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山区穷苦孩子谁给他们幸福童年

无远虑也没近忧 2011-11-27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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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贪官们小贪点就够他们过很好的生活了。共产的理论不是“各尽所能，各拿所须”么？

山蛟龙 2011-11-27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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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组惊人的数据 2007年3月，XXX举办报告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李俊杰教授讲“科学发展观”。李教授没有从正面讲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也没有讲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功劳，而是用一组又一组数据来揭露社会的矛盾与危机。听了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去理解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　　关于新农村建设。国际惯例，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城市就应反哺农村。中国官方公布农村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625元以下，而国际通用标准为每天1美元以下，即人均年收入365美元以下，约合人民币2800元左右，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6倍。80%农民子女没钱而不能上大学。重点大学入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比例为，如果每百人中有1名农民家庭学生，工人家庭4名；党政干部家庭31.7名；企业主或高级职员家庭22.2名；科技人员家庭17.6。　　剪刀差。不仅工农业产品有剪刀差，城乡工人工资有20%以上的剪刀差。　　农村土地问题。2005年底，全国可耕地为18.37亿亩，温家宝总理提出可耕地的底线为18亿亩，可用地仅剩下3700万亩，而每年占用耕地都在2000万亩以上。　　占用可耕地的补偿通常以这样的公式为：每亩地3年农作物总产量/3×单位市价×10年=土地补偿金总额。如果每亩地3年平均产量为1000斤稻谷的话，每斤为1元计，金额为1000元，10年为1万元，这就是占用农田给予农民的补偿金了，是少得可怜的。占用耕地一项从农民身上掠走的即高达6万亿! 　　征用土地成为各级官员权力寻租的土壤。高价出售土地的受益比例为：农民6%；政府20-30%；开发商40-50%；乡、村政权25-30%。　　四大腐败领域：征用土地、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买官卖官。　　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70%以上，中国为3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占政府财政的比例：发达国家>2%；中国为1.23%。技术对外依靠程度：发达国家50%。十五期间，上海市工业技术对外依靠程度由65%上升为75%。　　不可理解的是：中国副部级以上干部规定乘坐的公车为“奥迪”，这在美国、德国、法国、印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用车严格限定为本国生产车。　　科技本国创新与依靠国外引进比例：中国0.08：1；日本5：1；韩国8：1。　　接受高等教育比例，1996年韩国为37%；2005年中国为5%。在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　　20年，中国学校学杂费上升了50倍。一个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杂费为2.8万元，相当西部农民35-40年的全部收入(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年均收入625元)。　　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几乎只能投向占高校总数3%的重点高校、占中学总数2%的重点中学。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助长了“择校”风盛行。择校成为权力、金钱争夺教育资源的竞争方式，无权、无钱，很难进重点学校，教育不公平愈演愈烈。　　教育本来应该成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平台，然而在中国却成为贫富分化的驱动力。　　发达国家依靠政府财政向教育的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7%。而中国2004年仅达到2.7%。奇怪的是，政府早在2000年就承诺教育投入要逐步提高到4%，7年过去，仍在2%徘徊不前，这是为什么？　　到台湾一看，高等教育几乎是普及教育。细问台湾教育界同行，是在蒋经国执政后期，提出“归宪”，即一切按宪法执行，才使台湾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个宪法就是1946年蒋介石制定的那部宪法，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伪宪法”的那部宪法，也就是现在陈水扁要修改的那部宪法。宪法怎么规定的呢？我找到了那部伪宪法，那里规定，对教育的投入要占中央财政的16%；地方财政的25%；县乡财政的35%。　　前年，台湾一位女作家(按：指龙应台)，为我们查禁《冰点》副刊一事，写信给胡锦涛。她是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她就提出大陆贫富差距这样大，不解决这个问题统一是很困难的。　　资源问题。20年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了10倍，但能源矿产品却增加了43倍。如果以每增长1美元GDP付出的能源消耗比较，我国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　　中国经济两大特点：一是对外依附型；二是资源浪费型。　　分配不公的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讲，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大概要在本世纪末(指2000年)，全国多数人实现小康水平之后。邓小平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我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贫富差别越拉越大，政府似乎无能而力。两极分化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已经持续了20年。　　联合国有一个计算方法，将占总人口20%的富人与20%的穷人消费性支出作一个比较，计算的结果：中国为10.7：1；美国为8.4：1；法国为5.6：1；日本为3.4：1。北欧国家这一比例之差距更小。　　如果以这两个20%人群的收入来比较，则是基尼系数。0是绝对平均状况，0.4是社会失衡的临界点，0.6是社会动荡的临界点。按2005年官方统计，中国为0.447；美国为0.408；日本为0.2。　　第三次再分配，即税收。