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长期背骂名 陈独秀的真实后半生

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由狱警带上被告席的陈独秀，气色尚佳，眼睛深深眍进挑起的眉梁骨，不自觉有睥睨一切的神气。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遥在延安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据此评论说，“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面朝四壁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背后则忍受着“自己人”的谩骂。这位参与创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到了晚年被《新华日报》等称为“托匪汉奸”、“日寇侦探”，直到死后仍长期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总头子”的骂名。

他身前的思想与作为，有如受到诅咒，至今仍深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向左走？向右走？

站在法庭上，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精神矍铄。壮年时他曾教训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现在这看起来像是他人生的自剖。

囚于南京狱中期间，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重操早年精熟的文字学，写成一部《实庵字说》，成为他的遗世之作《小学识字课本》的底稿。他还特意托胡适捎来英文原本的《原富》、《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日加研读手不释卷。

无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替他扛旗的胡适，在陈独秀入狱后，反倒发了一通怪论，“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陈仲子脱离苦厄后，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1937年岁末，在狱中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获提前释放。此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剧变。抗日的战火从热河蔓延至全国，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从南京迁都重庆；而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并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独秀一出狱，旋即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出，愿拨10万经费支持陈重组共产党，并许诺在国民参政会中为新共产党保留5个议席。毛泽东和张闻天则发布中共中央通电，提出陈回党工作的条件：放弃过去的一切主张，并表示对当前中央的拥护。

议会政治，实乃陈之所欲。但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失败的创口尤在作痛，他怎能忘了那个短命的上海市民选政府，正是在蒋介石的枪口下遭到覆灭？回归共产党，亦合陈之所愿。那毕竟是他起家创立的中国最革命的政党，但他跟组织之间情感上、路线上的裂缝还能修复吗？

这个在1920年代两次全国最有影响力伟人评选中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的“青年导师”，在新一波“统战”浪潮中，拒绝了任何一边，陷自己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他的倔强，换来的是劈头盖脸的声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

1938年7月，陈伯达在《解放》上发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批陈“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

陈独秀不服，他给《新华日报》写信抗辩。“汉奸”风波越闹越凶，周恩来干脆出来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老头子”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五大”召开时，陈独秀虽尚在总书记之位，但群起向他发难的人中，有从北大时期开始跟随他的学生张国焘。张国焘拍桌子大骂陈为“投降主义”，手指头戳到了面门。众人看陈面有愠色，但只一味地沉着脸，没有发作。

早在“二大”上，张国焘就曾说过，“要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自己的老师”。因张国焘在党内搞小集团，被陈独秀当面拍了桌子，连桌上的茶盏都跳了起来。如今这一巴掌拍回来，张国焘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陈独秀在党内向被尊为“老头子”，和他年龄最接近的李大钊，在“五大”当夜已遭北洋政府处决。其他围绕陈身边的共产党人，多是他的学生辈。因知道他习惯在晨起、夜间读书写作，他们喜欢在午后来听他的畅谈高论。

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的记述都曾提及，陈独秀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

毛泽东年轻时，曾入京遍访“五四”名师，对陈独秀观感尤佳。返湘和蔡和森谈起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可比拟”。日后接受斯诺的采访，他还说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陈独秀、胡适代替了梁、康，做了我崇拜的人物”。

在同辈人之中，陈独秀的思想显得时髦、出格，同盟会打着反清的旗帜，还在和康梁新党较劲，他已经在甄辨英式与法式的民主；“五四”后无政府主义盛行一时，他又转向了苏俄革命的列宁式马克思主义。

难怪胡适在1917年刊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冀教续篇》骂陈独秀了。”

现在“老头子”垂垂老矣，被当成“右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人的词典中，“右倾”的意思就是，“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他白天躺在床上发呆，闷闷地抽烟。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牺牲，更为他的风霜晚年增添悲痛。

遥想早年的同道，在日本留学时期交好的热血青年邹容、吴樾等人，已先后在反清斗争中殒身。原来北大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他受共产主义理论吸引之后，也变得疏远起来。曾经开诚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如吴稚晖、汪精卫等辈，于今则结下了梁子。

步入晚境的陈独秀落得孑然一身，但这倔老头非但没有沉入伤春悲秋的文士情绪，还振笔悬腕，自题一屏条：“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悖时乎？

1919年，陈独秀第二次入狱，远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到了1937年陈独秀第三次入狱获释，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话锋急转，“陈1927年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个血的教训”。

陈独秀被批驳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取消主义”，无不起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抵制，以至在国共合作上举棋不定。

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呼声，最早还可追溯到1923年。那时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政府所在地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兵变，孙中山欲北联曹锟，兴兵讨陈。

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面发动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向孙中山写联名信抗议，“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法”，一面又动用中共的舆论工具，在党刊《向导》上发文，“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北伐伐谁？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一条道路？”气得孙中山勃然大怒，“他再敢胡说，看我把他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遍举中国的舆论，声援陈独秀的竟只有过去的北大同事胡适。此时的胡适，还只站在一个局外人清议的立场。他反对孙中山以“背弃主子”、“犯上叛逆”为口号讨伐陈炯明，批判其“用旧道德的死尸来作攻击他人的武器”。

