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狱里的老外：菜虫也能变成外交事件

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噌噌翻番，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

高墙里的“国际倒爷”

拉瓦锡的余生从东莞开始。从前，他是活跃在广州三元里一带的“国际倒爷”，乌干达人。家里生了一堆孩子，上中国淘金来了。每天拖着一大袋衣服来去，吃力，来钱慢，直到某天有人教给他一桩赚钱的买卖：海洛因。

也许是老家乌干达战乱频繁，贩毒算不上什么要命的事，又或者拉瓦锡头一回知道海洛因是啥玩意，总之，他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离家万里的东莞石碣镇一座孤岛上度过余生。

孤岛叫新洲岛，听起来像是“国际旅游岛”：一方弹丸之地，吸纳了来自49个国家，操着25种语言的数百外国人。

不过很抱歉，这里不是联合国机构，这里是外籍犯监狱。1989年开始，这里成了新洲监狱的所在地，开始零散关押外籍囚犯。1996年，监狱更名为东莞监狱，正式成为广东省境内关押男性外籍罪犯的监狱之一。

拉瓦锡刚入狱，很不习惯，在被子里哭了四个月。写一封家书到非洲，动不动就是半年。层层报批，找小语种翻译，如果邮差能准确投递的话，一来一回的，几个月就过去了。不久后，监狱里的拉瓦锡得知老婆跟人跑了，5个孩子寄养在父亲家，连书都读不起。“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只能设法让自己高兴起来。”他说。现在，拉瓦锡是监狱里的积极分子。他会用中文说流利的日常用语，会应时举起右手，“BaoGaoZhangGuan”，径直走到警察面前蹲下汇报情况，还会开导别人，“每个国家有监狱，每个国家有规定”。不少人在抱怨，拉瓦锡从来不吭声。他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犯人。三年多了，他还是吃不惯米饭，中国食物无法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掰着指头盘算着减刑的日子，但岁月时常出现差错，有时候他以为自己的无期徒刑该减到18年了，结果却是19年。他很纠结这个数字，“在里边，一天就是一个月。”他决定诉。

“万国监狱”里的语言关

中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接受中国法律管辖，渐渐地，周边国家犯人都被聚集到这里。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因地缘文化接近，这批外籍犯还算通情达理，监狱管理的难度尚未凸显。

在东莞监狱的狱警们看来，真正的麻烦始于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拥入。比如拉瓦锡，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

今身份不明。隔了半个地球，语言、饮食习惯、风俗差得十万八千里，他们就像是麇集在中国监狱里的天外来客。

首先要过的，是语言这道坎。

异域的犯人来了一茬又一茬，狱警们还是原来那一拨，懂英文者寥寥。

外语人才太少，这是东莞监狱面临的困难。偏僻的工作地点、普通狱警两三千的工资很难留得住处处吃香的外语人才。小语种犯人的谈话至少需要4个人，只会讲土语的犯人，土语译英语的人，英语译中文的人，最后抵达狱警。这样的对话费时又艰难，中途还很可能会错意，比如狱警教育说，你想想，你这样做对不对，碰上了半吊子翻译，最后犯人的理解是，你这样做是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二字，犯人往往把“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理解为“获刑两年”。

拿狱警的话说，三分之一的外籍犯，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累得像骡子”。邓允民是六监区的监区长，常常是晚上七点半巡岗，就有十个八个排队要找，伙食，疾病，劳动，成绩，报酬，什么都反反复复地问。单是谈个“不吃冬瓜不吃通心菜”的问题，几个回合翻译下来，也得耗上十来分钟。

一条菜青虫，也是外交事件

初来乍到，磨合往往从吃饭开始。外籍犯人们诉求多多：不爱米饭，要求吃西餐、吃牛排，平时行不通，那能在圣诞节叫肯德基外卖吗？通货膨胀那阵，绿叶菜的价格噌噌翻番，食堂只好采购便宜的芽苗菜和瓜类。而这几乎成为监狱的不安定因素——黑人们不吃豆芽，没见过，也坚决不吃冬瓜胡萝卜什么的，一个人表抗议，同国家的几个人就围上来起哄。

一条菜虫都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一次，有伊朗人在菜里发现了一条菜青虫，当即打捞出来做成标本，火药味十足地向监狱投诉，你虐待我们，漠视我们的健康权。“几百人的大锅饭，不可能每片菜叶都较真”，干警们不得不像保姆一样哄他们有菜虫才是蔬菜无公害的表现。至于外籍犯究竟怎么管，国家尚无明确法规东莞监狱方笑称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被上升到“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国际形象”的问题。监狱管理方需要在“所有犯人一视同仁”和“给予外籍犯适当照顾”间小心地拿捏。

比如在劳动方面，中国犯人每月的底薪比外籍犯人少；外籍犯的任务量也轻一些，食物标准上也比中国人高一些。

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

如今，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

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倒是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神经仍旧绷得很紧。“国家主权”“外交大局”“国际形象”，这些关键词悬在头顶。外籍犯难管难教，外交无小事，说话务必小心，否则就是开“国际玩笑”。不过，现阶段可供指引的，仅有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一套法律管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实践起来有难度。”有狱警说。比如，刑罚执行的功能是把犯人改造成合法公民，“合法公民，合哪个国家的法呢？”一位教育科的狱警表示忧虑。

巴基斯坦人诺伊贩毒入狱，他看上去六十多岁，瘦癯、皱纹，牙没剩几颗了，护照上的日却是1962年1月1日。诺伊说他在12岁那年从高楼上摔下来，大难不死，为感谢真主安拉赋予他第二次生命，先前的12年都归零了。按照中国法律，60岁以上为老年犯，在劳动和起居方面可适当照顾，但干警们至今为难，毕竟官方数据上，诺伊只有48岁。

又如，中国大陆犯人可以假释，但外国犯人没法假释，离家人实在太远了。

在宗教实践一项，规定是“不得从事宗教活动而针对每天要做5次以上祷告的穆斯林犯人，另有“适当照顾”的指示，可以心里信仰，休息时间在房间范围内自己祷告没问题。(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