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之灾难重现

“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因为“大跃进”建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就诞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 。 “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书。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C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D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报》），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 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道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道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当时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放卫星，都与这位敬爱的刘主席有很大关系。可是，没有听说他要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负责，在庐山会议上，等彭德怀上书直陈大跃进的错误时，这位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没有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等1981年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定性大跃进问题时，也没有人主动站出来，说明放卫星、成立人民公社与刘少奇有关系。倒是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认为造成大跃进这样大的问题，责任在自已身上。因为他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应当承担领导责任。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党为大跃进公开承担责任的证据。　　 当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责任，主要目的还在于让下面工作的同志放下思想包袄，减轻压力，继续讨论大跃进工作中的失误，找出问题的根源，以便把将来的工作做得更好。这符合当时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党性，因为当时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要求，就是要求敢于承担责任，并负责把其工作失误纠正过来，使工作重新走上正确轨道。当时毛泽东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果断地停止了大跃进中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帮助国民经济很快走出困境。　　 当1981年重新评价大跃进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在大跃进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一线领导们一个都没有了责任，本来想着因为自已的主观武断，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应当受到追究，现在看到主持大跃进批判讨论的人将责任引向公开承担责任的毛泽东身上，个个顿时没有了负担，声嘶力竭地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把自已打扮成左倾文革的受害者，尽情发泄自已的不满情绪。这样，大跃进中所有的错误都由毛泽东一人承担起来。　　 通过回顾党史，人们痛感到，勇于承担责任曾经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四平攻坚战中失败了，部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在战后召开的战役分析会上，林彪三次站起来，主动承担责任，说仗没有打好，主要责任在自己，与李天佑没有关系。事实上李天佑就是这次战斗的前线指挥员。林彪承担责任的结果，就是总结经验，苦练战术，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很快攻下了锦州，报了四平失败之仇。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分兵失败，各路部队损失超过5万。下面指战员多有指责。作为部队的指挥员粟裕主动承担责任，并向中央作出检查，同时反思失败的原因，振作精神，重新作出战役部署，进行了沙土集战役，夺回了战争主动权。金门岛战役失败，作为前线指挥员叶飞也主动承担了责任。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主动承担责任是那时共产党员应当尽到的职责与义务。那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也体现了共产党员敢于承担责任的光明磊落的一面。自从大跃进批判，应当承担的责任的人们不敢承担责任，并将责任推给去逝的毛泽东以来，共产党员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一光荣传统被破坏了。　　 这样批判大跃进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推卸责任。通过批判大跃进，人人都学会了推卸责任。每当有好事出现，成绩成了自已的，争相表白，自已当时怎样怎样负责，当有坏事出现时，争相推却责任，责任是谁谁的，要么是死人的，要么是下级的，反正不是自已的。总而言之，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尽。这种行为，在当今处理煤矿事故时表现得非常清楚，一出事故，一是将责任推给死难者，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领导将责任推给下级，是谁谁故意违章造成的。一级推一级，只到下级没法再推时，只好承担起责任，成为上级违章指挥的替罪羊。当然，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特别是厉行责任追究的今天，下面人也学会了推卸责任。等遇到需要承担工作责任的时候，人人都思之再三，推诿扯皮，不愿去干。结果不但严重影响了工作进程，而且毒化了社会空气。不少人感叹，现在人的工作难做，推推动动，不推不动，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了主动性，害怕承担责任。　　 只到现在，中国购买美债几千亿遭到严重损失，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中国社会腐败至此，天怒人怨，有人敢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公开承认错误吗？中国资源掏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人敢于为此承担责任吗？中国南海主权尽失，连越南与菲律宾都敢骑在中国头上拉屎，这丧权辱国的责任，有人出来承但责任吗？如果连承担责任这点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好意思批判人家敢于承担责任的毛泽东呢？你一个内忧外患，外国列强轮番欺负的局面能比人家朝气蓬勃，国际社会普遍敬仰的局面更好吗？更光彩吗？　　 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主动承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原因就在于，象大跃进这么影响深远的运动，只能是共产党的政党集体行为，是党中央集体决策、推动并实施的。这个责任，特别是领导责任只能由党来集体承担，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因此代表党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当后来人们再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有谁能想得到这个运动还是一个政党的集体行为，想到这个责任应当由它的负责人来承担呢？可是当1981年重新评价这个运动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一个过世的历史老人还能为一个还继续存在的党承担领导责任吗？能领导这个党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保持今后不再犯大跃进类似的错误吗？这些人没有想到，已经掌握领导权的第二代核心或者第三代核心应当代表党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也许他们没能这样想，他们可能认为，有毛泽东一人来承担，也就够了，他们没有任何历史负担。他们不清楚，事实上一个过世的人不能为一个还有生命力的政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这件事处理不当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但严重影响了它的声誉，导、致它一再处于中外敌人的强烈攻击之下而有口莫辨，而且还使旧的错误得以沿续，即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盲目冒进，瞎指挥，浮夸风，造假等行为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在以后的工作中大量存在，而且还产生了工作热情严重挫伤、洋奴哲学抬头，爬行主义盛行，推却责任风气当道的新问题。这些风气经过三十年的发窖，到现在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信任缺失，社会道德败坏的局面。导致后代的领导人左右为难，不知怎样应对才好。　　

1958年的大跃进。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当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针鼓舞下，中国境内同时铺开了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工农业生产战线”，其中主要是农业战线与钢铁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石油开采方面的“川中会战”，（这在电视剧《奠基者》中有描述）。第三条战线就是由聂荣臻领导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爱国科学家共同参加的“两弹一星”攻坚战线。这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有具体的描述。这三条战线的指战员均受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方针鼓舞，都是以高昂的精神斗志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但是由于处置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第一条战线失败了，导致了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第二条战线当时也失败了，但是它的组织者石油部长余秋里不甘心，不放弃，及时总结经验，随后又转战松辽平原，组织了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一举成功，扔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大会战组织本身-----大庆油田也成为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典型，全国学习的榜样。第三条战线，由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一开始就按科学规律办事，做到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虽然途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毕竟成功。造就了中国称雄于世的尖端国防工业。　　 这三者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马，并且均受大跃进精神影响的大工程。其结果两个成功，一个失败。如果单说工农业战线方面追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罪果的话，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还有石油会战与两弹一星，同样都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后者成功而前者不成功，不能说明大跃进本身有错误。而只能说前者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与工作方法上有错误。我们对大跃进的认识，就应当从三者对比中进行比较分析，去真正认识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确实要公开

报喜不报灾，毛泽东的罪恶在中国都被掩盖，如同金日成在朝鲜只被赞誉为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