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日本籍战士：脖上挂同胞遗骨打过江

曾子墨：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这是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所说的话。在解放战争中，日本籍解放军战士随部队从中国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出生入死立下战功。

解说：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组织下，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一共在中国访问了10天时间。2010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希望他们继续为促进中日友好做出新贡献。

陈军（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我们希望在他们还能够行动比较自如的时候，健康情况还允许的时候，希望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能够更多地到中国来。

解说：元木和男，83岁，辽沈战役中是解放军四野第29后方医院的一名炊事员，回国后，用漫画和文字的形式写成了《漫行中国》一书，但是刚开始，由于思乡心切，元木和男曾想尽办法要离开部队。

元木和男（日籍老战士，83岁）：我当时就给伤病员做饭，用那种很大的锅生火煮饭，就往饭里掺沙子，当时伤病员吃了以后很恼火，就跟司务长告状，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全是沙子，肯定有问题，司务长就跟伤病员解决说米没有洗好，搪塞过去了。司务长告诉我下次不能再这样了，然后让我重新做一锅饭。

解说：仅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就有近万名日本兵，其中日本医务人员约为几千人。但是一方面处于民族仇恨，一方面由于语言不通，后方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动辄剑拔弩张。

元木和男：当时我爱人也是这个医院的护士，有一次，伤员让她拿接小便的容器，我爱人听不懂中文，给他拿了一个葫芦，伤员就很生气，当时伤病员便秘的时候，我们日方的医护人员就用手抠出来，如果伤员的气管被痰堵住了，我们就用嘴对嘴的给它吸出来，让他呼吸畅通。

解说：元木光子是元木和男的妻子，83岁，曾经是29后方医院的一名护士。

元木光子（日籍老战士，83岁）：当时有好多伤病员身上有虱子，这些虱子把细菌传染给了伤病员，他们就会生病，有时候发烧，好多日籍医护人员也感染了这个病，武汉战役时候很多人得了疟疾，伤病员、干部、护士都感染了疟疾，但如果大家都躺到病床上的话，就没有人给伤病员做饭，也没人给他们打点滴，没人照顾他们了，因此上级就下命令，发烧没到摄氏38度以上不许休息，摄氏38度以下的人必须要继续工作。

解说：在部队里，很多医护人员也感染了疟疾，但是他们却把药品让给了伤员。

元木光子：当时治疗疟疾的药品很少很难得，奎宁药都给伤病员了，我们医护人员都吃另一种叫阿泰氟啉的药，是一种黄色的药片，这个药吃完之后脸和手都变黄了，连出的汗也变黄了，所以穿衬衫的时候衬衫也跟着变黄了，如果看到对面一个医护人员身上脸都发黄，衣服也发黄的话，他肯定是得了疟疾。

解说：元木和男还记得，当时后方医院条件极为简陋，经常是借用民房当手术室，而且医生数量严重不足，牙科医生也经常做外科手术。

元木和男：在五道江那个地方，我们借用的是过去日本兵的宿舍，天气很寒冷，能到零下二三十度，但为了照顾伤病员，护士先把鹅卵石烧热，然后垫到伤病员床垫下面取暖。

解说：由于条件艰苦，元木光子说那时自己常常生命、感冒，后来上吐下泻，得了痢疾。

元木光子：我以前脸上胖乎乎的，也很爱笑，生病的时候就变得很瘦，那时候我还没结婚，我当时叫阪井，有个姓徐的司务长就问我，阪井你怎么瘦了，我说我拉肚子了，在楼上住院治疗。

解说：正是这个司务长给了元木光子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元木光子：徐司务长看我瘦的可怜，一到半夜就在外面喊，阪井阪井你这么瘦了，你要不要吃大米饭，我说我要、要，他就拿来给我吃，他还给我留肉包子，有时候还给我馒头，有时候还给我大米饭，还有一些肉做的小菜，他用报纸包着拿来给我吃。

解说：在这个司务长的照料下，元木光子逐渐恢复了健康。

元木光子：一般来说得了痢疾是不能吃油腻的，会出血，越来越瘦，然后会死掉，但是我却刚好相反，吃了东西之后逐渐恢复了健康。

解说：元木和男还记得，在29后方医院中，有7个日本女孩子，她们都是随父母来到中国，后来在锦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

元木和男：侵华战争结束后，她们跟着日本军队一起，想逃回日本，从锦州一直跑到了朝鲜边境，跑到丹东的时候，日本军队丢下了大概十几万老百姓，她们就没法回国了，她们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没有办法就加入了八路军，做救护工作。

