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或是中共最弱和最不安稳的领袖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有消息传出，胡锦涛与习近平两人在党内推动党内民主，希望增加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委员会的候选人人数，如此一来连带地政治局常委名单也将有可能有变量。然而党内民主的推动并非完全被看好，许多人认为党内的反对声音不会使这一小步改革成真，尤其党内民主并不表示共产党已经渐渐向西方所理解的民主前进；有学者就曾经表示，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推“党内民主”，以西方民主的观点来看或许是一个自我矛盾。

在一些分析家对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前景感到乐观的同时，也有观察家在分析中国政治现实后得出不同的结果。

习还缺少政治盟友，胡锦涛还是中国政治场域中大老。

与胡推动党内民主选举恐落空

胡锦涛在十八大第一天的报告中表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提出中国必须进行的几项任务中，胡也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要点。

除此之外，也有消息传出胡和习两人在党内推动更竞争的民主选举。但路透社表示，对中国抱有落实完全实质民主的期待似乎是枉然，关于这点，在十八大召开前一天，十八大新闻发言人蔡明照也给予证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在11月7日问蔡明照，中国是否最终会进行民主改革和民选选举？蔡明照表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中国的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路透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导皆将蔡明照的响应视为是中国政府对一党执政的肯定以及否定开放多党政治。

未来政改之路坎坷

美联社表示，新一代的领导者是否真的想带领中国往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习和其它可能的高层领导人皆在地方省分和官僚体系里建立起能干的行政长官形象，但他们并不是政策的开路先锋。假使他们计划进行有野心的改革，他们还是必须面对党内的既有利益团体：受保护的国有企业和在现有体制下获得金钱和权力的保守官员。

尽管过去几个月中，评论家、退休党员和政府智库等皆呼吁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根据蔡明照的发言或胡锦涛的报告，共产党的确不像是要大幅改变、往更开放和多党民主的政治体制走去。

人大本身也不太可能委任习近平和他的同僚们进行彻底改革。他们与胡锦涛、退休资深党员、有影响力的资深官员和军方有一连串的交涉活动，而当中的复杂性又因薄熙来等接二连三的丑闻影响。美联社认为，在十八大前来来回回交易下的结果，会是一个试图继续保持各个利益团体权力均衡的领导层，而这种手法在过去10年中也的确是一个适合渐进式政策推行的良方。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访问中，布鲁斯金学会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也表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群会是到目前为止背景最多样化的。“这种多样性在于领导人的教育背景、政治生涯道路、政策倾向以及世界观。”李成说。而习近平带领这样的领导群，挑战就是维持多个派系间的权力均衡。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尽管外界皆藉由这个权力转移的时间点提倡经济与政治的改革，但习近平与他的领导团队欲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希望的确不是很乐观。

统治模式将会充满变量

在美国有线电视(CNN)博客上发表评论的北京作家江学勤认为，习近平面对的那些伤害中国经济的既有利益集团──地方官员、国有企业、银行与地产商，是江泽民时代兴起并在胡锦涛时代巩固权力位置。

现在中国渐渐恶化的不平等、贪腐以及金融缺失，将使整个经济脱轨，而于此同时，共产党的权威和合法性也将被消蚀殆尽。评论者也认为在胡锦涛任内政治压迫加剧，也使得情况更为恶化，因为共产党内就是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大权在握。

江认为习近平接班后，外界不能以习的心理状态和个性来判断他将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真正可以了解或预测政策和行动的，是习所在的政治位置和情况。这表示习近平接下来的统治会是非常不规则的、矛盾的、甚至是令人失望或危险的。江表示若要知道为何如此，就必须看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其任内如何有效地边缘化江泽民、最后夺取最高统治权。

可用博弈论分析预测中共接班

10年前当胡锦涛接班江泽民时，许多人怀疑他是否能逃离江泽民的权力阴影。但胡以拒绝江泽民具有争议性的政策项目、同时削弱江派人马的方式甩开了江的束缚。胡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绝佳的马基亚维利策略运用者，但现在看起来，胡的行动也可以博弈论分析来预测。

《自动化之路：算法如何改变了世界》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斯坦纳(Christopher Steiner)在书中提及政治科学家布鲁斯?麦斯奇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的计算机算法(computer algorithms)。麦思奇塔的算法专注于博弈论分析或是国家在短期间如何最大化自己国家利益的分析，而这种算法比美国中情局过度强调人的心理层面和个性的分析手法，更有准确预测世界情势的能力。

江学勤也提及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深入研究、美国前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传记。江表示，即使卡洛对约翰逊有深入且广泛的调查与研究，他还是无法真正将约翰逊政治生涯中的不同阶段连结起来。

林登?约翰逊作为年轻的德州国会议员时，他代表他政治赞助者的商业利益；当他作为参议员时，他以与有种族歧视背景的南方参议员结盟来积累实力和声望；当他是美国总统时，约翰逊又背叛了他曾经的南方盟友、让1964年的民权法案通过；直到最后在越战争议中，失去他的政治生涯、声望和遗产。

