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文叫板政法委

中国社会管理方式之争日益激烈，继中国政法系统高官发文提出警惕公民社会的要求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对公民社会给予支持。他发表文章说，公民社会对于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全社会、各级党政官员应对公民社会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

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文章说，近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之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逐步从原来的管制为主，开始转向培育和鼓励为主。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伴随着这一重大转向，对公民社会的资源供给明显得到改善，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开始增加，不过从总体上说资源供给还相当不足。

文章说，公民社会在中国正茁壮成长，应当说是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重要了。去年我们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总共有160多个民间组织申请我们的奖项，许多项目做得非常出色，对国家和公民意义都很大。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说明不仅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气候和力量。没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俞可平在文章中畅谈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改革开放后，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其突破口是政企分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开始适度分离。

文章表示，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走向国际，这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社团已经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各类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文章最后指出，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2011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社会管理的课题。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在中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社会管理应着眼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亦即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通过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其手段必须是严厉的，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社会骚动的苗子。

此前，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表示，中国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设计的所谓 “公民社会”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