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珀私人身份见达赖 或再次激怒中国

虽说达赖可是世界上仅有的奴隶主，但不是终身的独裁者——藏南已经是印度的一个省，并且驻有印度的军队，70%的印度移民。所以达赖不是一般的卖国求荣的奴隶主！！！

如果哈珀总理激怒了你的话，给他写信，说你反对他的这一行动。 这里是自由国家，公开反对总理是正常的，是没有危险的。

哈珀总理做得很好，保守党做得很好。我们是加拿大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应该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加拿大虽然不是super power，但必须有我们自己独立的国格，不能屈服于强权或金钱，才能自立于世界上，受人尊重。

没人被激怒吧，太夸张了。如果是老虎激怒一次就解决或放下不管，只有驴才不断被激怒后不断叫嚷，黔驴技穷才会被激怒的。你是老虎还是驴呢?

人家会见什么人的自由都没有吗？

他是老毛的对手，不是胡哥的，胡哥不会动他。他迟早要到老毛那儿去报到，胡哥知道的。

总结： 我不想评价政治，但是我想评价人格。 5毛是一个非常让人恶心的群体，让大多数国人和华人觉得恶心。他们颠倒是非，出卖良心，在华人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他们真的以为谎话说上千遍就是真理吗？苍天有眼！！

大陆人民缺的是什么? 信仰,共产党要人民信仰变态的共产主义. 达赖也是个没种的人,已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回国光明正大,我建议达赖不用通知共产党坐专机回国,在中国上空盘旋,共产党能把你的飞机打下来? 都快死的人,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如果共产党把他打下来或把他关起来,金正日和卡扎菲的兄弟胡景涛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全世界的藏民们啥时候一起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有世界上最壮丽的河山， 最适宜和多样化的气候， 最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底蕴。 年轻的时候我几乎跑遍了全中国， 从伊犁到哈密，到兰州，到甘肃，到九寨沟， 到丽江，到德庆，到武汉，到大连，到青岛， 到上海，到长沙，到武夷山，到泰山，到西安.... 小时候广州高大的木棉和大榕树遮挡下的小楼依然历历在目， 家里的天台看到漫天的星星和不时的流星， 美好的自然情景已经不再， 我现在都不想回国， 不想看到满目疮痍的河山和所谓的“现代化”滚滚人流， 旧日好友的共同愿望只是赚到钱把子女送出国， 那是一个悲剧的国家。

保守党的一个特点：做事很残酷，但很正确😁

激怒中国又怎样？一个正在死去的地方。有趣的是，那些老那中国当回事的“中国人”就是不愿意在中国待着。

die stupid die stupid 达赖喇嘛

die stupid die stupid 达赖喇嘛

die stupid die stupid 达赖喇嘛

怎样处理达赖问题, 抓捕关压? 定点清除? 还是任其羞辱自己? 那都是中国政府份内的事情. 我们来到加拿大,已经被中国政府开除了中国国籍. 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帮助中国政府做事. 我们也没有必要成为西方诸强和中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达赖喇嘛只是一个充当牵制中国, 屡试不爽的棋子和工具, 前CIA Agent. 如果中国政府当初能象沙俄入侵中国外蒙古时对付那些策应独立的上层喇嘛们那样办事有点魄力, 何至于有今日的烦恼? 我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小市民, 我们每天要过好自己的日子. 何必去关注那些肮脏的政客们? 反正有什么好处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最后来一句总结: 常念阿弥陀佛, 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多想达赖喇嘛, 必定堕落无间阿鼻地狱!