中国15万亿银行储蓄存款中，存款总额的80%是20%的富人所存；而80%中、低收入人群，储蓄存款只占总金额的20%。另一方面，这占有银行储蓄80%的20%富人所缴纳的税金只占总税收的10%。所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中、低收入人群。这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富人榜。在400名富人榜中，有148人为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在纳税百强中，却没有1个房地产开发商。　　在美国，5%的富人向政府缴纳的税款占总额的55%；5%的穷人缴纳税款只占总额的4%。　　《政府工作报告》披露，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0.94万亿，政府财政收入达6万亿。20年来，GDP增长25.8倍；工资增长19.9倍。然而，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却由17.1%下降为12.3%。　　医疗问题。20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医院数量却减少了1800多家。医疗资源不仅不足，而且分布极不平衡，一个北京市拥有三级甲医院57家，而很多中等城市连三级乙医院都没有一家，县、乡两级医疗条件就更差了。　　按1978年到2003年25年的统计：医疗及药品费用上涨了60倍；GDP增长31倍；工资增长22.8倍。这个比例严重不协调。造成医疗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为：第一、政府责任。首先是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逐年递减，1990年对医疗投入占财政支出的9.6%，而2000年则减为4%。据卫生界政协委员统计，80年代，政府对各医疗单位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30%，而2000年却降为8%。　　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医疗卫生状况的评价。1975年，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总体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21位。2001年国际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情况进行了排序，在191个国家中，中国排行144位。而在“医疗公平性”的排行中，中国排到188位，为倒数第4名。　　在发达国家中，医疗基本上是免费的，而且医疗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决不走西方的道路。在政协五次会议上，引起很多委员的强烈不满，在大会发言中，有的委员抨击这一说法，不走西方的道路，怎么从21位退到了188位？发言得到热烈的掌声。　　第二、医院责任。挂号难、看病难、住院难、大处方、高收费，在中国极为普遍。在座各位老同志大多都是凭“蓝卡”看病的，可能不完全了解医院的情况。据统计，在农村80%以上的患者有病不治或放弃治疗，在城市也达到40-60%。原因只有一个：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　　然而，医生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其它行业。据北京市政协委员统计，北京医生的年均收入是全市各行业平均水平的11倍，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难想象的。(按：北京市统计局官方资料，2006年全市城镇单位职工年均工资为36097元。) 　　第三、流通领域的腐败。2004年全年，美国政府批准的新药仅148种，而中国在这一年批准的新药竟达到16000余种，是美国的一百多倍。从这些数字看，国家药监局的腐败案就决非偶然的了。药监局批准的新药中，很多并不是新药，老药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售价马上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一个普通的阿斯匹林，换个名字就成了“新药”，这在中国屡见不鲜。在医药品审批上，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成为普遍规律，而为这样的交易成本埋单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举几个例子说明药品出厂价和零售价的比较：感康：出厂价0.8元，零售价12-13元。双迪：出厂价6元，零售价21元。双歧胶囊：出厂价8元，零售价38元……。这样大的利润空间，全部被流通领域，医药代表、医药经销商、医药采购人员、处方医生掠夺走了。　　根本原因何在？官僚与资本的结合。在中国医疗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又粗又大又黑的利益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利益链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损害链条涉及的各个特殊利益集团。　　政府机构恶性膨胀。官员人数：70年代为279万，80年代为543万，1997年为800万，据说去年已增为850万。这些官员都是靠纳税人来养活的。官民比：70年代为1：67；80年代为1：40；90年代为1：26。　　各级、各种政府机构攀比“提级升格”，正处单位升副局、正局单位升副部，很多国有企业也跟着升格，副部级的企业主管比比皆是。提到哪一级，就要享受哪一级待遇，而为此埋单的却是纳税人。据说，在职的部级干部已经超过10万人。　　国家行政费开支。人大、政协对财政工作意见的焦点集中在行政费开支庞大上。2006年，公车费3000亿、招待费(吃喝)2000亿，出国考察费2500亿，加起来是7500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1978年到2004年，行政费用支出增长了78倍。1978年行政费占国家总支出的4.7%，2003年则占到了19%。而2003年其它费用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公用事业的基建投资占11%；农业投入占5%；教育投入占2.7%。与发达国家比较，美国是行政费支出最多的国家，也只占9.9%，法国6.5%，加拿大7%，日本只占2.38%。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数字都不是援引官方发布的，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中调查统计的。我一直是搞前苏联、前东欧、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最近几年才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勿容置疑。但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潜在危机也是触目惊心的。前几年，中央领导同志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前景时，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现在的提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再强调“机遇大于挑战”了。　　产生上述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体制上，不从根本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途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