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华人苦候70年：二战经历终获承认

这是一份迟来的证书，钟陈可慰为了等这份证书花了70年的时间，最终她也没等到，上个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70周年纪念日），已经91岁的钟陈可慰在士嘉堡的一间医院里安详过世。仅仅几天时间，她的2名女儿就收到美国政府的通知，正式承认她的退伍军人资格，并将由美国纽约州众议员Kathy Hochul亲自颁发美国退伍军人荣誉证书。她的二女儿，国际著名材料学家钟端玲代表母亲领取退伍军人证书时表示，母亲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她不是当时的飞行员，只是著名的飞虎飞行大队的护士，除此之外，她不是美国人，而是一名中国人，这是一种忽视。

钟端玲和姐姐钟敏玲是去年开始帮母亲申请这份证书的，2年前她们的父亲，与钟陈可慰携手走过64年婚姻之路的钟华亮在士嘉堡慈恩医院逝世，出于对去世丈夫的怀念，钟陈可慰开始逐步向女儿们讲述自己的过去。虽然她们早就知道母亲在二次大战时曾经在美军飞虎飞行大队工作，但是不知道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上面的“驼峰航线”；她们早就知道母亲在香港是一名护士总教师，却不知道当时的东华三院护士学校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虽然她在二战时的参与绝不少于父亲，但是她却在父亲去世后与女儿们闲话家常时才透露当时的生活点滴，以免父亲的战绩被人忽视；虽然她可以得到应得的美国退伍军人名份，但是她自己一直都没有想过去争取，直到女儿向美国陆军部提出申请。

以上种种原因，促成钟端玲决心为母亲制作一本回忆录，把母亲及其他长辈具有价值及历史性的事迹记录下来，鼓励后人在追求人生意义上掌握正确的方向，更以此书纪念中美在抗日工作上的合作，纪念为抗战而丧生的军人及中国航空公司的机师。

钟端玲的申请过程颇为坎坷，美国陆军部表示，多年前的一场大火，毁掉了钟陈可慰的全部记录文件，美国陆军部无法证明钟陈可慰曾经担任过飞虎队的护士，多亏了钟端玲和姐姐钟敏玲不懈的努力，向美国陆军部提供了大量照片和相关文件，最终得到美国陆军部的承认。

钟陈可慰女士于1920年出生于广州，在香港的拔萃女书院毕业，并从香港政府获取护士执业资格。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钟女士逃难到中国重庆，机缘巧合下受聘于在昆明驻守的飞虎队作护士。1943年钟女士转职中国航空公司（CNAC）任航空服务员，飞越当时最险峻的“驼峰航线”。1944年停止飞行并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中航总部任职护士。战争结束后她与中航一起从印度搬到上海，并成为中航的护士长。

1943年在加尔各答钟女士邂逅在重庆工作的丈夫钟华亮，之后二人由于钟女士飞越驼峰而在重庆多次见面；1945年他们在印度结婚，一个月后钟华亮远赴美国攻读学位，分离三年后两夫妇分别返港定居，生下女儿钟敏玲和钟端玲。1974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共享64年甜蜜的婚姻生活。

1957年钟陈可慰女士在香港政府卫生署任职，被分派到东华三院护士学校任教，1963年被东华三院保送到澳洲墨尔本的护士学院修读护士教育文凭课程后被提升为东华三院护士学校的总教师。1961年被刚度委任为“香港护士局”成员之一，一直连任到退休；1966年她又被港府委任为“助产士管理局”委员之一。

这本由钟陈可慰口述，钟端玲执笔的回忆录“飞虎战，驼峰险，乱世情”，钟女士与读者分享了她于1942年-1943年与驻守在昆明的飞虎队共事，以及在1943-1948年间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时在开始的6个月参与飞越世上最高最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驼峰航线）的宝贵经历。

此书搜集了很多从未被发表，又甚具历史价值的珍贵图片，当中包括1920年代至1970年代的香港护士发展历史、飞虎队极其邻近地区的图片、飞虎队及中国航空公司所签署的信件、1941年驻桂林的英国领事馆发给丈夫钟华亮的退伍军人证明文件，这些图片及文件可以为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提供帮助。

驼峰航线：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山地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飞行过程中，由于气流影响，机器仪表时常故障，会偏离飞行航线。因为恶劣的飞行环境，飞机坠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状况，伴随坠机事件，机毁人亡的情况逐步上升。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一些无法预知的状况，在飞机上，伴随飞机驾驶员左右的，除开副驾驶等人外，估计还有的就是死神了。飞行也许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最强烈的梦想，但是穿越驼峰航线，差不多就是将梦想构筑在死亡上，因为每次一航行，也许都会是这些飞行员们的最后一次飞行，每损失一架飞机，就必须重新补充一架飞机，每架飞机都有相对应的编号，事故频发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新编号的飞机。

“驼峰航线”途径高山雪峰、峡谷冰川和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有飞行员回忆：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给这条撒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因此，“驼峰航线”又称为“死亡航线”。

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以及诸多失踪机组人员，如果加上中国航空公司所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这个数字将会更加巨大。虽然牺牲巨大，但是航线的开通意义重大，是继滇缅公路暂时性的断绝之后的又一重要运输线，成为当时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是飞行运输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受聘于飞虎队及美国陆军第十四队航空队作护士时，最初6个月，钟陈可慰每周必须随着航机飞越驼峰2次。

钟陈可慰女士的丈夫钟华亮是香港抗日时期的“义勇军”成员之一，隶属第四团队，驻守鲤鱼门炮台。钟先生在香港保卫战中英勇负伤。钟陈可慰的先父陈步贤早期曾经献身于国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

飞虎队：
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英文：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1941年9月1日，志愿大队部设在迁移到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飞虎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谴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日军得知飞虎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空军。7月份，日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纳德仍采取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特谴队初试锋芒，粉碎了日军一举歼灭在华美空军的企图，也表明该队有能力与数倍于己的日本空军周旋。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后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由于政治上的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陈纳德被迫辞职，乘坐飞机回国。临别之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设宴送行，并且授予陈纳德将军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荣誉——青天白日勋章。陈纳德回国后不久，日本便宣布投降了，没能见证这最后的胜利时刻成为他的遗憾。战后，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 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