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事件反思体制 权倾一方要不得

中共高层已对薄熙来政治生涯盖棺定论，毫无挽回余地。曾经CNN眼里的“亚洲最有影响力人物”，大陆的“小马哥”，重庆百姓心中的“红色书记”、“民生书记”就此走下舞台。揭开薄熙来光鲜的面纱，他的所作所为让人痛心。同时，薄熙来事件也为中共再一次敲响警钟，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的机制，是否也是让薄熙来越走越远的其中一个原因，值得反思。

胡时代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官成形

从历史沿革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一大至今天的十七大，属胡锦涛主政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领导班子，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官员的数量最多。

在十一届（1977年-1982年）、十二届（1982年-1987年）中央政治局名单中，只有倪志福曾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彭冲曾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十三届（1987年-1992年）中央政治局中，有3位兼任地方要员。分别是：李瑞环在1987年-1989年兼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锡铭在1984年-1992年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杨汝岱在1987年-1992年四川省委书记。

而后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十四（1992年-1997年）、十五届（1997年-2002年）中央政治局中，各出现过4位兼任地方要员。分别是：第十四届的吴邦国于1992年-1994年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于1991年-1994年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姜春云于1993年-1994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谢非于1993年-1998年兼任广东省委书记。第十五届的李长春于1997年-1998年兼任河南省委书记、1998年-2002年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于1997年-200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贾庆林于1997年-2002年兼任北京市委书记；黄菊于1994年-2002年兼任上海市委书记。

而后，到了胡锦涛主政的第十六（2002年-2007年）、十七届（2007年-2012年）中央领导班子中，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要员呈爆发式增长。包括：刘淇从2002年至今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王乐泉于2002年-2010年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立昌在2002年-2007年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张德江于2002年-2007年兼任广东省委书记；陈良宇在2002年-2006年兼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在2002年-2007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后从2007年开始兼任上海市委书记。还有汪洋、张高丽从2007年至今，分别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再就是薄熙来从2007年开始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也是自重庆自1997年列为全国第4个直辖市后，首次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市委书记。

对比发现，在胡锦涛主政之前，直辖市的地方官虽然也有政治局委员兼任，但并非绝对，也没有一个定论。但自胡锦涛主政后，北京、上海、天津，包括后来的重庆，这4个直辖市的主帅都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直辖市的市委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似乎形成惯例。

需防“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倾一方

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利弊互现。有利的方面有很多，比如说，中共能够容易“掌握”地方重点省份。其实不难发现，由政治局委员去兼任地方要员的地方，都是重点省份，或者说是在当时历史时段下有“特殊意义”、有“示范性”作用的省份。

几个直辖市自然不在话下，再看广东、新疆的安排就一目了然了。再比如说，对于中央工作重点、精神的传达，能保障上级政令的畅通，上下级的沟通等等。再一个更为直接的好处就是资源调配更为方便。就拿重庆来说，为将其打造成西部的明珠，从而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发展，又是把重庆市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又是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又是特批两江新区为全国第三个副省级新区等等，还特别将重庆建设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物品集散地，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结算中心。

但反过来说，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已经出现过几次问题。从陈希同、陈良宇，再到今天的薄熙来，这就不得不引起反思。原来是地方服从于中央，但由于政治局委员已是中央决策层，从方针政策到高层人事都会直接涉及，而一些中央部级官员因党内身份低，反而处于决策圈外，同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地方官的关系极易发生扭曲。如果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官的人，能够谦虚、收敛，问题还不大；如果反之，甚至利用这种身份为自己图名图利，将导致中共对官员的治理出现极大漏洞。例如薄熙来在重庆“折腾”，大搞“小王国”，就让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关系出现了扭曲。薄熙来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身份，利用政策、利用资源、利用舆论，为己造势。这暴露出，当原本所有的“便利”被人为“利用”时，结果就会走向了极端的反面。

就薄熙来事件来说，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的机制，至少造成了中央的监督失效。试想，如果没有王立军在被逼无奈下，擅自跑去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薄熙来光鲜形象背后的这些事情就不会立刻爆发出来，今天若不爆发只会为日后的爆发累积更多能量，届时所造成的影响更无法估量。

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也容易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倾斜。同级别的地方大员的“品级”本应该是一样的，然而有了“补子”与“顶戴花翎”上的差别， 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的优势就是，可更多地占有或调动各种优质社会资源为己所用，首先这是极不公平的。但如果可以利用资源科学发展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一旦地方大员独断专行，有什么“不臣之心”或“异心”那就很麻烦了，利用特殊身份调动优质资源，不计代价、不计成本、不择手段，资源就会为他所用，这就如同“打鸡血”。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次薄熙来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教材。身兼政治局委员的地方大员，一旦有了野心，就很容易仗着位高权重而产生“小朝廷”。以往封疆大吏们就“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倾一方，如果再加上铁腕人物理政，其后果不堪设想。地方大员的一言堂，可就是军阀割据、占山为王的逻辑了。对此，中共还需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