毛主席对达赖的预言 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两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 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 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后来事态的发展，与毛泽东的这种预计基本一致。他继续写道：“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 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 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就办坏了。” 主席都过世30多年了，达赖还坚定不移的按照主席当年的指示办事，没有一丝一毫有超出主席的预估，耍的还是主席说的那一套。“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 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在那里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 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1955年达赖喇嘛激情创作《毛主席颂》 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火车站，他们受到了规格很高、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郭沫若、林伯渠等亲往迎接。在中南海，达赖喇嘛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铭文写着:“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谨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恭献千副金轮，藉表无上颂祷。”此次北京之行，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常委；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达赖喇嘛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1955年，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写了一首《毛主席颂》，在这篇赞文中，他把毛泽东比作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泽东解放了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领袖像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 就是这个达赖却于1959年3月26日与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流亡后千方百计分裂祖国。 附：《毛主席颂》原文 毛主席颂 乘愿而来浊世间，音容微妙品端严。 往昔累年勤修习，只为众生得出离。 圆满智慧无有等，领众万里越冰峰。 慈悲心内无自身，不含尘劳不染尘。 忽报人间曾伏虎，天下传知南海住。 芸芸等观为一人，视人又胜已亲生。 纷纷世事竭心血，汪洋典籍辛苦阅。 粒米单衣奉为珍，过眼金银如烟云。 古来圣贤无分别，当下最胜尊马列。 唯心唯物皆洞彻，一言一行尽光明。 叠叠南山终积雪，滔滔汉水自扬波。 境外无心境即心，清净无染翠境显。 背心离德名舍本，唯利是图实逐末。 由私欲故荆棘生，以净念故沐微风。 教导忘我学雷锋，赞叹移山比愚公。 私念才起烦恼至，忘我悄然破我执。 坚固妄想吞巨海，移山兹始境狂澜。 斗私屡屡惊风雨，批修渐渐近蓬莱。 公有湛湛语天风，锦绣河山上碧空。 二十八年真正道，万壑溪流直入海。 山野陈陈起松风，村郭声声拂晚钟。 此事本来也太奇，顿叫群众成圣众。 慈心五洲共钦仰，悲愿四海齐响从。 皎洁映彻似琉璃，安忍不动如大地。

建议诸位看一下这个著名的纪录片： 意志的胜利 triumph des willens full movie-english subb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yoiXQslgI8&feature=fvst

哈巴没有激怒我什么， 倒是五毛支持剥夺自己的国籍这种2B行为，让我百思不解。

EVIL

好象从60年开始，就有选举吧。 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相）。1959年流亡印度，同年，在菩提伽耶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1968年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1969年获得密乘格西学位。曾任印度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议员，议长等职。 朱瑞：您是第一位由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的噶伦赤巴（首相），听说您当时的选票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之多；应该说，您是流亡社会民主制的成果，也是绝大多数藏人，尤其是流亡社会藏人的代言人。因此，特别想听您谈一谈您所经历的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过程。 桑东仁波切：详细地谈西藏流亡社会的整个民主进程，会很长，我只能概括地说一下。十七、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民主制。从那时起到现在，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政治体制中，普遍认为最好的就是民主制。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前，在印度，有五、六个没有国王的小国，实行的就是民主管理。可以说，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民主制度之前，印度等地的一些佛教国家，已经在实施民主了。 以西藏为例，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甘丹颇章王朝政权，和当时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比较，西藏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支撑着达赖喇嘛的是一个转世制度，和世袭的国王不一样。并且，在甘丹颇章王朝建立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就是西藏大会，由各寺院代表，商人，农民，牧人等不同阶层的民众组成。寺院代表一般来说是堪布（主持），堪布换了以后，代表也跟着换，但是，其他的，比如商人代表，牧人代表，农民代表，都是世袭的。尽管构成不是那么理想，但在当时来说，仅仅西藏有这样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直希望实行像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还派出了一些学生到国外学习英文，技术等。但是，由于一部分贵族和其他势力的阻碍，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想法没有完全实现。 十四世达赖喇嘛小的时候，就希望在西藏建立一个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当他年仅十六岁开始执政时，西藏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问题，比如：是否签订十七条协议等。从那时候起，西藏基本上就失去了一个自由的建立尊者所希望的民主制度的环境。不过，一九五二年，尊者还是成立了列居列空，就是改革委员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实行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免去百姓的债务，以及减少或减免乌拉和赋税等。后来，由于中国军队的进入，除了解决一部分债务问题以外，改革委员会的很多想法，比如，为没有土地的人提供土地等，都无法实现了。 1959年，我们开始了被迫流亡，四月底，到达默苏里时，才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尊者立刻着手建立有宪法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各个机关，比如以前没有的宗教部，教育部，安全部，经济部等。同时，尊者还指示成立国会，要求议员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当年的十二月，达赖喇嘛尊者到菩提伽耶朝圣时，汇集了一千多藏人。尊者在菩提伽耶停留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59年12月到60年1月）里，我的记忆中，召开了许多会议。后来，又决定成立西藏三区的议会：每个区有两位代表，各教派也有一名代表。 朱瑞：有笨波教的代表吗？ 桑东仁波切：没有，当时笨教的人数很少。由于藏人很分散，选举出来的代表没办法集中在一起，直到1960年的9月，才有可能聚集在达兰萨拉。因此9月2日，我们成立了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的国会。这一天，就被定为流亡藏人民主节，这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投票。 回顾当时的投票方式，并不完美。好像每届定为三年，后来是五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笨波教的代表，是从第四届或者第五届时出现的。 1961年，我们起草了《未来西藏宪法》的简写部分。1963年完成了《未来宪法》的完整部分。不过，到1990年，还没有完全实现达赖喇嘛尊者所希望的一个有宪法的纯粹的民主制度。比如，当时看来，与行政机构的权力相比，立法机构的权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并不完善。我的感觉是，尊者等不及了，因此，

