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文革期间在中国长大的老外的回忆

保罗•克鲁克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1940年在中国相遇，在北京养大了三个儿子。上世纪60年代，保罗•克鲁克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一场旨在根除被视为共产党敌对分子的大动乱。

“我们受到鼓动，书写批判老师、学校领导任何被视为’修正主义’行为的大字报。”

我和同学们拿着大号纸，有海报纸那么大，写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贴在教室和走廊上。

有时老师对你不好，你就有机会报复他们。

保罗•克鲁克——后排——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在上学

开始我们学校还真的没有多少暴力出现，基本上还算文明，应该是反对错误的思想，但对许多老师来说，无疑是非常丢面子甚至恐惧。

我的确记得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学生，他盯上了一个据说有相当资产阶级背景的艺术老师。

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我真的喜欢他。

我们跟他在一间屋子里，其他一位学生拿起了垒球球棒，就要朝老师打来，我的一位朋友喊：“嗨，不能这样干。”

在这一特殊场合，我们避免了任何暴力的发生。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在其它地方出现了严重的暴力。

“资产阶级当权派”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数百万年轻人成为“红卫兵”。

他们围攻任何被认为颠覆共产主义革命的人，其中许多是共产党高级干部。

“要是发现你是什么名人时，你就成了攻击的对象。”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长达10年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运动的目的就是弘扬革命精神，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动乱。

数百万激进的年轻人成为世界广为知道的红卫兵。

数百万年轻的中国人打起背包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

几十万人被处决。

到1968年底，革命将中国带到内战的边缘——毛下令解散红卫兵。

被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学者、党的官员以及其他人士被押到会场，在大批群众面前接受“批斗”。

许多人被关押，有时甚至被杀害，或者逼迫自杀。

在我父亲大卫、母亲伊莎贝尔工作的大学发生了严重的动荡。

当时，在收获季节，城市来的学生经常派到乡下劳动，毕业后许多人被从到农村插队，过着农民一样的生活。

那时，乡下的所有人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一起劳动，共享收益。

1967年秋天，我与一群外国孩子一道去了北京郊外的一个公社，在那里收红薯和梨。

那时一段非常令人高兴的时间，然而三周后我回家时，兄弟们说：“你永远不会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大学的外国人当中逮捕了一名间谍，你猜猜会是谁？”

我想了想几位比较狡猾的人物，可后来这个人竟是我父亲。

保罗•克鲁克与工友在农具厂

“间谍”

我们想真是有点可笑。父亲相信这里的一切，他支持革命，怎么会是间谍？

我们认为父亲会在几天内或几周内被放出来。

我们大家接受的教育就是形势会越来越好，但有时会发生错误。

当时的一条标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

我记得，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永远不会被释放，也我没有想到他身体会受到折磨。就这样，我们继续地生活着。

我们不停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寻找父亲被关押的地方，希望给他送一些阅读材料或者他喜欢吃的东西。

母亲被不断地揪去审问，后来她也失踪了。

当时管理大学是一个革命委员会，接受工人宣传队以及毛派去控制大学的军代表的监管。

不过，我们兄弟们继续领父母的工资，我们已经长大了，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

离开学校后，我在一家农具厂工作，后来又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

父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很着急，但是我们并没有让愤怒或担忧吞没，因为我们成长中接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只要无辜终将得到证明。

与此同时，父母的朋友给了我们关怀和鼓励，官方对父母有问题的人的立场是依然可以通过教育“走上正确的道路”。

“正确道路”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想只会是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倾听各种事情，关于最新政治变动的小道消息。我们以为，同时也希望父母很快能够出来。

后来，在被关闭在大学校园后整整3年后，我的母亲恢复了自由。

父亲5年后从监狱放了出来，5年的大部分他是在单独监禁中度过。

他和母亲后来都被证明没有犯过错误，并接受了官方的道歉。

我的父母在监禁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受过身体上的折磨，但是至少可以说，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刻。

支持他们的信念就是所有这些动乱都是努力建立更加美好社会的一部分。

虽然父母被监禁时中国处于动乱时期，我们关切自己的父母，不过对于我和我的兄弟来说，这也是一段独立的时期。

我们有机会到全国去旅行，大量儿童时光的乐趣，外出爬山，在友谊饭店参加聚会和舞会，北京的外国居民在友谊饭店过着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保护的生活。

最终，后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跟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长大后对世界持怀疑，对人们对外申述的意愿以及他们所继承的宏伟观点持批评态度。

我的父亲说，被关期间，他认为是一场错误，思量着怎样洗清自己的名字。

出来后，他发现他的许多同事经历了同他相似的经历。

他认定这样的事实，即领导层一直在认真努力清除这些弊端。

“他坐了5年监狱，却依然坚定着自己的理想”

他和母亲继续在那所大学工作了许多年，直到退休，一边教书，一边写有关中国发生的变化。

父亲还致力于一本汉英词典的编辑工作，这本字典现在依然在使用。

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给予生活增添意义。

父亲死在中国，母亲仍然住在那里，过着积极向上的生活。

保罗•克鲁克离开中国，来到英国，他在《BBC世界广播》工作了近30年。他将自己的故事讲给《《BBC世界广播》》历史节目：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