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谁能把刘女士的孩子夺走？

这几天媒体都在报道刘女士的事情。

简单地说，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张先生，两年前在上班路上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遗下妻子刘女士与幼儿张子龙。

陷入生活拮据的刘女士，两年来为争取得到CPP遗属金，奔走于政府与议员之间，但了无结果。为了节省开支，刘女士带著孩子另租一简陋住房。据刘女士介绍，由于她楼下的邻居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而她的孩子年幼好动，影响了邻居的休息。该邻居过去曾数次投诉，建议她搬走，对此，刘女士都予以拒绝，理由是她的经济状况难以另寻住房，除非找到政府房，矛盾由此种下，刘与邻居间的关系不怎么好。20多天前，邻居以刘女士虐待孩子为名，将刘女士的儿子“骗”进儿童求助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刘女士儿子被带走后，跪求华人社区支援。

作为记者，我比较早跟踪刘女士个案。一年多前，我还在《多伦多都市报》工作，我们举办了一个联邦、省、市三级议员与民众的见面会，刘女士那次找到我，希望能请议员帮忙，解决他丈夫上班路上死亡，却得不到CPP遗属金的问题。会前会后我们交谈过多次，在会上我还专门安排了她与议员见面，感觉她是个很坚强的母亲。一个丧夫女人，带著孩子东奔西跑去投诉。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一再强调，我个人的问题，不想劳烦社区，我只希望议员能帮我就行。

刘女士孩子被CAS带走后，我理解她是很着急很无助的。11月8日黄昏，刘女士打电话到电台找我，那时我刚做完节目离开，她向我的同事讲述了她的困难，希望当晚能找到我，由于我的同事没有我的联络方式，所以他表示不保证当晚能找到我，刘女士遂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我在当晚11点多钟接到同事电话，然后在12点半在博客上看到她的留言，由于时间太晚的缘故，我没有马上给刘女士回电话，我只在我的博客上回复，希望她冷静下来，如果一切如她所说，相信事实会证明一切。刘女士估计等不到我的意见，于是在9日凌晨贴出那篇《紧急跪求同胞帮助年幼丧父的六岁儿童》。

11月9日上午9点多钟，我被一位朋友的电话叫醒，她很着急地问我看到刘女士的“求助信”没有，我才知道刘女士已通过网络发出了求助。

以我之前对刘女士的了解，当她面对丈夫猝死，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都不愿寻求社区帮助，现在这样做，处境一定是很无奈很无助吧。

11月9日上午10点多钟，刘女士打通了我的电话，我向她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知道她已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帮助，聘请了律师（可见她家的经济情况确实有问题），CAS亦将她的案子移送到儿童法庭，法庭亦已通知了刘女士，将在11月23日开庭。基于这些信息，我建议刘女士加强与律师的联系，将她的邻居以及孩子托儿所教师对她的评价都告诉律师，至于孩子便秘问题，可以通过“平权会”找CAS联系，以确保孩子得到公平的保护。

有一点我比较担心的，即我从电话上感觉，刘女士显然将希望寄托在媒体，希望媒体以及华人社区领袖能帮她出面。当我告诉她，加拿大与中国不同，媒体的介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社区头面人物在整个案件中起不到多大作用时，她好像有些半信半疑，当然也有失望，可能还包括对我的失望，因为我给她的建议，不是她所渴望的。

在结束谈话前，我最后归纳了我对刘女士提出的两条建议，一是假如孩子身体有病而得不到治疗，可以启动投诉程序，投诉CAS的主办官员；还有就是找“平权会”协助，以保护孩子的权益。对于启动投诉程序，刘女士担心会因此受到报复。我在电话里耐心地告诉她，CAS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组织，目的是保护儿童利益不被侵犯，如果发现他们的工作存在问题，有很好的投诉机制。投诉不会造成你或你的孩子遭遇报复，就算有，还有监察机构；对于找“平权会”，刘女士说很难联系，我嘱她找东南亚法律援助中心的吴瑶瑶，可以将真实情况告诉她，请她联系“平权会”。因为吴瑶瑶与“平权会”的联系很多。

挂断电话后，我一直担忧著刘女士的状况，亦曾数次打电话给她，以及嘱我的助理不断联络她，但电话一直是忙音。

11月10日上午看各大报的报道，刘女士寻求社区帮助的新闻成为头条，看来刘女士仍旧是按照她的理解，把希望押在寻求社区、媒体上，这令我相当的担心，因为这种做法很“中国”，却不是加拿大式的。

以上是关于刘女士情况的介绍，以及我与刘女士接触的个人感觉。下面我将谈谈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刘女士目前必须清楚自己，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她所面临的危险是什么，应该如何化险为夷。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所提的建议与分析，纯属是个人看法，只供刘女士及相关人士参考，并不意味著这些看法和建议，也不代表专业意见。