这是独裁吗？ 990年，召开了一个特别大会，解散了当时的国会和噶厦政府，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当时的要求是，选票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当选噶伦。选举产生的三位噶伦，就组成了临时政府，期限是一年。当时还成立了《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因为尊者认为，《未来西藏宪法》不能执行，因为是未来宪法，还必须要有一个流亡藏人的宪法。那时，宪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是解散中噶厦的首席噶伦土丹朗杰，我也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1991年开始，选举了新的国会，由原来的十六、七人，扩大到四十六人。 那是十一届国会，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起草的《流亡藏人宪章》，当时国会的四十六人中，有三人是尊者指派的，我就是他指派的三人中的一个。他觉得需要一个熟悉讨论背景的人，也就是曾在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工作的人。我们的民主制度，就这样，从1991年开始，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的三权分立，其最高的决定权在国会。国会的立法由噶厦（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噶伦（部长）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负责民众选举的国会。 在不违背当地宪法的情况下，我们有自己的最高法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这三个机构的各自义务，责任都非常清楚。同时十一届议会还制定了各个机关的条例等。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是很重要的，而且，最高的权力是立法机关。不过，行政机关里同时也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比如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审计署，监督各行政机关的运作模式，预算，支出等业务方面的问题；另外，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主要是选举问题，我们成立了干部选举委员会，以及提拔委员会等，在挑选和提拔中，都不受行政机构的影响。干部选举委员会，提拔委员会，以及审计署，是三个独立的机构，向立法机关负责，但是，不需要向噶厦负责，因为它是独立的，否则，就是不干净的民主。 《流亡藏人宪章》通过之后，由国会议员选出噶厦时，其中的一个条件是，票数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标准太高了，当时的噶厦只有两、三个嘎伦，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后来就修改了宪法，把百分比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由于有七个行政部门，需要七位噶伦。当时由尊者提出十四位候选人，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当选噶伦。 这样的情况连续几年以后，尊者觉得由他提名，然后国会选举通过，虽然是民主，但不是完全的民主；而且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仅仅由四十六位国会议员选举，也不算是彻底的民主。因此，2001年，尊者提议，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不要局限于由国会的四十六人投票，应该由全体藏人自己选举产生。选举产生的噶伦赤巴，有权提出组阁名单，而后，上报国会通过。 2001年，流亡社会的民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除了没有国家和土地以外，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已达到了一个高度。当初《流亡藏人宪法》制定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即对重大的紧急事件，不局限于国会，必须征求全体民众的意见，所以，今年召开了全体藏人的特别大会。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朱瑞：谢谢仁波切耐心的回答。在特别大会期间，我看到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560名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听说，一万七千多人，对西藏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意见，包括西藏和中国各地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政府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员、退休人员、各藏区寺院的仁波切、格西、堪布，农人，牧人，商人等，显而易见，一个真正的高度的民主，在流亡社区又有了雄厚的基础。

我靠，达赖可是世界上仅有的奴隶主，终身独裁者。 卡扎菲只不过独裁40年，达赖可是70年了。 所有追求民主向往和平反对独裁统治者的善良民众，都应该揭穿达赖这个独裁者的谎言。

这“TTV”真可能是被我党洗残了， 来加拿大就要有宽阔的胸怀，动不动就说分裂祖国啦，是人民的敌人啦， 你真了解达赖吗？你去过西藏吗？ 西藏人有钱， 是哪些少数人有钱？ 水土不服，还是回党妈妈怀抱吧！

中国没有被激怒，共产党也没有被激怒。 倒是几个五毛被激怒了。

是不是真要世界末日啦，这么多事啊。

达赖也真是有点无赖。你不是有接班人了吗？怎么还自己到处乱窜？哈珀也是无奈啊，你达赖头顶个藏人精神领袖的幌子，不接见你吧，被加国人民骂，接见你吧，又要惹得中国人民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