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任期最后岁月改善民生回天无力

《明镜月刊》华正平／“胡温新政”在总体上是失败的，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和历史地位，胡锦涛自然希望在任期最后的时间里能够有所作为，尤其希望能够在民生方面能有大的动作，留下一点令后人称道的政绩。胡锦涛能有什么选择？他还有机会创造奇迹吗？

无法持续的经济逻辑

“胡温新政”在总体上是失败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将看的越清楚。后人看胡温，会批评他们断送了中国文明复兴的重大机会，而给这个多难的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难题。胡温自己当然不会这样看，他们贪天之功为己功，认为在自己的领导下，把中国推上了大国地位。不过，有一点胡温自己也无法否认，那就是他们严重忽视了民生，以至于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成为腐败最横行的国家。

胡锦涛在官员簇拥下视察民情

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和历史地位，胡锦涛自然希望在任期最后的时间里能够有所作为，尤其希望能够在民生方面能有大的动作，留下一点令后人称道的政绩。胡锦涛能有什么选择？他还有机会创造奇迹吗？

从目前的情况看，胡锦涛确有空前的政治决心，试图改善民生，尽快扭转严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除了加大反腐的力度，胡锦涛已经出台的民生大政有这样几项。

第一是大规模建设保障房。2008年，配合温家宝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计划，建设部打算在三年内对住房保障投资9000亿人民币，以拉动4.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6.75万亿元的GDP。

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很难落实。最大的问题是融资。根据“十二五”计划，中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根据叶檀的估算，“3600万套的保障房大约需要4万亿左右的资金，而从2011年筹集的资金数量来看，估算五年总体资金缺口大约在3万亿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财政收入8万3080亿元的 36％，是2011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民生支出的三倍（2011年实际支出安排1万509.92亿元），与2010年全国土地收入大致相当，总而言之，这是个几乎无法完成的资金规模。”

叶檀还指出，如此庞大的保障房投资，还要带来一系列当局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对地方财政带来巨大的冲击，使地方财政陷入极大的困境，从而进一步增加对经济的税负；二、给银行系统带来严重的风险，因为保障房本身不可能盈利，但建设保障房又很难不依靠银行融资。更深刻的问题是，保障房建设固然会给部分穷人带来好处，但大规模的拆迁又将伤害不少人的利益。在政府本身十分腐败的情况下，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将加剧而不是减少社会矛盾。因此，叶檀在评论中提出，应该把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砍掉一半，否则，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就会成为一场灾难性的“乌托邦运动”。

事实上，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将不仅给中国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而且完全有可能动摇整个市场经济的根基。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建设大量的保障房，而是因为中国没有一套协调人口迁徙的合理制度，没有一套界定居民社会福利权利的合理制度。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至今仍无法界定，谁有权利获得保障房。保障房是首先满足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还是满足外来的打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去年底，胡锦涛视察77元廉租房的报道，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价廉物美的保障房外地人根本享受不到。许多在北京打工多年，纳税多年的人不仅没有资格享受保障房，而且现在连购买商品房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唯一的办法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3600万套保障房如果建成了，将能够为将近1亿5000万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问题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外地人口，又有多少是农民工呢？目前全国的农民工及家属的总人数恐怕有2亿以上，有城市户口的低收入人口的总数也应不低于1亿。那么，如何来分配这些保障房呢？如果依然把大部分保障房分给类似郭春平这样有本地户口的低收入居民，不仅极不公平，而且在经济上也无法承受。因为郭春平这样的低收入人口其实并不创造多少财富。要保证他们住保障房，就必须继续剥夺农民工及其他外来打工者的权利，用他们创造的财富来支持保障房的投资和开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建保障房越多的地方，就要吸引更多没有保障房的农民工来养活这些住保障房的人。等到进城的农民工熬到有资格住保障房，就需要吸引更多没有资格住保障房的人来养活他们。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持续的经济逻辑，在空间布局方面，也只会不断加剧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

要阻止这样一个灾难性的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中央计划人口和投资的空间分布，这可能正是一些左派们心中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但中国真的能够回到计划经济去吗？叶檀的评论表明，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乌托邦”运动带来的巨大风险，正在中国形成强大的抵制这一运动的阻力。胡锦涛将不得不削减保障房的建设规模，从而使得许多穷人住保障房的美梦落空。

目前胡锦涛改善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政府已经初步决定将个税起征点从1500元提高到3000元，提高了整整一倍。

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在相当大的舆论压力下采取的。两会前后，中国出现了不少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议论，有人甚至主张将各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的水平。那么，这个措施究竟能否带来普惠民生的奇迹呢？经济学者华生最近发表文章指出，这场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舆论风潮是一出不可能改善民生的闹剧，反映了中国掌握了话语权的高薪阶层不顾大局的利益要求。华生在题为“个税之争关乎收入分配改革方向”的文章中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占中国工薪收入者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者，工资远低于3000元，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受益者，整个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提高各税起征点，将加大政府提高销售税的压力，让穷人交更多的税，因此，只能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利于穷人。

但胡锦涛在高薪阶层的舆论压力下，还是做出了这个不利于改善民生的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即使有了改善民生的愿望，也完全可能适得其反。大规模建设保障房也有同样的问题。建设部之所以成为大规模保障房最积极的推动者，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寻租机会。（《明镜月刊》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