解说：元木和男说，八路军部队后撤到长白山的时候，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候，由于物资匮乏，营养不良，再加上繁重的工作，这7位日籍护士染病身亡。

元木和男：她们牺牲时候因为比较艰苦，我们草草的挖了个坑把她们埋了，1986年我回到通化，《通化日报》的记者协助我，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墓。在通化郊外一个东北联军墓群里，我们发现了她们的墓碑，后来我们把这个墓迁到通化附近，树了一个碑，把她们当成烈士来祭奠。

解说：解放战争中，牺牲在前线的日本人还有很多。

元木和男：还有一个小姑娘，她是从日本新泻县过来的，当时只有16岁，生病以后，在临死之际非常痛苦，因为她得的是肺结核，我们虽然尽力治疗了，但仍然无法挽救，她躺在床上写下遗书，写的是我这样死了，真是太遗憾了，姐姐，真希望你有一天能看到我这封遗属，妈妈，我对不起你，就是这么一封遗属。

解说：在元木和男的脑海中，这个小姑娘的身影多少年都挥之不去，后来他辗转打听到，当年有位朋友把女孩的一只胳膊带回了祖国。

元木和男：因为当时打仗，来不及火化她的遗体，但日本人有个习惯是把遗骨带回祖国，所以在处理遗体的时候，她的朋友就把她一个胳膊切下来，烧焦以后挂在脖子上，就带着这个骨头好多年，一直南下战斗，中国同志问这是什么东西，她告诉他说这是我朋友的骨头，我要把它带回日本，带给她的家属。

解说：2010年8月2日，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参观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他们中很多人当年都曾亲身经历了这场战役。冲森日登志，81岁，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派往中国战场，日本投降后在中国东北四处流浪，为了有口饭吃加入了八路军，那年他只有15岁。

冲森日登志（日籍老战士，81岁）：一个星期一次左右吧，改善生活，给我们发什么面，发点儿大白菜、猪肉，让我们包饺子，我们小孩哪知道这个包饺子，我们只能做点疙瘩汤吃，人家笑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们搞这个疙瘩汤吃，他们来剁菜、剁肉，让我们学习包饺子。

解说：冲森日登志说，八路军有着严明的纪律，就算是外籍战士也不能违反规定。

冲森日登志：首先到老百姓家休息，我们就睡在马厩里头，或者是这个什么，我们很对不起，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或者是凳子拿下来，当做我们的铺来用，连这个锅也不能借的，只好就是这样的时候，吃自己带的干粮。

解说：当时解放军伤员担架队也有很多日本人，18岁的冲森日登志是部队中的一名担架手。

冲森日登志：一次在马子沟的战斗，冬天零下40度，战士牺牲了，扔手榴弹的这个姿势牺牲的，牺牲以后要把他们埋葬，或者是往后运送，给他好好穿件衣服，但是这个手势，不能给他穿衣服，那怎么办呢，那也得硬把他的手拉断，也得让他好好休息。

元木和男：担架队是在最前线，双方战斗很激烈，很多战士负伤了，我们要把伤病员抬下来，但是子弹扫射得很猛烈，我们无法接近伤员，但还是勇敢地冲上去，我们用绳子拴住伤员，用绳子绑住伤员的脚，在炮火很猛烈的时候，国民党打枪的时候我们不敢动，不打的时候，我们就一点一点从前线把伤员拽过来，然后送到后方医院，就这样多次在战场上往返，国民党打枪，我们的战士就还击，他们保护我们撤回来。

冲森日登志：天津，我们的战士总共死了428位，死了428位，一月份，天津的土都是冻土，用镐和锹也破不开，那也得硬破，都是把战士埋葬在那里，现在有的那个38军纪念碑，那个周围都是我们担架队、卫生队和剩下的战友们，破开土，把牺牲战士埋下去的，所以那个烈士的纪念碑上写着，英勇的烈士，把鲜血洒在海河上，有这么一句话。

解说：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一个医疗所三天三夜就抢救了两千多名伤员，许多日本籍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有合眼。

元木光子：伤员一个接一个的，开刀做手术都做不过来，从早上做到晚上，晚上也不能睡觉，切手、切胳膊、切腿都做不过来，一天到晚都是手术，累得脑袋昏昏沉沉的，伤员处理好之后送到后方。

