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55年台湾策划暗杀周恩来始末

“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

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０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币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鸡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一下。

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注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不久，海上浮起了一具具尸体的碎片，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个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美金，犒赏有功人员。

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