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模式陷困境 破局须放弃挣快钱思维

中国央视“香港十五年”系列报道，连续疲劳轰炸了半个月，盛赞香港15年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伟大创举”。花团锦簇的背后真是歌舞升平吗？恐怕不然。贫富分化的严峻，是香港目前的结构性困局的“炎症”。根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这个问题在香港回归后就一直有之，现在愈演愈烈。在观察人士看来，新任特首梁振英能否破局，关键还在于敢不敢“破旧立新”。

派糖福利治标不治本

香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贫富分化问题。贫富分化，绝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财富分配。在观察人士看来，香港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即使比不上发达国家，也是内地无法同日而语的。内地许多人希望到香港生孩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享受香港优质的社会福利。然而，香港长期以来维持低税收，政府依赖土地收入来增加财政。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无疑会影响到楼市的稳定，楼市不仅集中了大商家的利益，也裹挟了中产阶层的利益，更是基层群众的生活负担，如今香港已经成为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楼市裹挟了政府、商家、中产和基层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见，一方面，单纯派糖的福利政策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香港经济的脆弱也可见一斑。

在上述人士看来，香港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基层就业不足，而基层就业不足的根源在于香港的产业结构集中在金融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只能吸纳少数人才。也即是说，香港现如今缺乏能够有效解决基层就业的产业。当然，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80年代初，香港确立了亚太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日益巩固。香港的产业结构转型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促成了香港制造业外移和产业轻型化的特征，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人就将香港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蹶不振和增长乏力，归因于香港产业结构的极端化和单一化。

随着香港增长主要依赖第三产业作为经济支柱，制造业逐渐向周边地区转移，香港已经丧失了制造业优势，单纯倚赖服务业特别金融地产业，在产业结构的轻型化过程中，使整体经济失去了制造业基础的依托，而服务业也因此失去了可服务的基础对象，产业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削弱了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事实上，也一并增加了由金融和地产业所引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比较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路向，就会发现，根本区别在于新加坡不断致力于产业发展，重视自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香港却依然停留在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而这些行业过分依赖内地，以至于逐渐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这种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单纯的财富分配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香港的贫富分化。

商人思维治港两届未有突破

事实上，梁振英所面对的难题不是新问题，而是香港回归之后就面临的老问题。董建华和曾荫权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问题是香港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港英时期，整个治理决策权都握在英国人手里，只有低级官员才是华人。英国人作出决策后，华人公务员负责执行。

由于升迁无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九七香港回归，从某种角度来说，为了稳住香港商人，让他们相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首任行政长官选择了董建华。董建华非常努力，想把工作做好，然而，英国人把制度带走了，董建华团队根本无制度可依，富商出身的董建华就不得不用商人思维来治港。

然而，也就是因为英国当年在政治方面的高压统治，所以让香港人对政治特别冷淡。由于香港商人缺少政治势力的支持，这种潜在的政治风险造就了他们急功近利、赚快钱的特点。而反映在思维上则容易重眼前利益，少长远布局，求快多过求稳。1998 年7 月赤鱲角新机场启用首天，即发生空前大混乱。原来新机场的计算机系统，尚未经严格测试能否负荷全线使用，政府部门还未协调机场有关部门，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启用，造成计算机系统故障，经济损失数以亿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看到楼价过高，立刻打压过热的楼市，却没想到楼价一下来，经济跟着下滑，而且银行的债权立刻产生问题；股市低迷介，立刻寄望于内地的QDII ，而没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股市存在的问题；财赤严重，立刻加税而未考虑加税进一步打击雪上加霜的经济，从而加重下年度财赤……“头痛马上医头、脚痛赶快医脚”，成了港府处理宏观问题的不二法门。

而后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也未使治理模式有根本改变。在港英时期确立的公务员队伍是香港施政的核心力量，在九七回归时，保留了全体公务员直通车，公务员管理制度不变。曾荫权接替董建华任特首后，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治理香港的长久有效的制度，颁发的法令几乎都是只有原则，而无操作程序，在几次外部经济形势的冲击下，香港以往的治理及发展模式即刻呈现问题，需要中央及内地力撑。目前在欧债危机阴影下，香港再次面临危机。

而北京方面囿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对港政策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诉求为主。在董建华任期时，基于其商人信奉的商业原则，绝对的利益导向，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北京要政策。北京为了支持“一国两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个人游和人民币业务等等。不能否认这些短期措施给香港经济带来重要利好刺激，市民得到某些实惠，但这也同时养成了对政策的倚赖。而后，公务员背景的曾荫权，本就是按部就班的性格，使得香港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政策的“救助”。

香港真正的危机已经到来

在粤港第一次经济整合过程中，香港的经济发展受惠于房地产、物流、贸易运输等行业，并且是在内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才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然而这么多年到今天，香港已经没有了可凌驾于华南的优势产业，香港未来不要说没有条件成为珠三角的龙头，反而很可能成为华南发展的“累赘”。观察人士认为这绝非危言耸听。

当初开通CEPA和自由行时，北京和港府都有一种期望，那就是用这种刺激措施使香港经济喘一口气，用以带动金融、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毕竟这些行业才应该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然而，零售业的急剧增长其溢出效应无法到达其它产业，反而使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的空间。而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亦难有好的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铺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

更严重的是，自由行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繁华景象甚为符合港人实用主义的心态。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曾荫权政府才终于大梦初觉，委任了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倡发展知识经济和“六大优势产业”，时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无论创意、环保、医疗或是科技等多么先进的现代产业，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恰恰又是香港经济的重心和痼疾所在。因此，旧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更加恶化了。

香港经历了代表富商的董建华时代，代表官僚的曾荫权时代，许多港人已经看到了出路不在于在物质和心理上定期领取惠港劵，而在于借助内地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财阀的合围，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

如今，梁振英新一届特区政府到位，应去思考，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再出发，尤其是利用粤港合作的机会，从而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上解决香港社会所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在观察人士看来，北京的扶持也不可以完全配合港府的短期微观施政方针，而应协助港府超越到长期的规划，以建立可与珠三角互补的优势产业，否则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到香港的稳定发展、长期繁荣，从而使得“一国两制”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