冲森日登志：有很多其他的日本人，把自己的血抽出来给伤病员输血，这种现象是平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两国的战友，血肉相连的战士。

解说：在战场上，最可怕的疾病就是伤口感染而引发的破伤风，冲森日登志至今还记得，当年由于血清匮乏，很多伤员都死于破伤风。

冲森日登志：如果是这个破伤风不马上动手术的话，可能是他全身毒气就转过来，生命就危险了，需要现场开刀，开刀怎么的，就是把那个大腿拉掉，大腿拉掉，人家多痛苦啊，我们压着他，让他腿不动，救他。

元木光子：每天都有伤病员来，但是没有血清，所以伤病员的病就治不好，情况很不好，得了破伤风之后最开始脖子动不了，喝不下去水，手脚动不了，这都是最初的症状。破伤风的患者来了以后，我们就先给他们洗洗脸，然后喂他们吃东西，但是他们都动不了，吃不下东西，这都是破伤风的症状。当时我一直照顾他们，争取早日治疗破伤风。

解说：在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时候，冲森日登志感染上了疟疾，差点送命。

冲森日登志：打摆子了，隔几个小时热，隔几个小时冷，人迷迷糊糊的，我们卫生队的这个姓孟的，当时我得了病，快要死了，这个孟先生不让人死去，宁可优先给奎宁药，一般战士也不给吃，但是我是外籍人，优先给你这个药让我吃。

解说：这位孟医生用了奎宁药，救了冲森日登志让他度过了鬼门关。

冲森日登志：不久我没知觉了，那时候我背的背包，干粮袋什么都没有，丢了，没有了，我是那种状态，有了奎宁药，我就苏醒过来，活下来了，要不然的话我早就死了。

解说：后来冲森日登志被送到马列学院学习中文，他用汉语写了一首诗，浓缩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冲森日登志：林海雪原冻眉毛，巨龙初显下江南，脚踏雾霭急行军，战马子沟是战场。

解说：2010年7月29日，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组织召开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日老战士座谈会”，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原空军机务部部长张开帙等多名老战友到场参加，中日两国的老战友们，共同回忆了70多年前那段永生难忘的经历。

林虎：教官，这是老航校的，我飞行的教官。

解说：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曾是日本陆军航空兵，1945年在山东被俘获，加入了“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后被调到航校做飞行教官。

筒井重雄（日籍老战士，91岁）：由于我以前在飞行部队工作过，我就提出能不能参加这个航空学校，上级说可以，那么等我结束了负责的日侨遣返工作以后就到了哈尔滨，参加了空军。因此，我成了飞行学校的教官，当时我想彻底反对战争，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让日本人安全回国。

解说：1946年6月1日，老航校正式开课，老航校的教学就在中日人员间复杂的情感交集中展开了，刘玉堤，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当年却是一名让教官头疼的学生，有一次在训练起飞的时候，刘玉堤用力过猛，将老师摔出了飞机。

筒井重雄：我告诉过学生，在起飞前滑翔的过程中，会感受到60公斤的重力，刘玉堤在滑翔时没有感到这一点，虽然速度很快已经可以起飞，但他一直没有拉操纵杆，我对他说赶快拉啊，刘玉堤仍然在体会在最后一刻他才让飞机起飞。

解说：动作粗是土八路出身的中国学员一大通病，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的学员把“柔和”两个字写在飞行服上，有的在操纵杆上包着装满图钉的布，力气一大就会把手扎破，与此同时，大批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籍地勤人员和各类技术人员也都相继加入了老航校。

大澄国一：（日籍老战士，86岁）：学飞行对于头脑呆板，想法一根筋的人不太适合，我认为飞行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我有一个叫李汉的学生，做事情个性比较活泼，所以说他开飞机很厉害。

解说：1949年10月1日，17架缴获自国民党的各式战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当开国领袖们抬头向天空仰望，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筒井重雄：最令我兴奋的是，1949年的国庆节，也就是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新中国成立了，当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的时候，大家都说飞机来了，我们的飞机来了，这时候飞过天空驾驶飞机的驾驶员很多都是我的学生，我非常激动。

