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定性薄熙来？野心家是隐患

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位，将中国左右两派势力的论战推向了一个高潮。自免职后，薄熙来的去向成疑，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中共究竟如何给薄熙来风波定性？究竟是像其本人所说的“用人不察”，还是像中国总理温家宝借文革批薄个人的专断专权？其实，从薄熙来被免的第二天，《求是》刊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关于“党的纯洁性”文章，对看清薄熙来问题的关键深具含义。

中共历来视“团结统一”为党的的根本，而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全能政府的模式，民生工程“大跃进”，乃至拔苗助长。这即是和胡锦涛所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相违背，也即是违背了党的路线的高度统一。加之，从某种程度上讲，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已经隐含了成为“个人野心家”的趋势和条件，如果继续发展就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程度。所以，薄熙来的免职或许也即是为了保护“党的纯洁性”的需要。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文章《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什么是“党的纯洁性”？抗战年代，中共谈“纯洁性”就是消除叛党的成员以及“阶级异己分子”。1945年，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右倾”和“左倾”主义者进行了清算，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后来，文革十年，大批投机分子“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再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动了“三反”运动，再次表明了坚决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决心。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着重强调“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观察人士看来，今天的“党的纯洁性”同样还是消除叛党的成员，但这些党员对党的背叛已经不再是投靠国民党，而是投靠资本。党员的贪污腐败自然是有违“党的纯洁性”的，但并不是其全部。

习近平在“党的纯洁性”讲话中，特别强调“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保持纯洁性”。习近平强调，“党的纯洁性，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体现在作风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坚持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和个人专断、追求奢华等不正之风。

在对领导干部做“党的纯洁性”要求时指出，一定要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以淡泊之心对待个人名利和权位，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职责和人民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要稳住心神、管住行为、守住清白，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清廉形象。甚至还提到“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尤其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思想是行为的准则，尤其要求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现阶段中共对“纯洁性”的核心解释。

记者在重庆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领导班子中非常强势，基本上说一不二、“不由分说”，包括市长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只是他的一个执行者，当有不同意见时，领导班子的其他人也很难说服薄熙来改变主意，重庆已经变成了薄熙来的“一言堂”，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在重庆时期达到了顶峰。在重庆的现任领导团体中已经看不见中共的“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已经十分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违背了目前中共党内高层已有共识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路线，破坏了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性。使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路线出现了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同调的情况。仔细观察会发现，薄熙来几番“折腾”赢得了掌声，但薄熙来对计划经济、公有制情有独钟，他的“先分蛋糕”强调分配，不符合“发展是硬道理”；薄熙来强调弱势和工农阶层，政策过分倾斜，对民营企业有所排挤，这与“三个代表”理论相冲突；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模式以运动方式大肆折腾，这又与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的科学发展观也不符合。

重点谈谈薄熙来所打造的这套模式与“科学发展观”的差异性。重庆新经济政策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看到了成绩，关键即在于薄熙来建设了一个全能政府，然后通过土地、户籍改革，半诱导、半强迫地把生产要素之一土地收归国有，把生产要素之二劳动力从农村弄到城市，通过政府承诺保底、提供宿舍等支持，把投资者吸引到重庆。最后，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把钱借到重庆，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等。于是，重庆变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工厂。这个“大工厂”发展的产业不新，但使用的手段除了一般地方的城市化盯住的土地之外，重庆是将土地和农民都作为了棋子。简单的说，重庆是以政府为本的、运动式发展。

全能政府的模式，苏联早就试验过，斯大林搞的集体农场，毛主席搞的人民公社，但最后都失败了。这里的关键是逆人性所动，甚至拔苗助长。全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人力无法预测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力不所能，结局只能是失败。

如此看，薄熙来在重庆大兴土木，在民生工程上搞“大跃进”似的改革，是否即违反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科学发展观”呢？再看到薄熙来大搞的“唱红打黑”。原本这也没什么，但是“运动式”的“唱红”，为了“打黑”而成了“黑打”，是否也违背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呢？薄熙来在重庆短短4年，如此冒进的取得成绩，可曾想是杀鸡取卵，表面光鲜实则透支未来？一般来讲，在中国权力体制的金字塔中，越往上空间越小，宫员越得小心谨慎，到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次，更不敢搞什么个性化。而薄熙来如此高调地别出心裁，让人不得不去想，他是否是在以自己的一套方法挑战中央既定的发展路线。

根据中共党章规定，凡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制定，必须在一定的组织中集体讨论通过。有的决议在提交讨论之前，还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到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中广泛听取意见，然后进行正确的集中，形成统一的意志。 “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提出的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既然如此，那么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就是破坏了党的思想的团结统一，也即是违背了“党的纯洁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德江在接掌重庆后，第一次讲话即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薄熙来“三角智囊团”之一的重庆市黄奇帆在第一时间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坚决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包括薄熙来“军师”重庆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书记徐鸣在内的各本门主要官员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从中共党章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来看，中共也在不断分析内部情况，排查党内哪些因素会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其中最大的危机隐患就是“个人野心家”。就连中共党章的修订，也曾因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蓄意破坏等引起非正常的变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和深入，社会变迁日益剧烈，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文化观念相互碰撞，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差异性、选择性甚为突出。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舆论对改革的期待明显快于改革的实际进程。原本关于改革的讨论，是为了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复杂的社会矛盾，但是“改革饥渴者”、“改革焦虑者”比比皆是，更不乏民粹的力量，就好似来到了一个社会和民族的“青春期的躁动”，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控制，这种力量就可能会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

薄熙来“染红”重庆，所塑造的“毛派”正统，就是迎合了左派民粹主义的心理躁动。

在他们眼里，“唱红”唱的是什么？是唱社会主义好；“打黑”打是什么？是打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建公租房是为什么？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对于劳动人民的优越性；“五个重庆”作何解？是建设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家园；“三进三同”是干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党群关系，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国进民进”体现什么？是体现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由于这些左派的“青春期躁动”，往往伴随着不理性的成分，所以他们会认为，这几年薄熙来在重庆正在开辟着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创新的意义不次于毛泽东当年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积极意义，重庆模式最终的影响可能要和十月革命相媲。薄熙来起到了核心的作用，重庆模式的伟大就在于其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重新扛起共产主义这杆大旗。

产生这样的民间效果正是中共一些高层所担忧的。薄熙来一有“野心”，二有无人监督控制的“专权”，加上目前民众还很难清晰分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封建回潮，很容易被有私欲的领导者利用。一旦“挟民意以抗中央”，后果难以设想。更进一步说，按照邓小平所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方向往往会因为公共权力者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严重走样，或徘徊不前，甚至走回头路。而往往“改革”与“革命”只有一步之遥，这也很容易被某些“彼可取而代之也”的“野心家”钻历史空子。

不论薄熙来有没有这个“野心”，但在公众印象中重庆几成“独立王国”，大陆民众已经戏称薄熙来为“平西王”、“薄督”，所形成的效果和长征期间张国焘分裂红四方面军，1954年高岗被批做要搞“独立王国”如出一辙。

当年，在四中全会上认为党内有些因素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指出“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他们这种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恶劣倾向的发展，如果党不予以及时的制止，必然会走到与党对抗，破坏党的团结，就有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成为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可悲的前途。

如今套回到薄熙来身上，他已有了成为“个人野心家”的趋势和条件，如果继续发展就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程度。中共就有必要向全党敲起警钟，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这种危险。所以，薄熙来的免职也即是为了保护“党的纯洁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