为了方便阅读，我将列出数个问题，进行一一的分析。

刘女士向社区请求什么？

有不少网友读了刘女士的求助信，情绪表现得很激烈。大部分人是因刘女士的人生遭遇而感受同情和怜意，特别是女姓读者，都想伸出手来拉她一把，这种心情很容易理解。不过，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CAS以及刘女士目前的状况了解不多。就算是刘女士本人所写的求助信，字里行间，也充满著一种矛盾，因为要社区帮助，光是同情还是不够，还要讲出她受到哪些不公平的待遇。

刘女士受到哪些不公平的待遇呢？

假如说是因她开窗户影响楼下邻居休息，打开一扇窗户能有多大的影响？

刘女士在信中说：”我小孩非常活泼，爱说好动，我房子的窗户很大占一面墙，为了空气好，我总是将窗户大开。一楼的本地邻居每天白天睡觉，但我当时没发觉。自从春天开始开窗户，她就总催我去找房子，又是说我房子小，又是说我房子热。”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真正影响邻居休息的，是“小孩非常活泼，爱说好动”，与窗户的开关联系不大。因此，刘女士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她的孩子可能因为好动好玩，影响邻居的休息。当然，孩子好动好玩，在加拿大不是什么过错。所以，我觉得假如刘女士在法庭上要陈述她与邻居的关系问题时，不要将重点放在指责邻居的不对，刘女士应该真实地向法官表示，对孩子好动好玩影响邻居休息表示抱歉、遗憾和不安。

如果在法庭上提及邻居要求她搬走的问题，我觉得刘女士可以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真实地告诉法官。假如刘女士忽略了这点，像她电话里，或者是求助信里所坚持的，只有申请到政府屋才搬走，且以邻居帮她申请到政府屋作为搬走的前提，这个提法很难令法官接受，在旁人来看，因为你既然有钱租这间房子，为什么就没钱财租另外一间的房子呢？你可以强调找不到租金这么便宜的房子，但不能以此要求别人代你申请政府房子。

从求助信可看到：刘女士非常紧张孩子两个星期没有大便，并且因此指责CAS。很多读者都因此同情刘女士，对CAS没人性的作法表示愤怒。但我个人觉得，尽管作为孩子母亲的刘女士，思儿心切，护儿有心，也不应因此就指责CAS做得不好。因为我们从刘女士的信中可知，CAS以及孩子的寄养家庭，已经注意到孩子没有大便的情况：“CHILDREN’S AID SOCIETY才让他的寄宿家庭的人带我小孩在星期一看了一次CHILDREN’S AID SOCIETY的医生，但是并没有帮助我小孩排出大便……”

我的理解是，刘女士在孩子大便上的反应，有些“心急”。因为孩子星期一已在CAS及其寄母的安排下去看了医生，医生看过认为问题不大，刘女士星期三开始寻找社区帮助，星期四凌晨5时在论坛发出求助信指责CAS不负责，这个过程有些不合情理。

我相信，当案件摆到法官面前，面对CAS的医生证词与刘女士的投诉，法官会更相信医生。因为医生的专业精神与品格，足够可说明CAS的处理没有错。而事实上，今日《世界日报》也报道：“刘女士昨日（11月10日）下午在社工的陪同下带孩子去看家庭医生，以确定孩子情况是否需要转到医院治疗。据悉，家庭医生并不认为孩子的健康有特别严重的问题。”由此我们可看到：刘女士对CAS的指责不成立。

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会引来不少网友的指责，引至刘女士对我的误解。但我觉得，如果真是帮助刘女士，应该将真话告诉她。

刘女士发出求助信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社区关注，进而介入这件事情。要社区关注和介入，必须有个理由。假如停留在刘女士有没有虐儿这个问题上，社区无法介入，因为没有人可以证实，刘女士有或者没有虐儿。

刘女士或许也清楚，社区要获得刘女士有没有虐儿的证据比较困难。所以只有抓住CAS的错处，引发社区的关注和介入。但事实上，“大便”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所以，刘女士假若希望以此寻求力量，令CAS理亏，那真是大错特错。

我觉得，刘女士现在必须清楚，她面临的问题，不是孩子的身体健康，不是孩子在CAS监管下，在寄养家庭能不能得到合理的照顾问题，而是如何证明自己具备继续抚养孩子的能力与品格信用，这是关键问题。刘女士只有拿出证据，令CAS相信，她对孩子的爱，可以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这才是她要做的事情。