胡适身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发的清议，尚且遭到国民党所操舆论一个多月的围攻。陈独秀身为国共合作统一阵线的党内人物，他的言论就不得不面对政敌在幕后的揣测。

他本人也预感到这种危机，从中共“二大”开始就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以便在党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而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却成了触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后者所指派的代表，从马林到鲍罗丁，一直要求中共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躲在国内党内部“借壳”发展。

陈独秀个人的政治灾难正是由此而起。当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出师连捷，进逼中部重镇武昌时，陈独秀还签署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仍与北伐唱反调，提出“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出路”。

1927年4月，北伐军逼近上海，那是陈独秀曾向孙中山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书生意气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发起组织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第一次坐阵前线指挥，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直接参与革命行动。

昙花一现的上海市临时民选政府，只维持了不到半月，就迫于蒋介石兵临城下的压力而告解散。

吴稚晖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陈组建上海临时民选政府以前，他们之间曾有一段对话。他语陈：“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遂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掩面而走，“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国民党的性命太快了一点。”

局外人

陈独秀缺席了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和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丁回国述职时，形容陈独秀“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

终于，1929年10月15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和他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中国“托派”的领导人彭述之。

撒手不再做领导后，自号“撒翁”的陈独秀，陆续在新创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热潮》等杂志上作文，“既不拥国，也不拥共”。自判局外的他，似乎再次体验到了思考、写作、批评自由的状态。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四川江津（现隶属重庆）的巴山蜀水间度过的。一直陪伴他身边的，只有他的第三任伴侣潘兰珍。

在陈独秀所寄寓的鹤山坪石墙院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日夜轮番轰炸重庆的敌机，到了重庆南边二十公里的这个小县城上空，也就向东返航。

陈独秀在山村中的避世生活，也难以求得完全的清净。1938年，蒋介石的特使戴笠和胡宗南提着茅台、瓜果登门，假托向其求教“对国事的看法”，来探探他的口风。陈独秀漠然回绝，“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而暗中出此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此时他已投身戴笠门下。

来人自找了个没趣，被打发走后。陈独秀终未能平息胸中波澜，在1942年间写下四篇宏文《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虽藏之深山，陈独秀的眼界却仍远届大洋彼岸，乃及身后之世。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称，“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开始。”

如此高瞻的预见，也正合于此时出使美国的胡适的观察，“不很远有个太平洋战场，我们也许可以翻身”。陈独秀的洞察，则更超越他们所存之世，预言到了二战后的世界，两大力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开启。

对于斯大林主政的苏联，他的观点比二十年前犀利得多。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时，他只把苏俄的胜利看作一项特例。现在他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

他直指“苏俄堕落的大原因”，正在于“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为用之杀自己。”胡适1949年在驶往太平洋的一艘客轮上，编订《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慨然作长篇序言，“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1942年5月27日，油尽灯枯。陈独秀在江津病逝。在陈独秀的葬礼上，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出来的父亲遗像，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陈独秀画得很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爷。几幅挽联说：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家的仆人吴元珍，目睹着浩荡百余人的送葬队伍，始对她家主人有了一点模糊的见解，“陈先生活着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对本文的校订。参考书目：《陈独秀著作选编》（一至五卷）、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沈寂《陈独秀传论》、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陈独秀在江津》等）

【陈独秀逸事】

伪造读者来信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新青年》创刊伊始，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

由于《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陈独秀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

蔡元培帮他做假学历

陈独秀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但蔡元培为了让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给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函中，附上陈独秀个人履历，称陈为“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故意为陈独秀编造的。

蔡元培帮陈独秀造假文凭一事，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授中虽然私下也曾多少有过一些议论，但后来就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对于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之间的人才佳话了。即，蔡元培为了推举人才进北大当学长不惜代人编造假学历，而陈独秀虽然是带着假学历进了北大当上了学长也没有什么后果，甚至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三道四，就连那时专门喜爱挑事儿的新闻媒体也跟着装聋作哑起来。

坐监带着小媳妇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

后来他被关进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毛泽东对陈独秀从崇拜到分道扬镳

南都周刊

唐宝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陈独秀全传》、《中国托派史》等。

朱洪 安庆师范学院教授，著有《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沉浮录》等。

重估陈独秀

南都周刊：陈独秀先后被罗织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反革命等罪名有十项之多。1949年后，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唐宝林：毛泽东不仅在1949年前维持了陈独秀的十宗罪，1949年后，都维持了陈的十宗罪。

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学术界才掀起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7月17日，发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于是，陈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得到恢复（过去这些功绩都归于李大钊与毛泽东）。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13号文件，承认陈独秀的“汉奸罪”并非事实。剩下的最大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改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但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是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朱洪：我2003年在中央台录过一档节目，说陈独秀父子三人是中共中央委员，这是绝无仅有的。后来有人打电话说，这不是为陈独秀平反嘛。到现在，中央台的正面报道，可能就那么一次。

中央对陈独秀的问题的态度是巧妙的，胡耀邦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要求对陈独秀重新评价，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陈，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是远远不够了。

