在台上讲了2分钟而已。“我想我的写作，不是忧国，也不是忧民，也不知道有什么责任感。我最大的一种需求是自救。我要是不倾诉的话，我哪天就要爆炸了，要是哪天你在多伦多的地铁里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浑身焦黑，头上冒烟，可能就是我。”形象的描述和直率的自嘲，引起台下一片笑声。所有的人都记住了她，即使是没有读过她小说的人。

时间匆忙，我的采访只能安排在她回到多伦多之后。

走在路上寻寻觅觅

多维：我想知道你写作以外的事。

张翎：只要不是关系到银行帐号，都可以。

多维：你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张翎：甭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交错的彼岸》。《交错的彼岸》有的一种恢弘的大气是其他两部长篇里所没有的。我是受80代教育的典型，记得曾经看过对苏炜小说的评论，当时评论的人用了“80年代叙事”这样一个词，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我曾经说过，我很希望讲述历史，从小溪一直讲到大洋，人们在这个过程里寻找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也许跟家乡有关，也许无关，因为这里的主人公都是从家乡出发，越走越远的。寻找家园并不是走到家，而是离开家来寻找。我特别喜欢《交错的彼岸》中洋主人公到中国去寻找的那一段，我喜欢采用一种纵向的手法下去，然后再很广地铺开来，深就从几代人的经历挖下去，广就是几个大洲怎么走。当然我可能没写好，现在回过头再来看，我可以把它写得更好。

多维：谈谈你的写作过程好吗？说说你怎么编故事？

张翎：通常一定是题材先打动我。

多维：这个题材是你的亲身经历，还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

张翎：突然冒出来的念头，但这个念头肯定是基于积累的。我觉得中国的文学理论里，常常会讲生活积累，可我老是想放一炮，中国多少年的文学评论家，对“想象力”关注不够。

一味地强调跟生活贴近，所以出来一堆文学作品都是跟自己生活的直接经验相当有关的，这也是可以的，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我认为应该超越这个限制，不能老是陷在直接经验里面。我这里说的想象力并不是普通人讲的那种想象力，那种没根没据的联想，而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积累过程中产生的碰撞，突然一下爆出的火花，那个时候想象力就出来了，其实想象力也是源于你的经验，不过不一定是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就多了，比如你跟人聊天，看书，观察，都是间接经验。我对整个文坛的看法，小说写得太实、太满，就像国画中的败笔，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而且都是很实的写法，写到一定程度，跟纪实作品没有太大的差别。

多维：那你呢？

张翎：我当然希望我不是那样。有的人说我的作品太空灵了，可我宁愿空一点，不要填得那么满。所谓不要填得那么满的意义在于，首先我自己有想像空间，其次我希望读的人也有想像的空间。写得太实太满，我个人认为不是好的小说，是想象力不够的表现。

多维：那么《交错的彼岸》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灵感？

张翎：其实，一直有个意象在我脑子里“一个人走在路上寻求……”，其他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这条主线衍生出来的枝干，至于故事则是从枝干里长出的叶子，既便不是这个故事，也会是别的什么故事。或许我没有把故事看得太重。当然别人读的时候是另一种看法，读者的关注点总在故事上。事实上，刚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甚至没怎么想故事，只是被脑子里的意象闹得寝食难安：一个人从一个小地方走出来，走进城市，越过大洋……。他一直在寻找，会找到什么他不知道，找没找到，他也不知道，但他就像穿上了红舞鞋，脚步停不下来……

多维：那个意象是不是你自己？

张翎：也许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吧。我出生在温州，我父母的上辈则出生在浙南一个叫作藻溪的很小的地方。出国之前，母亲曾带我去了那个地方，母亲告诉我：这是你祖父母辈出生的地方。然后我看到了那条河、那片树、那个太阳，很有感慨，择水而居是人类的天性，我两辈之前的亲人，从那么小的溪流中走出来，他们逐渐长大的时候，一定好奇这条溪流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他们走入城市里，走到温州，生下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又有了我，我长大了，心野了，我想瓯江（钱塘江支流）不够大了，瓯江之外是不是有更大的地方呢？所以我去上海读书，那时我以为上海已经是世界的极限了，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大的地方。可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上海--只是世界的开始。于是我又想，东海之外--大洋彼岸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于是，我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

我更想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越过太平洋之后，还会走向哪里呢？

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常常带给我灵感，让我思索。所以我试图写出这些历史--从一条小溪慢慢地走向大海，走到大洋……

1986年，我出国，当时就很想写，不过幸亏没写，否则写出的一定是“温州人在纽约”之类的东西。在出国10年之后，我有了不错的工作，很现实地混了一个饭碗--在多伦多做听力康复治疗师。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如果再不写，人就要爆炸了。

所以，我真正的写作是从多伦多开始的。

在我刚刚开始动笔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腿上长出一个黑痣，当时医生对我说，没什么关系，把它割了就好了。手术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两个星期后，我接到医生的电话，说情况十分紧急，让我立即赶去医生办公室，我当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医生告诉我：你得了恶性黑色素瘤，是第二期，必须马上进行治疗，如果效果好，5年的存活率也并非不可能。

（记者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