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拿着菜刀和手表闯进村支书的家

刘晓波下乡时对村支书很不满，那时已经到了“文革”末期，大多数有门路的知青都找关係回去了，只有他和几个姥姥不痛舅舅不爱的知青留在生产队偷鸡摸狗。他左手提着一把菜刀，右手拿一块手錶去了支书家。支书留下后者，摸出一张招工表给了他

1969年，14岁的刘晓波跟随父母奔赴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插队下乡。关于这段经歷，刘晓波在其文章中却很少提及。

确切地说，刘晓波的父母应该是“五七战士”，下放到内蒙古的。当时，长春市有一大批机关干部和知识份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所谓的“五七战士”上“五七干校”，就是“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份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但“五七”干校必定有限，当时长春市的许多机关干部和科教人员都带着家属，直接下放到吉林省和内蒙古的农村——也就是刘晓波所说的“随父母到内蒙古插队下乡”。

1971年“九一叁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然降温，开始陆续有人回城重新工作。1973年下半年，刘晓波又随同父母从内蒙古返回了长春。随着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城，当时的长春市出现了不少“五七楼”，也就是返城的“五七战士”家庭聚居的地方。如今，这些“五七楼”因居住密度大、基础设施不完善、有碍城市景观，被列为危旧楼房改造了。

从内蒙古农村返回长春后，刘晓波只读了半年中学，便又不得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年是1974年，19岁的刘晓波来到距离长春市不远的农安县叁岗公社插队落户。

刘晓波的写作生涯就是从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开始的。在《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答谢词》中，刘晓波这样说道：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

两年后的11月，也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刘晓波抽调回长春，在市建筑公司当了一年的抹灰工。写了很多文章的刘晓波，不知何因很少谈起“两次”上山下乡，还有当了一年抹灰工的经歷。

不过，据刘晓波的朋友刘路撰文介绍，刘晓波在2005年5月到青岛旅游时，曾闲侃过自己上山下乡的经歷。

刘晓波说，下乡时他对村支书很不满，因为那时已经到了“文革”末期，大多数有门路的知青都找关係回去了，只有他和几个姥姥不痛舅舅不爱的知青留在生产队偷鸡摸狗。后来他左手提着一把菜刀，右手拿一块手錶去了支书家。支书看看寒光闪闪的菜刀和亮晶晶的手錶，留下后者，摸出一张招工表给了他。

就这样，刘晓波于1976年返回了长春，被分到长春市建筑公司当抹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