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海伍德 国力兴衰影响国民

一个警察局长车子停留的地方掀开一场权力腐败与斗争的大戏，而权力腐败则指向一个英国人的死亡真相，英国人的死亡又揭示一段漫长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外国人在中国寻求发展的处境，与国与国之间既互补需求又博弈相争的关系。

英国人尼尔·伍德卷入薄熙来一家的故事，在英国被广泛和深入追访。随着好莱坞般的剧情逐渐开展，世人不仅见识了一个冒险家般的商人传奇，发现与权力深交后又决裂的致命后果，更看到国家实力兴衰对个人待遇的影响。

凭借亲密的利益关系与信任，尼尔·伍德很可能随着薄家影响力扩大而一荣俱荣，但后来发展却让他还来不及一损俱损，就先丢了性命。

英国历史学者比克斯（Robert Bickers）研究中国和英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关系，特别着重微观人物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以小见大。他相信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深入清末以来外国人在中国的作为这一脉络去感受。

西方人在中国的历史久远，只说比较近的明清两代。最早带着传教使命感进去中国的，像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都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些人带有宗教使命，加上相对于欧洲，中国处在盛世阶段，双方得以互敬互重，一些传教士甚至凭借西方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被中国皇帝赋予特定的职务身份。

然而在西方鸦片和炮舰进入中国之后，清朝的弱势日渐为世人所感知，互敬互重也就迅速消失。而这时期随着商船前来的，不再是单纯的上帝使徒，更多的是寻找刺激与拼搏前程者。

清朝中后期以至民初的中国，政局与商业市场都是一片混沌，而欧洲特别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工业化的产品需要更多销售市场，也要寻找更多原材料，殖民脚步因此就迈入了非洲和亚洲。

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是更富庶而成熟的市场。由于香港的割让，前往中国的西方人以英国为主，对于性好探险的民族来说，东方不仅神秘而且充满机会。很多英国人在这里进入各个领域，商业、宗教、文化、军火乃至投机买卖。西方画家留下的绘画展示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许多普通人到了中国享受较好的生活和待遇，但是也在时局的变化中承受一定的风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并没有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幸免于难。

英国作家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是个例子。他曾在中国海关工作，也给英国媒体当过记者，写过小说，随后高度涉入中国政治，还替阎锡山掌管天津海关，最终被暗杀身亡。

但就算不介入政治，在战乱时代也可能死于非命。鲍尔比（Thomas W Bowlby）是泰晤士报记者。在1860年来到中国报道，在追随英军采访期间，被僧格林沁部队逮捕下狱，病死狱中。

当然也不是介入政治者都要倒霉，澳大利亚探险家莫里森（George E Morrison）以记者身份在中国的时候，不仅支持辛亥革命，还参与第一次大战之后1919年的凡尔赛和谈，最终因病回到英国。

赫德（Robert Hart）就更难得了。这个英国人在28岁就协助大清掌管海关税务，受到清廷倚重，官至一品，主持中国海关事务近半世纪，甚至介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也许深通中国官场精髓，他很受清廷掌权派重视，也为中国海关税务事业打下很好的基础。但他显然也明辨形势，在辛亥革命前三年离职回到英国，在“双十革命”前20天病死于英国，后来还被清廷追授为太子太保。

外电报道王立军在去美国领馆之前先给英国领馆打电话，却没有被接待，很多人好奇如果尼尔·伍德的事发生在清朝，英国政府会是什么反应。但今天的英国人几乎都知道为什么政府不想接待王立军。

国力兴衰必然影响国民在异地的处境，特别是涉及政治恶斗。西方学者研究在中国的西方人历史不免存在大量的西方视角，然而从微观的个人境遇审视时代大环境，还是能找到人性中相通的苍凉或者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