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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出两份判决书:让受害人选判决结果

13年前,山东省东明县法院就同一起案件作出两份案号相同、出具时间相同、唯有判决结果不同的判决书,供该案的被害人选择。遗憾的是:没有哪份判决为被害人解困。

目前,当地两级法院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此事。

仝建华手里有两份案号相同但结论不同的判决书,一份判决书是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一份则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这两份案号同为(1998)东刑初字第8号的判决书,出具时间同为1998年4月30日,同样盖着山东省东明县法院的公章。其区别在于前者有民事赔偿,后者没有。尽管后来,仝建华拿上既有实刑又有民事赔偿的判决书,但至今他仍没拿到一分钱赔偿。

【一起案件两份判决】

“我这腿老是酸。有几个大的铅弹,被肉包起来了,它正好在后脚跟的筋上,一走就磨……让你干不了重活,整个一个活死人一样。”仝建华用两只手按着满是伤疤的小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这些疤痕是16年前的一次见义勇为留下的产物,而见义勇为之后的官司出现的“双黄蛋”判决,则占据了仝建华13年来的生活。

手持两份判决书,仝建华向《法治周末》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995年3月,仝建华见义勇为,被同事李国夺用自制枪支打成重伤。随后,李国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东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东明县法院开庭审理后,法官代艳春于1998年4月30日通知仝建华领取判决书,于是他拄着双拐独自前往。

仝建华回忆说,在代艳春法官的办公室里,她把两份判决书摆在他面前。代艳春告诉他,他要是要钱,就拿判处李国夺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的判决书;如果不要钱,就拿判处李国夺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

这两份案号同为(1998)东刑初字第8号的判决书,出具时间同为1998年4月30日,同样盖着山东省东明县法院的公章,唯一的区别在于第二页中的判决结果。

东明县法院在一份关于此事的书面说明中承认:两份判决书的确都由东明县法院出具,但判处李国夺4年有期徒刑的那份判决书实际并未送达,所以无效。

菏泽市牡丹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天清律师事务所律师鲍文佩告诉记者,在其几十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像这样同时出具两份判决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面对这样一个“选择权”,仝建华当即向代艳春表示:“只要我不死,我不会选择判3年缓5年(的判决书)。”

仝建华告诉记者,当时代艳春对他说,如果接受判3年缓5年的结果,仝建华可以得到3万元补偿。否则,他得不到补偿。

“谁让你见义勇为了?”仝建华多次提到代艳春的这句反问。

天涯网友在仝建华的帖子里回帖说:“代法官没叫仝建华赔偿被告人子弹钱已经很不错啦。”

“我本来只想拿后一份判决,代法官不愿意。”仝建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哭着走出代法官的办公室。代法官追上来对我说:“两份判决你都拿走,再考虑考虑。”

在东明县法院的书面声说明中,记者看到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其(仝建华)趁刑庭法官代艳春不备将对被告人量刑4年的尚未对双方宣判送达的判决书拿走了一份。后来,法官代艳春发现判决书少了一份,便对仝建华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仝建华承认拿走了一份判决书,法官让其将未生效的判决书交回法院,仝建华称判决书已被其撕毁。”

对此,仝建华予以否认:“我怎么能从法院偷走判决书呢?”

东明县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景胜磊向记者表示:代艳春法官已经长期请病假,现在联系不到。而两份文件现在都在案件卷宗中,案件的卷宗按照规定属于保密范畴不能随意公开。

景胜磊表示,可以代为向上级法院请示,若得到准许会再联系记者。

仝建华告诉记者,随后,他拿着两份判决书向东明县检察院反映情况,当时的副检察长张俊岭对他说,这简直是拿国家的法律当儿戏。

【再审案结事未了】

1998年5月4日,东明县法院将一审判决书送达公诉机关、被害人和被告人,这份判决书上写着:判处被告人李国夺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

东明县检察院认为此案量刑偏轻,向东明县法院提出了司法建议。

东明县法院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此案,于1998年10月15日下达了(1998)东刑再初字第1号判决。这一次,李国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赔偿仝建华各种损失7万余元。

仝建华对此判决表示不服,向东明县检察院申请抗诉。东明县检察院提出抗诉,同时,仝建华也就民事部分提出了上诉。

1999年6月18日,菏泽地区中级法院就此案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东明县法院重审。

东明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此案,并作出与再审相同的判决。

判决书显示,李国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赔偿仝建华共计7万余元。

仝建华向东明县检察院申请再次抗诉,被检察院拒绝。检察院向仝建华表示,他们已经尽力了。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检察院拒绝抗诉之后,仝建华已经用尽了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的救济渠道。

最终,检察院没有提起抗诉,被告人也没有上诉。

仝建华说,判决结果已经作出十余年了,但赔偿一直没有到位,他至今没有收到一分钱。"当时我申请他们(东明县法院执行局)立案,他们不给立,让我提供被告人的财产,让我提供被告人的车、房。(执行局)说,'你提供不了,出车,国家得烧多少油啊',我一直找他们(执行局),他们就是不给立案。"

景胜磊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事情发生十多年了,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确实对当时的这起案件不太了解,“他不上网,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领导都换了好几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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