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中国：希冀习近平成为政治强人

【多维新闻】北戴河非正式会议结束，中共十八大的各项重要议题已经明确摆在台面。据悉，十八大很可能在10月中旬召开，会期为一周。目前最为核心的权力交接安排已毫无悬念，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核心领导人开始逐步走向最前台。相信习本人正紧锣密鼓筹建自己的执政班子。

作为中共认定第五代接班人，外界开始纷纷猜测习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他的执政思路和理念会把中国引向何方？从中国的前四代领导人看，他们都有鲜明的执政理念，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是开创了中国发展的两个时代，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上也烙上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基于中共领导人权力交替的程序、规范化，外界莫不以他们在位10年时间为周期解读中国的发展方向，但纵观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更为鲜明呈现的是以30年（前后）为一大发展时代的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中共历史上公认的政治强人不仅引领了这两个时代，他们的治国与发展思想也各领风骚3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一面铜墙铁壁，外部国际空间正在发生质变。可以说，中国又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转折点，重大调整前通常伴随的大辩论正在中国进行，“左右之争”又被抬上台面。与改革开放前的“不改革”就无法“存活”不同的是，今天中国面对的是实现民族和国家真正崛起的临界点，如果走错道路，中共和中国面临的是前功尽弃的危险境地。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不论习近平愿意与否，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转折局面，他的个人政治魄力将决定中国能否走入另一个时代。

毛邓时代的延续

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对中国而言不在于选出新的领导人，而是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口寻找下一位政治强人——由他来系统性地谋划中国发展，实施真正的民族与国家复兴之路。习近平“被迫”接手中国当前这个最大的课题，他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与魄力担当“革命者”这个重任，能否把握历史的再次往复，承接起毛邓的衣钵，继而开启新的时代则更加引人注目。

中共执政中国后，百业待兴。毛泽东用“政治的思维”探索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他操纵着中国意识形态的不断变迁，并掀起了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而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让这个政治决定发展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在这个疯狂的时代，羸弱的中国几乎是心甘情愿地萦绕在毛泽东独特地领袖魅力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很多错误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全局性、长时期的影响，但毛泽东也用他丰富的革命经验与政治智慧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理论前提和制度基础，开创了适合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对外国际关系长远谋略。

毛时代的经济实际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至1978年为止，中国的官方数字显示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人民币，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多，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人民依然贫穷、技术比较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此时的中国又到了一个关口，历史的抉择清晰地表明中国需要一场拨乱反正式的“革命”才能让中共执政的中国继续“存活”。在这样一个必须改革的关口，邓小平的第三度上台不仅成就了中国此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代。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尝试“温饱与小康”为目标经济发展策略，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在邓的统筹领导下，中共对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试图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此后的岁月，中国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小群人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向商业社会转轨。但改革开放至今，并不是一帆风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这个历程中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侧重确立上层建筑中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则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促使生产力最大效能的发挥。江泽民随后又用三个代表的概念重新梳理了上层建筑关系，中共开始允许他们的“敌对势力”加入中共队伍中，那些改革中先富起来的商人们，依靠手中的资本与资源并且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现如今，权力与资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在成为中国最为核心的关系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

胡锦涛顺利接班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修正”改革开放跛足走路的局面。在总结了前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得与失后，借用“科学发展观”继续调整生产关系，同时更为务实地发展生产力。即将完成历史使命的胡锦涛在其任内，明显采取了向左走的路线，更注重公平、公正，主张“以人为本”；更多关注民生问题，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状况，以及民众在福利、住屋、教育和医疗所遇到的困难。但科学发展观不足以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核心问题，短短的十年也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好中国发展的方向问题。

再度混沌的中国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历经了两个时代，尤其是实用主义至上的30多年改革开放，不仅在财富方面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资本积累，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前景更是无与伦比。但中国也开始迷失了自己，因为它太渴望崛起，太渴望肌肉的强壮，实用主义至上的急功近利发展方式，让崛起的中国也伴随着明显的“骨质疏松”症状。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就提到：这种实用主义最后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唯利是图、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在社会文化层面将中国人导向了金钱至上的市侩式追求，颠覆了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尽管这种实用主义曾有效地引导中国走过了30来年的改革，但近年来，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政府想推广“软实力”，让全世界接受“中国模式”之时，才发现“经济利益至上”的中国价值观是如此缺乏吸引力，这不能不说是邓的实用主义“理论”带来的后果。

