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是党军一致惯性 薄案波及军队？

自3月15日原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当局调查后，一场自上而下的“坚决拥护”的表态风潮席卷中国。与以往的舆论造势不同的是，此次军方也在其中进行异常高调的表态跟风，于是，就有英国媒体将此事看做是薄熙来与军方有亲密联系的重要依据。

“红二代”避之不及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指出，薄熙来被解职后，北京发动军事政变的传言尘嚣日上，这就提醒人们这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在高级将领中有长期的盟友。报道中还直指薄熙来与海军将领马晓天和军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有私人关系，薄还与习近平分享他在军中的关系。另外，报道称薄熙来一直在培养他和军队高官的关系，对其妻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曾任职的新疆部队进行慷慨捐赠，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市领导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举动。

事实上，上述说法十分牵强，很难经得住推敲。如果说薄熙来与军队过从甚密，那么大都是与其“红二代”的身份有关。众所周知，军队中是“红二代”最多的地方，很多“红二代”都有或曾经有过在军中任职的经历，其中不乏军衔较高者。这些人因为有父辈的关系，自小相识，关系好的会存在一些哥们感情，这在日常交往中有所体现也属正常。

但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是对政治格外敏感的地方，尤其是“红二代”的政治嗅觉更为灵敏，一旦出现有可能会影响自身政治前途的事情发生，那么所谓的“哥们感情”就会立刻被抛弃。可以看到，在薄熙来被立案调查后，与其可能有关系的军队或个人，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或表态效忠，或露面撇清嫌疑，无不“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薄熙来进行坚决的政治切割。

此外，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曾向多维指出，尽管外界习惯性的把“红二代”捆绑成一派，但实际上他们基本都是独立的个体，刘源本人与薄熙来并不熟络，只是泛泛之交，根本不可能会为了薄而有任何造次的举动。而薄熙来与习近平分享军中关系一说更是荒谬，一方面从层级上来看，薄根本还没有资格与习分享资源，另一方面，外界疯传的一项薄的罪名就是与周永康计划联合整垮习，这样谣言与谣言之间的相互矛盾，也说明了两边的传言皆不可靠。

军队高控非“拉拢”可动

至于薄对新疆部队的慷慨捐赠，更不可能会为他自己博取政治上的支持。中共一向对军队掌控度极高，即便是当年长期在军中任主要领导人的林彪，亦不能在军中作乱，甚至最后葬身军队的监控下。在这样的军队体制下，薄熙来作为一任地方行政大员，想要利用远在新疆的军队实现某种目的，无异于天方夜谭。与其说薄在费力讨好新疆军队，倒不如编排他与其父薄一波在云南旧部的关系。

当然，这一点也已有香港媒体进行关注，他们4月15日报道称，中共中央军委已派出五个调查小组，分赴四川、重庆、昆明及贵州等地，深入调查被罢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成都军区的关系，而薄熙来的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云南的旧部14集团军也正被调查。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突然高调亮相成都军区，于是海外媒体就将此解读为与薄熙来事件有关。

在薄被免职后，中共出于一贯的谨慎，加强了对军队的管控，军队方面也心照不宣的高调保持与中央一致。这种“一致”只能体现出中共对军队的高度领导权，而绝不能说明军队内部有“分歧”，也不能说明薄熙来事件会在军队中产生不稳。

管制军队无需用反腐手段

《金融时报》的报道还做出了一项有趣的推理，报道中说，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审计指导委员会，对部队的采购、建筑工程和地产收入等方面进行检查。此举被视作是在向部队军官传递警示，不服从中央指示会被以腐败为名进行调查，并例证谷俊山中将就是从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职位上去职，并受到反腐败调查，并称中共经常以反腐为名，借机清理一些因其他原因失势的官员。

事实上，这种说法更应该是被看做是阴谋论。因为中共无论是对行政官员还是军队上，反腐一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专门的审计部门是早就存在的，此番只是一项专门性的检查，并无所谓的“警示”意义。而以中共的高度政治统一，对任何官员的去留，乃至对军队的控制根本无需以“反腐”为手段，这种“威胁论”、“阴谋论”的思路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想当然。

目前看来，一些海外媒体之所以愿意将军队的“表忠”解读为军事政变的例证，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政情并不了解，或者难以理解中共领导的政治体制下，军队的高度服从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为了追求舆论效应，而进行的想象式演化。目前看来，所谓军队不稳、政变等说法，很难有转变成现实的可能。

薄熙来事件在中共宣布“双停”决议后，再度陷入消息的“空窗期”，境外媒体亦再次多方位炒作、演绎，代中共发言，讨好读者。这一方面是媒体的无聊，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共在发生事件时的舆论把握上总是“惜言如金”，为媒体的这种炒作、演绎提供了空间。

可以看到，当今信息风云迅猛发展，隐瞒和封锁资讯显然已不再有效，尽管在此次薄熙来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共舆论掌控的进步，不再表现得讳疾忌医，但是这种舆论管理的“透明度”仍然不够，仍然会让人们认为是在“讲故事”，也让媒体有空间去“编故事”。因此，中共在此次事件中，应该借机建立面对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体系，让民众能通过更坦诚、透彻和平易近人的现代沟通方法来获悉事情的真相，这也必然能够帮助中共重新建立自己和群众的互信，让社会舆论以更为光明的姿态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