致力厚实其政治基础

江学勤表示，习近平的走向不会与胡锦涛和约翰逊不同，他也必须玩权力的游戏。习接手的很有可能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弱也最不安稳的领导人位置。

第一，他有个脆弱的政治基础，薄熙来丑闻已经将“红色贵族”、太子党的声誉搞砸了，而太子党也是习近平的盟友。第二，胡锦涛在拥有全球名望和受重视的时间点上离开，对胡和胡的盟友来说，或许他根本不该离开。

在习现今还缺少政治盟友以及胡锦涛还是中国政治场域中大老的情况下，习近平将理所当然地专注于增强他的政治实力、建立政治基础。他同时会试图以一种两面手法的方式削弱胡的权威，而这种两面手法会是矛盾甚至是危险的。

大玩危险的两面手法

习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域，将会先提倡政治和经济改革，就如同胡耀邦和赵紫阳在1980年代为了逃离邓小平的政治恩庇阴影所做的一切。这对习而言是个合理的作法，毕竟他不会有推行重要改革而后导致政治反弹的政治权力。但是当习在提倡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同时，胡锦涛就被迫支出政治资产、资源和权威，以对付日渐高涨的改革呼吁声。

江学勤并表示，习的第二个行动将会更令人不安。江认为习近平会试图讨好中国军方。中国解放军作为一个机构不会不了解政治权力来自武力和军权，因此它觉得自己不够受中国共产党重视。

共产党在1989年学生运动时召集解放军镇压学生，这严重地伤害了军方的声望。但对军方而言杀伤力更大的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前20年强迫军方必须有自己的收入，这导致军方内部出现严重的贪腐行为。

现在的人民解放军是由新一代的军官管理，他们专业且教育程度高，但是同时也是高傲和毫无战争经验的一群。他们至今在南海以及其它地方表现出对胜利的执着，因此他们也将会选择跟随任何愿意将帝国梦想建筑在高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的领导者。

西方人和中国人皆会为习近平一边提倡法治和增加媒体自由度、一边却为中国解放军在南海的挑衅动作背书和提高海军武器费用支出的两面手法感到迷惑且不安。但很明显地，习近平知道这只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开始。

习近平2012年2月17日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洛杉矶会见出席中美省州长见面会的两国省州长。

外交上缺乏完整政策架构

与江学勤对习近平军事外交的分析相呼应的是伦敦政经学院政治系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论点。文安立在彭博社网站上发表文章表示，习近平很可能为使在国内的改变顺利进行，而对外采取民粹外交的路线。

习至今已经在许多对外事务上与中国年青人的民族意识站在同一阵线。举例来说，他曾经表示，中国至今在面对美国、日本和北韩时都太软弱。

但同时习近平也是实务主义的。这表示他将不会有干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长的举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90年来已经成长了不只30倍，尽管现在经济成长已趋缓，但它依然是世界上大经济体中成长速度最快的。

而新领导群的外交挑战也就在这里。文表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目标是为中国谋求最大利益，但是这其中却没有任何的策略在运作，甚至也没有一个可行的政策，除非中国的目标就是为自己在邻近地区树敌。

即使在亚洲，中国也没有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架构。在南海的争议上，中国政府被逐渐民族主义化的舆论驱使，外交政策只有单一原则：为中国巩固更多领土。假使中国对邻国的态度持续强硬，连任成功的奥巴马将可以在东亚找到许多希望与美国合作的盟友。

习近平和他主要的外交顾问了解这个情势。但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知道如何改变这个情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皆没有多少外交事务上的训练和经验。

应着重发展与世界友好策略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对外交事务的策略非常在行，因为他们可以有远程的计划，反观西方政治家则受选举和议会限制而无法有同样的远景。

然而，文安立认为，这种由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提倡的对中国领导层的理解，现今已不再成立。上一代的中国领导层普遍地短视，对国际事务也相当地不了解。他们并不常出国、也不与中国国内的外国人往来，他们认为国际事务很难理解、也担心会在外国观众前丢脸。

另外，中国也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交政策的机制向领导群提供建议或执行政策和计划。理论上中国政府内部有个外交事务的小组，为中国最具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进行政策协调。但很明显地这个小组并没有在政策协商上作出什么成绩。中国外交部虽经常与党的部门和机构有外交事务上的摩擦，但军方有时甚至像是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全然不与党或政府进行协调。

在外交政策上扮演强硬的角色会为中国的政治人物带来政治利益，就如同在美国或英国。但是，文安立认为，在没有一个清楚且经协调的政策和有执行力的官僚系统的情况下，领导层很有可能会被短期的民族情感绑架，而这并不符合中国的长程利益。

习近平展现了比胡锦涛更为重视实践的领导风格。在习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同时，外界期待他在重大外交事务上有更多的作为。文安立认为他的接班代表不仅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皆可能有改革的机会。比起诉诸简单的民族主义，或许习近平更应该发展一种可以同时获利也与外在世界友好的策略和机制。