改革开放最为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但也被普遍公认，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问题日益严重。虽然大陆学界和官方都不愿承认，社会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确开始出现阶级矛盾。而事实上﹐中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论述，其实是间接承认中国大陆出现阶级矛盾的问题。

阶级矛盾，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或对立而引起的，这是阶级产生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在接二连三的发生质变。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强硬、果敢的朱镕基在主导中国国企改制时触动了千万计国企工人的铁饭碗，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集体上街游行，堵塞交通要道，围坐铁路轨道……此时，开始被中共当局称为“群体性事件”的示威游行尚处于利益直接攸关者相对温和的抗争。

本世纪最初的5年左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借鉴了更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方法，权利和资本开始呈现出紧密衔接的趋势，贫富差距也正在被迅速拉大。包括与计划体制脱离关系的很多中国人并没有适应这种剧烈的商业发展，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此时也被冲的七零八落。人们面对种种的不满与不公，开始发泄心中的愤懑，此时的社会矛盾随即出现了质变，往往呈现出某“弱势”个体受到侵害，其他非利益攸关者会予以声援，同仇敌忾。近些年，中国社会经历了种种阵痛后，经济发展仍旧在单兵突进，它带来的发展矛盾更加激化，民众开始借助某个事件主动参与到“非法”的示威游行中，甚至与政府对抗的暴力行为频频出现，中国民众似乎根本不相信政府，仇体制、仇官、仇富已相当突出，甚至很多人期盼着发生某些对政府不利的事件。这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乃至对抗的质变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执政者的合法性开始被广泛质疑。

不能回避的新时代

如果说毛泽东是充满理想的，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主导中国发展的时代；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实干家，开创了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时代。毛邓的共同点是，他们当时都处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个混沌时期都有足够的个人政治魄力与能量，在混沌中拨开云雾寻谋划出一条适合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道路。因此毛邓被公认为是中共执政后仅有的两位“政治强人”。

当然，毛邓所面对的“混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毛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让他在美苏两大集团冷战的夹缝中去寻找混沌的新中国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及他打下的最为纯洁的党的队伍遗产，充分利用他们革命热情，发掘他们被“压制”的智慧，用改革开放把濒临“破产”的中国再一次从混沌中拉了出来，实现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循迹毛邓两个时代的历史轨迹，他们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各领中国几十年，必须具备两个先决因素：第一，中国面临不能回避的重大历史关口，不进则退，甚至有彻底崩盘的可能；第二，是否出现有足够强大“革命”意志和洞彻全局的领导者，并能顺势为中国谋划出一条相当长的成功发展路线。傅高义在总结邓小平为何能推动中国走向今天时曾说，“缺少威信不能做，缺少背景不能做，缺少经验不能做，都合起来才能做这么大的”事情，邓小平兼具三者，所以才能推动这场改变了中国的改革。

如今的中国，混沌局面再度出现。习近平所面对的混沌比改革开放之初又有了极大的不同，是国富之后如何走向全方位强盛的系统性的道路设计，是中国究竟向哪儿去的问题！习所面临的难题首先是“治党”和对陈腐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打破与重塑；他还要面对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摇摆层（弱势群体、中产阶层、既得利益集团都对现状不满）等。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复兴之路成为空谈，中共更要面对十分危险的死胡同。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习近平是否有强大的“革命”意志，是否继承了父辈的革命斗志呢？习近平的履历说明他经历过很多考验和磨难，能够体会民间的诉求，因此他被称为知青一代的领导人。他同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权利的金字塔尖，清楚中国是如何发展到这个阶段，当前又存在那些急需解决的弊病……

外部对习近平的评价更多是积极性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就认为他是有想法的人，“有强大的感情自制力”；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结束访华后评价习“强势而务实”；而更多的信息显示他是一个“保守、淡然、意志强烈”的人，但也“难以读懂”，“从第一天起，他从不显示他的手腕”……这些评价似乎都在暗示习近平是一位有大气魄的潜在政治家。

虽然已经有很多评论认为习近平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邓小平，中国的现实也让他具备成为改革家的机会。但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清晰的表明，当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开启之时，局势的演变不受人的意志左右，不论外界对习近平有如何高期望，又有何种评价，当他面对局势的演变，能否不断驾驭意志的转移，才是考察他成色的时候。当习近平坐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后，既要求他成为一名意识形态的政治家，又要当一个实用主义的革命者，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寻找出一条系统性的全面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更激动人心的前景。

(高君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