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如何毛泽东谋划重新布局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 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注：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 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58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 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