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希望教会中国人喝汤不出声

据说所有外国企业家的梦想就是能卖给每个中国人一把牙刷，我请的这位午餐嘉宾则与众不同，她的梦想是把礼仪推销给中国人。

伊登•柯林沃斯计划在中国设立一所淑女培训学校。把举止、礼仪以及教养之精髓传授给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年轻人。她的新作《增加好感之道》(The Tao of Increasing Your Likability)不久后将正式推出，所提的第一步宏伟计划就是教会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做到如何喝汤时不出声，互相恭维以及“和而不同”。该书以中文出版——尽管本人获许一睹其译稿——其出版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很显然，来自昔日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的许多实力派商人被柯林沃斯本人的优雅风度所倾倒。就她本人而言，当然是希望能大赚一把；或引用共进午餐几天后她给本人所发邮件中的话： “一言以蔽之，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光教授礼仪，而是找寻商机。”

使人大跌眼镜的是，柯林沃斯竟成了进军新兴市场的先行者。她是杂志主编，一度还担任过赫斯特(Hearst)出版帝国的高管，前一阵子，她还在纽约过着社交名媛的生活，游刃有余地应酬于画廊开张与慈善晚宴之间。

她来中国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掌管纽约一家专门解决冲突的国际智库——东西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整天忙着与政客、决策者以及积德行善的名人打交道，穿梭往来于纽约、布鲁塞尔以及莫斯科等城市，就军备控制与网络安全交流最新的心得。

到了58岁这年，她放弃从事的一切，只身来到中国打拼。一年多后的今天，柯林沃斯四处奔忙于北京（尽管她不会说汉语），在这儿她努力成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式的人物，兜售规范的行为举止与礼仪。

匆忙赶往午餐地Caffè Caldesi的路上，我猛然想起柯林沃斯新作《增加好感之道》中有一大章节专门讨论守时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没想到我一开始就坏了规矩——约会迟到。Caffè Caldesi是伦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北一家店面不大的意大利餐馆。

对我的歉意，柯林沃斯并不介意，甚至还表扬了我，因为本人曾提前通过邮件告知她可能会晚到。“就行为而言，您做得无可挑剔，”她给我吃了定心丸，我感到心花怒放，就象小孩子被大人拍脑袋表扬了似的。

柯林沃斯身材高挑、举止优雅，一头浓密的古铜色头发让人过目不忘。她的装扮，与其说像来自当今北京的某高管会议室的礼仪策划师，倒不如说就象上世纪20年代阿勒贡金酒店(Algonquin Hotel)沙龙中桃乐丝•帕克(Dorothy Parker)的那些“志同道合者”。

我希望省去那些细枝末节，于是单刀直入地问她：如何看待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当务之急是点菜。“对我来说，看菜单真是其乐无穷，” 我俩一起浏览着菜单时，她无精打采地说。“就是吃啥能自己说了算。”她在中国参加各种业务应酬时，吃啥可没有主动权。

这不仅意味着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吃满桌子的菜（显然，这对于身材瘦削的柯林沃斯而言苦不堪言），而且还迫使她陷于吃动物杂碎的尴尬境地，她想着都觉得恶心，更甭提吃了。一想起吃鸭舌，她仍犯怵，鸭舌“更象是以前上学时咬过的铅笔头上带的橡皮”。

这儿的菜单可没有这些让人发怵的东西。柯林沃斯点了檬鲽，我则要了小牛肉火腿(saltimbocca alla romana)。我俩还点了酒，虽说柯林沃斯自称一喝酒就觉得头重脚轻（她甚至说：“服用人参甚至能让我昏昏欲睡”。）她要了一杯灰比诺酒(Pinot Grigio)，我则要了杯黑稠醇美的萨兰托马瓦西亚葡萄酒(Malvasia Nera Salento)。

柯林沃斯的新作基本上是介绍现代西方商业礼仪的初级读本——最新的版本洋洋洒洒介绍了礼仪之渊薮，从卡斯堤略内(Castiglione)的《朝臣》 (The Courtier)到凯拉韦(Lucy Kellaway)在《金融时报》开办的 “亲爱的露西”专栏，不一而足。书中还有专门介绍餐桌礼仪以及如何问候的章节（“男士之间的握手应短促、有力与热情，而且目光要直视对方。”）

虽说书中牵扯相当篇幅的高科技内容——接发电子邮件以及拨接电话时的礼仪——许多建议属于老生常谈。比方说，当女士伸手向男士致意时，柯林沃斯所给的建议是：女士的手臂与手指应保持松弛状态，“因为欧洲人的习惯是男士要抬升一点女士的手，然后略微鞠躬致意”。还有一章专门探讨各种粗俗的行为，如建议不能 “在人行道上吐痰、在餐桌上打嗝以及不用手帕擤鼻涕”。其它所列的欠妥行为还包括“看不起售货员与服务员这类人”以及“不及时清理狗狗在人行道上拉的粪便”等等。

我暗自思量：中国人真会吃你这一套吗？毕竟，他们对狗狗随地大小便以及伤害下属的感情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那些讲究吃相及社交礼仪的人不是早已把自家孩子送至英国或者美国常青藤大学(Ivy League)这样的贵族学校了吗？在那儿孩子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言传身教学到更多的西方礼仪。

柯林沃斯明确地告诉我这正是她所感兴趣的地方。她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到中国各地大学做问卷调查。“大学生都心知肚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与西方人的交往会越来越频繁，”她说。“他们肯定希望学习礼仪方面的知识。”

她说，良好的行为举止可以避免不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犯社交错误，反之亦然。柯林沃斯列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她曾费尽周折与中国某出版商确定业务洽谈事宜，原因是对方不想定下精准的时间（“在他看来，整个下午都行”），而她每次洽谈业务都是预先确定好时间的。由于这样的误解，该出版商感觉很是不爽，她也同样如此。