解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航校的学员纷纷被派往战场，张积慧在朝鲜战场上立特等功1次，一等功2次，空军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大澄国一：像张积慧在空中战斗的技术当时并没有掌握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空战，虽然有教，但都是一点两点简单的方法，还不能全部掌握，美国的战机飞来，如果是日本飞行员的话，他们会通过飞行技术从层面来打掉敌机，而张积慧直接冲着美国飞机就飞过去了，完全不用技术，直接飞过去，美国飞行员肯定吓坏了，所以就逃跑了，这时候他又开枪，结果对方飞机就被打中了。所以他绝对是靠不怕死的精神胜利的，所以比起技术来说，那种斗志才是最厉害的，对于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斗志才是最重要的。

解说：筒井重雄的得意门生刘玉堤在朝鲜战争上总共击落9架美军飞机，并且在僚机失散的情况下，创造了击落4架敌机的纪录，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筒井重雄：后来刘玉堤参加了朝鲜战争，那时候我在长春空军医院住院，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刘玉堤受伤了，可能是跳伞的时候挂到树上受伤了，也被送到了空军医院，我们就见面了，他见到我非常激动，冲上来，紧紧拥抱我，说是你啊，因为我是他的老师，上来就紧紧抱住我，他的勤务兵很吃惊，说这是什么人啊，刘玉堤怎么跟一个日本人这么亲密。

大澄国一：美国的新闻媒体，都说新中国在一夜之间就有了空军，在我看来，中国在一夜之间就有了最优秀的空军飞行员，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留在牡丹江的老航校当教员，每天都看报纸，我把中国空军和志愿军的报道消息告诉给航校其他的日本教员，一般的日本人都看不懂中国的报纸，所以我就把我看到的告诉他们。

筒井重雄：牟敦康当时叫他小牟、小牟。牟敦康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到陆地上一落马上又抬起来，然后说教官，你看我飞得怎么样。

解说：牟敦康，筒井重雄的得意门生，1951年秋奉命赴朝鲜作战，后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时，与美军100多架战斗机编队遭遇，在击落一架飞机后，机身中弹，壮烈牺牲。

翻译：他要献一束花，花点钱。

他们没准备花，不用花钱。

到时候我们代表您给他献一束花就行。

我们把您的心意表达就行了，不用给钱。

筒井重雄：要不你们就把钱当作一种纪念品留下吧。

工作人员：好，好。

木下真美（筒井重雄的女儿，52岁）：那是我父亲的他自己的一个感情的自然表达，这对我父亲来讲，这都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一定要给他献一束花，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学生。所以刚才他说，来这儿看到了非常好，他一生都不会再留下遗憾了。

解说：1954年在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华日本人掀起了回国的高潮，其中包括滞留在中国的日侨和日本战俘。

冲森日登志：近十几年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挺高兴的，我的父母也来接我了，很高兴。

解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喜悦，已经习惯了在中国生活的大澄国一并不想回去。

大澄国一：来了命令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国了，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回去，完全不想回去，我的故乡在名古屋，那里已经被美军炸平了，我对上级说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中国，上级说不行，这是命令，必须回国。

解说：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考虑，中国政府劝说大澄国一和前田光繁回国。

前田光繁（日籍老战士，95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依依不舍，我父母很早就都去世了，我的两个姐姐也都已经出嫁，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那时候我没有家，也没有钱。

大澄国一：我作为日本人代表，用中文在送别会上发表了临别赠言，在赠言的时候我哭了，因为太激动说不出来话了，没有说很多的话，一点也说不出来，只有不停的流泪，中队长带着所有的学生，一直把我送到机场，大家都挥着手给我送别，那些记忆我现在也不能忘记。

解说：到1958年，前田光繁、筒井重雄等最后一批日本人回国，当前田光繁离开中国时，他在中国一共生活了20年，回国后，前田光繁始终找不到工作，就在一家小工厂烧锅炉，直到70多岁。

前田光繁：我回去之后就直接去了东京，到东京以后住在安置房里，后来政府又给我们援建了房子，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府给了我们一笔钱，刚回去的时候，就靠着这些钱生活了一段时间。

解说：但是反战同盟成员在回到日本以后，一度被国内的右翼势力骂为“卖国贼”，甚至长时间生活在警察的监控之下。

花园昭雄（日籍老战士，83岁）：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批回日本的，说实话当时日本政府不想让我们回去，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批回国的人，都是在中国受过思想教育的人，他们回来之后说不定马上加入共产党，搞一些红色革命，新闻还报道我们这些人在中国干了什么，那些人在中国干了什么，那时找工作也不好找，住的房子不怎么样，因为父辈一直都在神社里当住持，所以就寄宿在那里，生活很艰苦。

