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现身清华校庆

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红色精英摇篮”，清华百年校庆各界精英参与者众，其中中共高层初李长春外悉数出席清华校庆活动(李长春因在外访问未露面)，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造反派领袖之一——清华大学1967届学生蒯大富的现身也颇受外界关注，甚至有人找他索要签名。

有人说清华百年历史有两年是他的。蒯大富，1967届(1967年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说到文革，钱钟书说，“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一种是受迫害者所感到的羞耻;一种是文革打手所应该感到的羞耻;还有一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应该感到的羞耻。”反思与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避免灾难重演。有论者还认为，说三种羞耻是远远不够的。最为关键的是掌权者滥用权力、制造邪恶的羞耻，这种羞耻不反思，一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对人性的迫害和摧残。

资料显示，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

1966年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

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文革期间的照片前留影。

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

12 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304厂)任技术员。

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

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传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