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年竟输液104亿瓶 利润能吓一跳

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表示，去年8月至今，全国有50%以上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初步统计基本药物价格大约下降了30%。他还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记者了解到，南京人的用药情况也不容乐观。

挂水怪象：感冒挂水是普遍现象

吴女士前两天烧到38.5℃，来到南京一家医院看病，医生验血后开单让挂水。而在诊室的对面，她的儿子也因为感冒在挂水。“我挂了一次就好了，孩子已经三天了还在挂，三百多元一眨眼就没了，看了一下药单，头孢抗生素是最贵的药了，一个就要近百元。不挂还不行，医生说孩子抵抗力弱，万一发展成肺炎就麻烦了。”

吴女士看了一下输液室，满满当当都是人，她挺疑惑，怎么挂水输液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反正觉得现在挂水有点多了，感冒后只要发烧了，没有个几百，是出不了医院的。”

不可否认的是，输液患者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临床上的过度治疗。一位社区医生说：“我们习惯把感冒输液称为大炮打蚊子。对普通感冒来说，西药有白加黑、百服宁等，中药也有银翘片之类，一盒最贵也不过十几块。如果静脉输液，费用就立即翻了上去了，几百块肯定要的。”

记者在一家社区医院调查发现，近两天，每天就有一百多号人来输液。“你跟他说回家吃药，他偏要挂水，说疗效快，许多人都这样。”值班医生有点无奈。

打针几乎退出历史舞台

与挂水相比，打针已经逐渐少见，有的大医院，注射室一下午都见不到一个患者。有市民表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打肌肉针是件很平常的事。一位女士清楚地记得，以前上大医院看感冒，大夫总要问发不发烧。要是不发烧就吃药，发烧温度在38℃以下的就打针，要是高烧不退才“打吊瓶”。

“其实就副作用来说，打针还是较输液小。”专家告诉记者，口服药物进入胃部后，有一个人体吸收接纳的过程，最安全;打针则是将药水打针到肌肉里，逐步流到血液，产生药效;而用输液方式，进入体内的药没有接收过程，省略了体液免疫以及细胞免疫环节，药液直接经由血液进入心脏，要是有伤害，会当即暴发并且十分凶险。

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专家周国平也告诉记者，治疗感冒必需坚持的原则是“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但是现在对于儿童而言，打针一般不怎么打，是因为幼童臀肌发育较差，臀肌打针次数越多，臀肌纤维坏死越多，挛缩也越重。一旦浮现臀肌挛缩，会影响幼童骨骼发育，所以在考虑治疗方案的时候，医生会比较谨慎。

感冒用抗生素并无必要

感冒挂水现象还引出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抗生素的滥用。

“临床上，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感冒发烧患者都需要抗生素，用了也无效。”南京一位医学专家告诉记者，拿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来说，价格较昂贵，所以在一般性感染疾病治疗时不作为首选药。不同的头孢菌素抗菌作用范围不同，现在有四代产品，各有长短处，但无论如何，对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等引起的感染无治疗作用。因此，选用抗生素，主要依据抗菌谱选择敏感药物，并非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更不是一病就要用。“拿儿童上呼吸道感染这个常见病来说，病毒感染的因素，有时能达到上呼吸道感染的七八成以上，而这部分患儿，是无需用抗生素治疗的。”【基层过度用药 抗生素激素等尤为严重】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尽管过度用药的事过去听了不少，没有想到再听还是那么吓人：一年给国人输了104亿瓶液，究竟是把患者当成了傻子，还是把药液当成了牛奶?试问，谁该为这104亿瓶液负责?104亿瓶液又给新医改什么教训?到底是医生诊疗水平问题还是医德问题?医院和医疗监管部门在过度用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显然，发改委官员只是举例说明，大概想说的是，不但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用药现象，而且也存在过度检查化验、过度治疗……“过度XX”，不仅助长了看病贵，更危害了公众健康。其实，去年国人输了104亿瓶液，也暗示2009年之前可能输液更多，因为去年初新一轮医改就已经上路，已经在动手纠正“以药养医”，财政投入也在不断加大。

不可否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后，药价有了明显下降。据发改委披露，初步统计基本药物价格大约下降了30%，这是好消息。但问题是，药价降了，药量有可能涨了，检查化验有可能多了。因此说，单纯药价下降意义有限，看病费用真正下降才有意义;评估医改效果，有关部门不能自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初步得到缓解，而是要听听患者怎么说。

既然国人的身体里装了104亿瓶液，公众必然就要追问，谁给国人输了这么多液?无疑，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正是由于医生滥用了处方权，才让国人过度医疗。在我看来，医生滥用处方权有两种可能：一是医生医德问题，即医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或回扣收入，让患者过度用药;二是专业素养问题，即医生的诊断和处方不科学不合理，把输液当成了灵丹妙药。

同时，104亿瓶液还会让人想到医药企业和医药代表，想到他们和医院、医生如何勾结起来销售药品。之前，就有某药企给医院援建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而医院承诺5年内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全部使用该厂产品的奇闻。至于医生吃回扣的丑闻，更多到难以统计。可见，对于过度用药，不但要约束医生，同时也不能放过那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药企。

医生滥用处方权，医院自然逃避不了责任。我甚至认为，医院存在的“三过”现象——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并不是医院疏于管理，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三过”可为医院创造更多利润，是医院盲目扩大、搞“面子工程”的支撑。

如果要问，一年给国人输了104亿瓶液，谁才是最大的责任人，我以为，监管者最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一方面，治理和监督过度用药是监管者的责任。目前，北京已成立了药事管理专家委员会，以遏制过度用药，但其他地方似乎还不见类似的举措，这必然会纵容过度用药。另一方面，财政补贴不到位，导致过度用药。不久前，某市一家三甲医院院长针对“药品同城同价“之举指出，“政府笑了，患者傻了，医院哭了”。医院“哭”的原因是，“‘同城同价’已经正式上马了，可是政府的补贴政策还没有出来。”

显然，财政补贴不到位，真正“哭”的不是医院，而是患者，用这位院长的话说，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药，都是由医生来决定的。这不是明摆着要给患者过度用药吗——不但要多用药，而且要用高价药。我以为，只要包括过度用药在内的“三过”现象存在一天，新医改就难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