“把这种事弄正规，就是确保生意与增加利润的好方法，”她说。

我感兴趣的是：想知道与她打交道的中国人喜欢问哪些问题。“出人意料的问题，”柯林沃斯说。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同性恋婚姻。“对他们来说，这纯粹是个抽象问题，但他们想知道我的看法，”她说。我于是问她是如何作答的，她说，“谨慎应对”。

她的著作针对的对象并非企业高管，而是成百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无序扩张的中国新兴城市中长大——这是大规模城市化的第一代产品。柯林沃斯的理论是：从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快速过渡，结果在城市年轻人中造成了她所说的“社交断层”。这些年轻人所关心的就是最新的通信技术、手机、社交媒体等东西，却缺乏“互相交往的从容与自信，甚至在自己年龄段的群体内也是如此。”他们知道如何去做事，但不知道如何做人。

她认为：自己的著作能帮助这些年轻人除了处理好与西方人的关系外，还能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从根本上说，礼仪不是纯粹东西方的交往，正如她所指出的：“礼仪必须兼顾……我觉得自己似乎太过婆婆妈妈，但礼仪牵扯到友善、认可以及时刻对别人的相关背景保持敏感。”

当然，这一切很能打动人，但中国人非得要从一位不懂汉语的老外那里学习对别人的背景保持敏感的课程吗？“我并非高高在上地兜售西方文化的理念，”她坚持说。

这个理念源自她的儿子吉列姆(Gilliam)，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ond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学习汉语时，曾到中国呆过两年时间，他目前仍在攻读学位。吉列姆给她介绍北京生活的相关情况，而且参加了她与中国出版商的每场洽谈会。这是个角色转变。“我完全依赖于他，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

她承认：放弃纽约安逸的生活、来现代化的北京发展心里是惴惴不安的。我问她：对永久居住于北京如何设想？她显得不寒而栗，“那会让我疯掉，”她说，并补充说北京似乎就象“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与科幻影片银翼刺客(Blade Runner)所描绘的那样显得荒诞不经。每天早上，看到日出东方，但太阳却酷似月亮。”尘霾与污染甚至让她不得不放弃了每天的漫步。“空气中似乎放了各种小碎片似的，”她说。

柯林沃斯的父亲是来自美国南部的商人，母亲是出生在捷克的画家，柯林沃斯总是充满了自信。上世纪70年代，她的首份工作是担任某出版公司的前台，此后不断获得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成为Arbor House出版公司的掌门人，负责出版艾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重量级人物的著作。

到了1990年，她离职西进，前往洛杉矶创办加州版的《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但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当时广告业在经济衰退中也是举步维艰。“当时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法院没收了——就在此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愿意出手相救，”她说。虽说杂志起死回生并吸引了员工加盟，但8年后还是停办了。

但是，当初的创业与现在的功成名就相比，似乎很是小儿科。柯林沃斯的策略是先通过著书确立其在礼仪方面的权威，然后再创办礼仪学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时刻存在的知识产权的侵权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别人可以复制相关课程，但无法复制本人，”她说，灰绿色的双眼直盯着我。

本人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因此顺从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其看法。但她的客户（如来自湖南、思想传统的零配件生产商）也许想知道学习礼仪对其有何裨益，柯林沃斯希望打动这些客户，以使自己的生意蒸蒸日上、一发而不可收。她深信会客户盈门，因为她提供的课程（能与西方客户实现更好的沟通）能让他们生意蒸蒸日上。她相信此举能帮助中国公司找到更具创意性的经营办法，而这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即移情。“中国人若要真正自主创新，就得抛弃孔夫子提倡的那种机械学习方法，”她说。

柯林沃斯仍在一点一点地吃着所点的鱼，而服务员就在附近来回盘桓。我这才明白点的点心不够。我敢断言中国的大老板看到这种情景，定会再来个双份的提拉米苏点心(tiramisu)，但嘿嘿，本人是西方人，实在无此“胆量”。

我们随后把话题转向在华经商牵扯的政治敏感问题。柯林沃斯向我解释自己的著作如何遭“新闻办”审验的过程。本人吃惊的是：审核官员竟然还能从中找出什么不当之处。还真有，新闻官员提到了两处。其中一处是“穆斯林”这个词，它能立即让人如临大敌。“这就好似您进入了非理性焦虑的禁飞区，”她说。另一处是封底某社会名人的点评，她过去曾支持过民主思潮。“因此我对该名人说起了此事，对方对我说：‘真没想到新闻办官员会如此纠结，但若是惹麻烦的话，就直接把我的点评删掉。’”

对她的服软，我颇感惊讶。“这种事我很陌生，但我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她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在中国，我若想与中国的出版商合作（出版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读者的书籍），不按照他们的行规做就显得不喑世事。要知道，这还是一本介绍礼仪的书。”

我俩谈到了薄熙来(Bo Xilai)事件与外国人在华经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她怀疑神秘死于重庆某酒店客房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明显，他做事太欠考虑，”她说。于是我问她，在中国，自己如何能知道何时考虑欠妥当？“我觉得当别人开始败坏你的名声时，你就应该明白了。”

午餐已接近尾声。柯林沃斯用餐巾纸轻轻擦了擦嘴唇，此时服务员拿来了账单。她客气地表示了感谢，然后起身离开，一脸着急的样子，生怕误了下一场约会。当服务员走到跟前取走她的餐盘时，我才如梦初醒：她假装用餐装得何其逼真——她实际上啥都没吃、啥都没喝。

（本文作者为乔纳森•福特，《金融时报》商界领袖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