基于这个原则，刘女士向社区所寻求的帮助，不是要媒体和社区向CAS施加压力，而是请社区专业人士提供专业的建议，这才是重点。

不要纠缠于证明他人的过错

我曾在电话里，在论坛上，都提请刘女士注意，CAS是个相当专业、具备信用的组织。你要解决困难，应该与CAS合作。首先要相信他们。但从刘女士的反应看，她似乎对CAS了解很少。譬如她在求助信里说到：“我从网上查到，CHILDREN’S AID SOCIETY拿到一个小孩一天就可以从省政府得到一百多元加币。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他们自己报告他们拿到的小孩中，76%以上来自低收入家庭，62% 来自单亲家庭，60%来自有色人种，我们不幸全部符合以上三种情况，又恰巧住在他们雇员的楼上。无辜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为此受伤害。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是我的命根子。”

读到刘女士这段文字，我隐约有种担忧。我不希望刘女士有如下的感觉，即CAS靠从别人家夺得孩子，再从政府里拿钱，以此获得经费。甚至认为CAS专门欺负低收入家庭、有色人种、单亲家庭，而居住在她楼下的那个邻居，又对她的孩子很感兴趣等等。假如刘女士是以这种解读去人认识CAS，那真是很危险的，结果不但不能帮助她取回孩子，而且悲剧会陆续发生，甚至会影响她重获儿子抚养权。

关于CAS，今日的《世界日报》解释得很清楚：“儿童求助协会不是一个普通的社区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简单说，加拿大警察也不能随便将孩子带走，但儿童求助协会只要怀疑孩子的安全出现问题，就会立刻带走孩子，之后将对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进入调查程序。倘若认为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太大问题，不久便会将孩子还回来。反之，一旦认定孩子父母或监护人有虐待儿童问题，便会将案子递交法庭处理。”“刘女士要回孩子的事必须经过应有程序，包括法庭调查。就是说，任何人或机构的介入都不会改变 CAS 的工作进程，目前谁也不能帮上忙。”

数年前，为了了解CAS的操作形式，我曾采访过CAS的社工，并随他去探望过一位越南裔寄养儿童，深感每个工作程序的严谨与规范。

之前我们亦曾在报纸上介绍过，对如儿童及家庭发展厅等保护儿童机构的服务的投诉。一般这些组织都安排有投诉经理（Complaint Manager），假若投诉经理的处理不能令投诉者满意，可以再找申诉专员（The Ombudsman），要是你连申诉专员的解决方法都不满意，可以通过儿童、青少年及家庭事务代辩人（The Child, Youth and Family Advocate）的帮助，直接找省府申诉专员（Provincial Ombudsman），一层一层，这些投诉将会保证这个机构的公正性，这也是法官、警察相信这类组织具备公正性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刘女士除非有足够、可信的证据，证明CAS以及它的职员（包括刘女士的邻居）出错，否则，刘女士想以此否决他们带走你的孩子，真是难上加难。

有些似是而非的疑问，都不能算是足够、可信的法理证据。比如说，刘女士认为：“我小孩很难入睡，去一从未去过的人家更是好奇好玩，他上幼儿园近四年中午一小时午睡都从来不睡。其他别的小朋友都睡就他不睡，为什么到一个他以前从未去过的邻居家马上就睡著了呢？而且如果任何人要报告CHILDREN’S AID SOCIETY，应该是在自己家里打电话，她们为什么要先非法进入我家，把我小孩骗在她们手中，不知用什么方法让我小孩睡著后，我要去接才给 CHILDREN’S AID SOCIETY打电话呢？为什么在六月时我小孩第一次哭她们敲门我没开，她们就不给CHILDREN’S AID SOCIETY打电话了呢？”

严格说，以上这些疑问根本是一种主观意识的推论，拿到法庭上是不具说服力的。因为：

1 刘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平时很难入睡，但不等于当天晚上（10月10日）他儿子被楼下的邻居带走后，就不会入睡。就算该邻居骗你说孩子睡了，也是为了保证孩子不再落入你的手中，这位邻居有骗你的理由，他们甚至可以告诉法官，我们感觉到孩子的母亲有继续虐打孩子的可能，为了保护孩子才把孩子骗出来的。如果他们这样说，则只会增加法官对你虐儿的感觉；

2 “非法进入你家，把孩子骗走”也不见得是错。因为邻居进入刘女士家里曾征得刘女士的同意（亦有证人），带走孩子，也是刘女士同意的；既然刘女士的邻居是CAS的职员，相信她在做这一切时，已顾及到要在法庭作证；

3 六月份刘女士孩子哭，该邻居为什么不报CAS的问题亦很好解释，因为那次刘女士没有开门，邻居不能判断孩子身上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

这些困结，相信对于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都能一一解开。刘女士解不开，是因为受到暂别孩子的困惑，情绪陷入一片混乱中。我们要帮助刘女士，应该让她冷静下来，重新调整心态，认清自己目前的弱势在哪里，以此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法。

