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追问：胡锦涛缘何拒绝华莱士专访

【多维新闻】美国“新闻怪杰”华莱士（Mike Wallace）7日晚逝世。他以穷尽新闻真相、深剖社会问题的职业精神而蜚声海内外。同时还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是世界上采访名人最多的新闻人士。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以及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都被他专访过，而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胡锦涛却没接受他的专访。对此，一些西方媒体固执地认为，胡锦涛拒绝接受专访是因为华莱士犀利的提问曾使那些开通、有趣的中共领导人都显得木讷和呆滞，所以这种“警示”使他不愿直面这位直率得近乎彪悍的美国记者。

在华莱士的职业生涯中，他采访过数百位世界知名公众人物。其中包括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以后除了小布什（George W. Bush）以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而外国政要中，则有以色列前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伊朗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及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在对这些显赫政要采访时，华莱士提问一向犀利尖锐，从不给被访者留情面。2005年他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时，曾直接否定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惊得普京助手曾试图中止采访。在2000年专访江泽民时，他也曾逼问被中共视为禁忌的“六四事件”。此外，他还借江能信口吟诵美国前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反讽中共不是民选政权。

在西方媒体眼里，华莱士不但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制高点，而且兼具舌战群雄的口才。于是，他们相信，并非民主制度的中国的领导人，自然对于华莱士的很多提问难以招架。

但这样的事实似乎难以让人信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下属新闻杂志类节目《60分钟》开创于1968年。1977年节目收视率跃居黄金时段前10位，成为最成功的电视新闻节目，傲人的收视排名一直保持到2001年。期间，担任主持人的华莱士更是以刨根问底、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名声大噪。1986年接受他专访的邓小平以及2000年接受他访问的江泽民，没有理由不晓得他的访问风格。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同意接受专访，不难判断出，他们对于华莱士“犀利”的提问和“雄辩”的口才并未畏惧。更何况，通过当时的采访记录，外界可以清晰感知到邓和江均应对自如。

而在那两个特殊历史阶段，中国也有必要通过媒体让外界知道中国的心声。1986年，持续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让中国面貌有所改观，试图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中国更需要西方放弃冷战思维，了解中国接纳中国，正确看待这个红色政权，于是邓小平欣然同意受访。至于2000年，江泽民接受专访，则更多原因是因为 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及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得中美关系“开倒车”，完全进入冰冻期。江泽民站在新世纪起点上，意在为未来中美关系提出中国的立场和原则。

然而，对于中国两位领导人接受访问时被华莱士“刁难”，西方媒体依旧解读为，这让中国领导人很“畏惧”。甚至，有些西媒断言华莱士之所以没有专访胡锦涛，就是因为中共领袖“心有余悸”，“吸取教训”后选择落荒而逃。

这种看法显然太过武断。首先，胡锦涛绝非知难而退且“畏惧”华莱士的中共领导人。否则2006年访美时，美联社不会给予他“强硬但开放”的评价。此外，沉稳、内敛是中国历史积淀下来的政治传统，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家必须有城府、工心计。在偏好评论各国政要的小布什眼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有着不易激动的风度，长于分析事理”。务实、理智才是大国领袖最核心的内涵。或许是厌倦西方媒体对只言片语的过度解读，甚至动辄引为话柄，沉静审慎的胡锦涛才不愿接受西媒专访，流露太多真情。

此外，华莱士式的尖刻问题有着西方“普世价值”特有的盛气凌人，其话语霸权使得双方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诸多问题谈无可谈；而对于挑战中方内政与外交中核心利益的问题，则丝毫没有可讨论的余地。从这种意义来讲，与华莱士的对话也只是一场show、一种姿态而已，意义并不很大。西方媒体没必要将中国领导人的深藏不露解读为中国领导人的退缩、自己的胜利。

当然，中共领导人不乐意接受西媒专访，与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也不无关系。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向来有得天下、居正统的观念。中国皇帝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陆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也一直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外国使节想与中国皇帝的对话也绝非易事。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乾隆帝将其驱逐出境，到同治帝时觐见中的礼节性会晤，再到如今的世界，中国在接受西方游戏规则方面已经走过很长的路。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西方式的政治模式尚且难保“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共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私访既取决于时机，也在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一些西方媒体又何必作过多的解读呢？

(王涛 章了凡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