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的一句话让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生前对毛远新很器重。当年，毛远新在政界也一帆风顺，27岁就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又当上了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代表毛泽东参与中央的工作。正当毛远新春风得意之时，却于1976年10月被“保护审查”，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

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盛世才突然反共，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抓了起来。毛泽民一家三口都被关进了监牢。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3岁的毛远新继续坐牢。1945年7月，经组织营救，未被盛世才杀害的共产党员得以出狱。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4岁多。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自然想起一直跟随自己干革命的亲弟弟毛泽民，他百感交集，对毛远新也格外钟爱。

后来，当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时，毛远新也随母亲去了南昌。但朱丹华认为，毛远新毕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远新送到他伯父毛泽东那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开完会，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10岁的毛远新很聪明，心情格外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把毛远新拉到自己身边，看了又看，还让毛远新在自己身边坐下。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出：“小豆子”(毛远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学。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当即同意毛远新到北京来。江青也非常高兴，说：“小豆子”就住在我们这里好了，到育英小学去读书，和他姐姐(指李讷)同在一个学校，这不更好吗?毛泽东同意江青的意见，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毛泽东心里很喜爱毛远新。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关心他、培养他。但毛泽东工作忙，毕竟在生活上对毛远新照顾不周，江青一则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二则她自己无子，毛远新又与李讷的年龄差不多，也就把毛远新视同己出，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时间一长，还真的培养出了类似母子的感情来。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江青则总是叫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

毛泽东虽然工作忙，但对毛远新在政治上却是十分关心的。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他对毛远新在政治上的关心也与常人不同。他从不给毛远新任何特权，不让毛远新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相反，却在各方面对毛远新严加要求。毛远新自己也十分自觉。因此，直至毛远新在中学读书时，同学们还都不知道他的身世。毛远新仍然如同在小学时一样，衣着朴素，待人随和谦逊，读书刻苦，成绩极好。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101中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好，101中学决定保送毛远新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当学校把这一决定告诉毛远新后，毛远新高兴地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他满以为伯父会为他而高兴，不料，毛泽东听后却直摇头：“保送，不算本事。自己考上，才算本事。”毛远新听伯父这样说，立即表态：“我不接受保送了，我要参加考试，我要自己考上大学。”毛泽东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毛远新说：“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了,毛泽东一听，很高兴，笑着说：“要说难考，就是北大、清华难考。”喜欢理科的毛远新稍加思考后，马上说：“我就考清华!”当年，毛远新进了考场，几场考下来，考得很好。他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进清华读书后，还是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在“哈军工”学习时，毛远新仍然保持了过去读小学、中学时形成的艰苦朴素、学习刻苦、待人随和的作风，学习成绩仍然是拔尖的。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从前一样，经常在毛泽东身边。7月5日，毛泽东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谈到了大学毕业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他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毛远新回去后，把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记了下来。

不久，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被高教部负责人知道了，高教部的领导同志主动请示毛泽东，要求内部印发毛远新记下来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以促进教改。毛泽东同意了，还破例同意在这个内部文件上写上毛远新的名字，题目就叫《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此文件一下发，很快传遍了全国教育界，自然也传遍了全国。毛远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为全国所知晓，也为中央高层所注意。毛泽东是不是用这种方法让毛远新踏上政界，现在的人们无法猜测，但毛泽东破例同意大学还未毕业的毛远新的名字上中央文件，并且向全党公开他与毛远新的亲密关系，的确对毛远新十分有利。

对于毛泽东有意培养毛远新这一点，连“文革”时期进入中央的姚文元也感觉到了。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觉得，毛主席是不是(有意)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搞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去见毛泽东，主动向毛泽东讲了自己要下基层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打算。毛泽东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而是去了军队，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这大约是因为“哈军工”的毕业学生基本被纳入部队系列的缘故。

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已经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正好，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刚刚毕业离校不久的1965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回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军工”，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已经在全国广为散发，毛远新也就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接近“红太阳”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军工”后，很快就有许多青年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毛远新借此机会，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成为这个造反团的领袖。这个“造反团”迅速扩大，成为左右“哈军工”乃至黑龙江政局的重要组织之一。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政治人物，对毛远新也格外瞩目。在东北，毛远新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1968年5月，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经中央批准，毛远新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从此，毛远新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此后，担任了辽宁省军政要职的毛远新，也忙了起来，但他没有忘记与中南海联系，更没有忘记与江青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为“妈妈”，在政治上，他也紧跟江青，听江青的话，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办事。毛远新在辽宁抓张铁生“白卷英雄”这个“典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张铁生被推荐上大学。当年规定，被推荐者要参加一定的考试，尽管当时的考试科目很少，题目也很简单，但也能够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进了考场的张铁生，面对简单的考题就犯了难。他灵机一动，干脆不去答题，而是在考卷上写了一封信，说这种考试制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教改的指示精神，云云。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反击所谓“教育界右倾回潮”的机会，便决定树张铁生这个“典型”。他把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后，直接上报江青。江青通过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大树“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所谓“右倾回潮”的政治风浪。张铁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样上大学，此后又被毛远新提拔、重用，而全国工农兵上大学，再也不必经过考试了。

毛远新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合乎“四人帮”的口味，经过“四人帮”的加工、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毛远新在“四人帮”心目中则成了有“创造精神”、能坚定地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参加新疆建区20周年庆祝活动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感到，毛远新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他很高兴。他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后，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留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参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担任着在辽宁省的领导职务，一个也没有去掉。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从一开始就说邓小平的坏话。

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的，并由此对邓小平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清华大学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