作为旁观者，如果我们也疯狂地鼓励刘女士与CAS对抗为敌，相信不但不能帮助她，反而是害了她。

千万不要演变成加拿大的“贺梅案”

对于移居北美有一段时间，且经常上网的移民来说，应该都知道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贺绍强、罗秦夫妇。贺罗两人自2000年来为夺回其亲生女儿贺梅的抚养权，耗尽了精力与钱财，打了六年的官司，结果还是败诉，不但失去了对贺梅的抚养权，且失去了父母权。

我在2003年多次采访过贺绍强夫妇。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位拥有高学历的专才，在处理相关的法律问题时，往往是按“中国式”的理解。比如，贺绍强因为“性骚扰案”曾与他就读的学校发生争执，他太太罗秦也不甘示弱，跑到学校去争吵，用英语粗言骂人，结果被学校赶了出来；作为贺梅的母亲，罗秦因为太思念孩子，竟跑到贝克家（贺梅的收养家庭）门外去高喊女儿的名字而被法庭要求做精神检查；贺绍强与罗秦的激烈行为，令法官更加相信，他们不具备抚养贺梅。

不管“贺梅案”谁是谁非，但贺绍强、罗秦的激烈处理方式，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夺回贺梅的抚养权，还令他们连父母权都被剥夺（详见我写于2003年11月11日的《屡败屡战的贺绍强》一文）。

对照“贺梅案”，我觉得刘女士应该聪明起来。不要先预设CAS是个夺人孩子，分离别人家庭的组织，更不要一开始就将CAS放在对立面上。与CAS的交往，其实也是一个公关过程。事实上，CAS将刘女士的孩子接走，不等于就是剥夺了刘女士对孩子的抚养权。因为CAS的所为，是将受到，或者可能受到虐待的儿童先保护起来。至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虐待孩子，结论由法庭来决定。所以，不少清醒的网友提出的建议是对的，刘女士应该以积极、阳光的一面面对CAS，用主动配合的态度，令CAS相信刘女士是个心态正常、有理智、有爱心、有抚养能力的母亲。

从我与刘女士谈话中感觉，刘女士对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的律师有些不放心。我不知道刘女士对这位律师的认识基于什么？假若刘女士先入为主，认为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免费律师缺乏投入感和专业精神，这也是错误的。

我希望刘女士认识到，她与律师的合作，与法官的合作，与孩子寄养家庭的合作、以及与CAS的合作，都有可能成为评估她是否一个正常、合格、有爱心的母亲的参考证据。因此，她应该用理性的合作方式，而不应该用非理性的对抗方式。

刘女士还应该清楚，法官与CAS的职员对刘女士的孩子的问话，以及她的邻居（特别这位邻居还是具备专业培训、有专业品格的CAS社工）的证词，都将成为判断她是否具备对孩子的抚养权、以及有没有虐儿的证据。因此，刘女士应该积极与律师合作，研究出合理、合适的答辩方案。

当然，如果刘女士的朋友、她的邻居、孩子的老师能证明刘女士对孩子的爱心，那么请刘女士尽快将这些情况告诉律师，或通过社区帮助，寻找这些人录下证词，作为呈送给法庭的证据，这才是必须做的。

另外，刘女士应该放弃要求CAS将孩子转由她的亲戚朋友抚养的申请，这种想法基本不可行。因为CAS决定将孩子交由哪个家庭抚养，都有严格的程序，过去我曾对CAS的社工咨询过，怎样才能成为CAS认可的寄养家庭，该社工告诉我，从申请到考察，有个相当严格的过程，还要看监管人的信用与品格，所以，刘女士要求与其花这些时间去作这样基本无希望的努力，不如将时间用在寻找证明，证明刘女士对孩子的爱上。

2003年，我在采访“贺梅案”时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别人的父母权，唯一可以令父母权丧失的，是孩子的父母。

就以张子龙母亲刘女士来说，只要不放弃，不言败，还有颗对孩子的真心，我相信，没有人可以从刘女士的身边抢走你的孩子。

谁能令孩子的抚养权失去呢？一定是那些不把孩子当孩子的人。假如我们仔细阅读刘女士在网络上发出的求助信，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孩子赋予了足够的爱心，相信她在教育儿子方面，假如有问题，也是教育方式方法或者是教育观念问题。相信刘小姐只要真实、诚恳地向法官表达你的爱儿之情，应该可以取得各方的谅解。就算法庭认为在一个短时间内，你无法履行母亲的职责，不等于你的抚养权会被剥夺。

刘女士，请你有信心，只要抱著一颗爱子之心，加上整个社区的协助，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

有大家的支持与理解，谁能把你的孩子夺走呢？

（木然）

源自木然博客“随手写下”：
http://blog.51.ca/u-6185/?p=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