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代会海选赛 跨省调动利弊参半

【多维新闻】随着各省党代会的结束，省级核心领导层大规模异地当官的局面再次呈现在公众面前。经多维记者统计，31名省委书记中只有山东、陕西是属地任职，省长异地任职率亦高达74.2%。然如此“海选赛”却如同一把双刃剑，对地方治理始终处于中央总体控制状态下的中国来说，有利也有弊。

异地任职剑指权力场

备受关注的9位公安厅长系异地或空降任职一事的余温还未散去，十八大前31个省市党代会产生的新领导层颇高的“异地率”再次成为了坊间热议的话题。类似的跨省调动，也很突出地体现在各省组织部长的大幅外省调配上。

中共之所以将橄榄枝抛向五湖四海选官，最常被谈及的原因是“加强官员异地交流调整”、“切断裙带关系和当地瓜葛”。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中央空降或异地交流官员，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官员任命由一个或少数人决定的做法，对裙带关系、用人腐败和由于官员任用不当导致的其他腐败问题，至少能够起到牵制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海选赛”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中肯。被外界普遍认为有望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任免干部要坚持“五湖四海”原则，这一颇有深意的表达直指一些地方人事任免中存在的“山头主义”。现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也曾发出同样的表态——“要推进上下交流、地方与地方之间交流，保持本地干部与交流干部的适当比例。”

从制度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上，也明确规定了干部任用的回避制度。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其中对领导任职的“地域回避”做出的规定是，“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也就是说，县市级主要领导必须回避原籍或成长地，地级市党政主要领导“一般不得”在原籍或成长地任职。

塑料花，美而无味

有了党纪国法的“硬性规定”，自然也就可以解释五湖四海选官的原因了。然异地任职却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美，好比一束精美的塑料花，美而无味。异地任职最核心的目的是杜绝裙带关系和反腐倡廉，但事实上，依靠在距离上拉大地方官员与属地的制度设计来反腐，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并不如人们期待的那么大。

一方面，异地任职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权利与利益的结合，因此并不能彻底杜绝权钱勾结；另一方面，权利与利益的勾连，是不分掌控权利的官员究竟是出自本地、还是来自外地的，地域因素并不是防止权钱勾结的主要因素。再一方面，即使是本地任职的官员，在本地权利体系的诸构成因素之间具有相互制衡功能的前提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将权利用来谋取利益的。也就是说，地方官员中之所以总是出现普遍的权钱勾结现象，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权利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

此外，异地任职还有诸多显在的弊端。首先，异地任职并不一定就能保证领导干部不任人唯亲。尤其是随着现代交通、通信工具的快速发展，往往是干部异地刚一任职，远在家乡的各种关系就会瞬间被激活，关系网随之铺展开来。如薄熙来事件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携带“亲眷”任职相当于直接把原来的权利网搬了个家、裙带关系带来的权钱交易随着权利的延伸愈发猖獗。其次，异地任职可能导致干部的“短视效应”，具体而言，就是官员很少再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品格，而是一心思量着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以便获得向上升迁的机会。各地屡屡出现的盲目建设、形象工程、GDP崇拜症就是例证。再次，异地任职加大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成本，加之人事任免权掌握在上级手中，也即权利来源于“上级任命”，所以自然而然强化了对上负责，弱化了对群众的服务意识。

说到属地任职的负面案例，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查一事。此案件中，牵涉十多人，5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其实，此案象征着不受控制的政府权利的变异，而非因为“她是中山人、又在中山任职”这么简单。与此类似的胡长清被判处死刑一案，则又将拳头挥向了中央空降可能存在的风险。作为中央直接下派驻省的官员，胡长清马失前蹄，跌进贪腐泥沼，并因贪污受贿数量巨大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高官。

其实，异地任职早在毛时代就已经开始。197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八个大军区司令对调，为的是“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将视角拉回到今时今日的中国，之所以还在坚持异地任职，主要是出于反腐倡廉及切断属地裙带关系的考量。然事实上，这种异地任职发挥的功效微乎其微。近20年中国20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被判死刑，其他级别官员落马的被依法惩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常言道，是金子总会发光。对于那些经不住诱惑、摇摆不定的官员来说，就算是异地任职，也很难“拴住”为权钱不断骚动的心。相反，如果官员本身是块“金子”，能将那些整天挂在嘴边的廉洁奉公精神落到实处，那么规避异地任职的诸多弊端在属地任职又有何不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成员均为属地任职，但却被公认为是最廉洁的班底。所以说，不管是制止贪污腐败还是切断裙带关系，抑或是促进各地互通有无，五湖四海选官、跨省调动都不是标本兼治的最优选项。贪腐和山头主义这个老大难问题，不是单靠异地任职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多轨制”齐发力方有可能达成实效。这一严峻考验，同时也提醒着那些将异地任职当做“一揽子”计划盲目实施的官员，“补牢”需在“亡羊”前完成，“亡羊”的缺口不止一个，故而“补牢”的手段也应更加多样化。

(泉野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