筒井重雄：直到现在别人还说我是共产党，对我很戒备，刚回国的时候警察就来找我，问我在中国干什么了，回日本要做什么，警察一般过段时间就会来看看我的情况，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时间，他们还调查我，因为当时我回国的时候有很多行李，用几张人民日报包着鞋子，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警察说把人民日报给他们吧，这个作为证据，回去也好交差，我就把人民日报给他们了。

解说：经朋友介绍，筒井重雄找到了一份汽车修理的工作，但是却经常受到警察的盘问。

筒井重雄：警察每次来问我干什么呢，我说修车，又问我修什么车了，然后去修理厂那边问，看两边能不能对上，防范着我，后来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了，就想去当农民，但又租不到土地。

花园昭雄：由于顶着“赤色分子”“卖国贼”的帽子，还有很多人举步维艰，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贫困。

元木和男：即便是找到工作，警察也很关注，会问找到什么工作，我们刚离开公司，警察就会去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所以公司就会跟我们说，我们在这儿工作警察就会经常来调查，影响公司正常工作，就把我们辞掉了。

元木光子：从中国回去之后思想赤化，去哪里应聘人家都不要我们，正好我亲戚开了一家医院，我就在那儿工作了，我老公找不着工作，只能自己学习，想拿到钢铁工人执照，拿到这个执照之后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自己又当老板又当员工，一天从早忙到晚，工作量是别人的两三倍，不管天冷天热都不能休息。

花园昭雄：砂原惠，此次日本籍老战士代表团秘书长，今年78岁，5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15岁时参加了解放军，1955年3月，砂原惠回到日本，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砂原惠当时是日方的一个翻译。

砂原惠（日籍老战士，78岁）：最深刻的是郭老在早稻田大学学生面前讲话之后，有一个学生问郭老，郭沫若先生为什么中国有汉字，要给它简化，他说这个世界上用的这个汉字，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日本，我们也是简化字，不是长期搞的，很短期。

解说：砂原惠试图帮助中国开设工厂，并引进日本先进的技术和资金，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为了促进中日贸易，砂原惠希望北京方面邀请日本著名的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访问中国。

砂原惠：日本举办东京的奥运会，日本的女排冠军，然后这个厂家是日方，日方的话，北京能不能把这个大松教练请到北京来，这种体育的交流和经济贸易的交流都混在一起。

解说：周恩来不止一次在国际上说，虽然今天中日之间的贸易量很小，但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日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但是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对此公开反对。

冲森日登志：日本的右派，扔鸡蛋侮辱中国的国旗，这就是对中日贸易又产生一种障碍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暂时把中日贸易中断，只能是这个照顾一些产品，就是这个什么呢，天津的板栗、海蜇皮，有一些棉织品，只能通过一定的数量做这个，其他的贸易都暂时断掉了，中日双方就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解说：后来，砂原惠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找到了工作，而冲森日登志也一直为日中两国之间寻找合作的机会。

冲森日登志：比如解放军做这个铁路的维修工作，大量需要推土机，那时候小松的经济状态不太好，那么周恩来同意就是从小松大量买推土机，一方面支援日本的这些民族企业的繁荣，一方面打开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门路，来双方合作。

解说：直到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逐步正常化，当局对这些老人的监视有所放松，他们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花园昭雄等人便在此时联合了日本各地战友，创建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老人们相继去世了，因此这次日本籍老战士访华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澄国一：我非常想去中国，但是我年纪大了腿不好，我这次能到中国来，回去就算死了也知足了，如果到我死的那天，我会把中国的朋友的名单写到一张纸上，抱在我的胸前，这样我死而无憾了。

小林宽澄（日籍老战士，92岁）：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教育过我的那些老师，尤其是张香山先生，他2009年去世了，我听说以后很伤心，还有赵安博先生，这个人也去世了，当时很多的朋友现在都一个一个走了，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现象，但是看着我的朋友一个个撒手人寰，我很伤心，心里不是滋味，与其说是伤心，倒不如说是寂寞。

筒井重雄：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曾子墨：2011年3月，日中和平友好会创始人之一金丸千寻与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取得联系，希望能在清明节期间来中国为赵安博先生扫墓，赵安博曾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解放后担任中联部副部长，与金丸千寻有着长达50多年的友情，而今，赵安博已经去世多年，金丸千寻也身患癌症，动了两次大手术，这次他带来一瓶日本清酒放在老友墓前，作最后一次告别。

金丸先生说，日中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文化交流远远比商业利益更为重要。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