中国研究陈独秀有几个低潮，分别是1983年和1989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开始逐渐放开。最开始研究陈独秀时，当时认为有两个禁区难以打破：其一是大革命的责任问题，认为陈独秀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后来大家逐渐改变了观点。其二是党籍问题，这些年逐渐在改，毛泽东也说过，可以不开除陈的党籍。

南都周刊：共产国际和联共档案的解密，对于重新认识陈独秀有怎样的价值？

唐宝林：档案中当时的联共和共产国际最高机构讨论中国革命的原始记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是怎样被人家拖着鼻子走，充当先后是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附庸、助手、苦力和“姨太太”（瞿秋白语），有力说明了：陈独秀是一个“违心执行者”，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当作替罪羊。这批档案的解密，是平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钥匙。陈独秀历史冤案的彻底平反，依赖于两批历史档案的解密，另一批就是陈独秀后期历史资料。

陈独秀与毛泽东

南都周刊：陈独秀对毛泽东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分歧呢？

唐宝林：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崇拜：陈独秀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启蒙运动，已经盛名满天下。当时毛在湖南第一师范，读《新青年》后，就把原来的“人生楷模”康有为、梁启超，换成陈独秀与胡适。毛泽东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稿陈独秀，陈即把此文刊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毛有千里马遇到伯乐之感。

二，模仿：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鼓励被捕学生不怕镇压：“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陈也因上街散发传单而被捕。毛泽东在湖南也发起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号上发表援救陈的文章，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三，聆教：1920年春，毛泽东为宣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到北京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头脑中还是佛教、无政府主义等“大杂烩”。然后到上海拜访陈独秀，谈湖南驱张后实行“自治”，成立“湖南共和国”。陈向毛谈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向毛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毛说，从这年夏天起，他就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提携：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湘区工作得到陈的特别表扬，于是在“三大”前陈即把毛提携到中央工作。在“三大”上，毛任中央委员会秘书，具有与委员长陈独秀共同签发中央文件的权力。

五，发生裂痕：1927年初工农运动在北伐军占领区蓬勃发展，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引起地主、富农、资本家为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及北伐军官的恐慌。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提出国民党同意的“减租减息”，只能没收大地主的，保护中小地主的土地。毛泽东反对，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予以驳斥。陈在中共“五大”上，否定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提案。

六，分道扬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继续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陈独秀认为革命进入低潮，应该退守，反对武装推翻国民党的进攻策略，被中央视为“取消派”。对于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的主张，毛泽东是拥护的。

归于同道

南都周刊：在陈独秀担任领导职务时，曾多次修正自己的错误，比如从反对联合国民党到此后执行国共联合的路线。如何评价？

唐宝林：陈独秀是个思想家，但不是理论家，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他的思想、观点、主张经常因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他的思想变化有一个基本前提：不为了私利，而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于是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命令不可抗拒；或是照顾大局，不使党发生分裂，服从党中央内部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他会改变自己原来十分坚持的思想观点。

朱洪：陈独秀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都是矛盾的。他自己在被开除党籍后，写了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很清楚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环境以及共产国际给他的条件，是冲突的。陈独秀是想摆脱国民党来做点事，但是国民党是反对的。所以国共合作之后争吵不断。

南都周刊：陈独秀晚期的思想结晶，被其友人胡适认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离开北大后渐行渐远的思想左翼和右翼，在陈独秀和胡适身上似乎又归于同道。

唐宝林：陈独秀一生政治主张多变，但民主主义思想一直未变。胡适因早年留学美国多年，思想根植民主理念，后来又经常去美国讲学和任大使，民主思想更加坚定不移。陈独秀早年笃信民主主义，后因听信“无产阶级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百倍”的民主而信仰列宁主义。此后，他看到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领袖个人（或少数人的权贵集团）的独裁，是“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同时，他又花了五六年时间研究了人类民主发展史，看到民主是人类发展史每个阶段上大多数被压迫者反对少数压迫者的旗帜。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各阶级人民都需要。

南都周刊：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如何？

朱洪：胡适对陈独秀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你看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在陈独秀没有跟胡适交朋友之前，他是没有方向的。在《新青年》里面，张三来谈什么，他就答什么。胡适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把《新青年》定位在文化上。后来形成的新文化运动，内核还是胡适，陈独秀是个包装者，他用他的组织力量，把这个内核包装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和胡适之间后来起争论，但陈独秀每次还想拉胡适。在任何时候，他希望胡适跟他并肩行。到最后，每次陈独秀跟国民党、跟共产党产生矛盾，他在朋友里扫一圈，他还是找到胡适。1920年初的时候，他从武汉演讲回来，徐世昌想抓他，他找的第一个人不是李大钊，而是胡适。他首先跑到了胡适家里，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在内心里面还是把胡适定位为最好的朋友。

但是胡适是个怕事的人，把他带到了李大钊那儿，李大钊就借这个机会把陈独秀送到了天津，在路上鼓动他加入共产党。有这么个历史插曲，也就是说陈独秀的人生道路上可以这么走也可以那么走，胡适无意之中把他推向了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